崇祯二年（1629），张溥和他的同乡张采，在吴江县令熊开元的支持下，于吴江召开尹山大会，宣布合南北各地文社为一社，成立“复社”。即希望与四方之士兴复古学，故因名之为复社。复社继承东林遗志，以振兴经术、恢复古学、培养人才、维护封建统治为宗旨，当时的人们都把他们亦视为东林党。张溥为复社订立章程、制度、规范。复社成员遍及全国各地，党羽遍天下。仅有姓名可考者，就有三千零二十五人。一些复社成员后来还考中举人、进士，迈入仕途。
崇祯六年（1633）三月，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第三次大会，各地到会者千余人，座无虚席，会场内外人山人海，被围得水泄不通，热闹非凡。其场面之大，非常罕见。这是复社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盛会，它标志着复社和二张（张溥、张采）的名望达到了顶峰。然而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由于复社对科举的重要影响，各地士大夫、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复社，造成复社会员成份复杂，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势利钻营的小人。这样，复社由文人读书会友之地转变成追名逐利之所，绝非张溥初衷。张溥本人企图通过广收门徒，把持科场来左右政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如今该理想便只有落空。由于复社成员大多以文学着称，只有一部分人进入仕途，而且职位较低，所以对朝政难以形成较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形下，张溥不惜使用非常手段，以操纵政治。崇祯十四年（1641），张溥利用自己的声望到处活动，帮助前首辅周延儒重新进入内阁。周延儒再次入阁后，一反温体仁执政时的弊政，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为之一新。但是，周延儒等人过于贪婪，在对清军的作战中又贪生怕死，谎报军情。崇祯十六年，周延儒等人被赐死。复社也因此受牵连而被攻击，复社运动从此走入低谷。张溥已经于崇祯十四年（1641）去世。复社成员后来有许多在明清战争中殉难。顺治九年（1652），复社为清政府所取缔，与东林党遇到了同样的遭遇。
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但是政治腐败，百姓负担沉重，生活艰难，社会风气败坏、矛盾尖锐、内忧外患加剧等诸多问题，与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为了恢复传统文化，拯救黎民，振兴国家，抵御外辱，一些对现实不满、卓有远见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和失意被贬的官员联合起来，组成各种团体，修身讲学、评议时政。东林党和复社是当时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士人团体，他们怀着满腔政治热情，“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兴学复古、崇尚实学相号召，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密切关注国家、社会、民生，并实际地参加政治斗争。他们的行为，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他们也因此被奉为知识分子的楷模而备受尊敬。然而他们毕竟是封建士大夫，脑中充满顽固的忠君思想，这种思想与他们的爱国观相互交织，使他们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们利用明末内阁的频繁更换之机踏入了仕途，也曾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情，但难免受权势金钱的迷惑，摆脱不了争权夺利、趋炎附势之流弊。
（第五节）崇祯：有心无力，徒呼奈何
明思宗朱由检，明朝末代皇帝，大约1627-1644年在位，年号崇祯，所以也称崇祯皇帝。他是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天启七年（1627）八月，其兄熹宗朱由校病死，熹宗无子，朱由检以信王入即大统，成为明代的第十六位皇帝。
一、剖析思宗
思宗继位之初，朝政把持在魏忠贤的手中。魏忠贤根本没把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照样专横跋扈，肆无忌惮。为了不打草惊蛇，他继续任用魏忠贤，却暗中陆续将他的党羽罢免，从而将魏忠贤孤立起来。最后，思宗果断下令将他贬谪到凤阳，随即又下令逮捕魏忠贤。魏忠贤畏罪自缢，思宗下令磔魏尸于河间（魏的家乡）。接着，对阉党进行严惩，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曾经不可一世的阉党，受到了致命打击。在惩治阉党的同时，思宗又下令平反冤狱，起用天启年间被阉党罢黜的官员。另外，他全面考核官员，禁止朋党，严禁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防，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剑，托付以收复全辽的重任。思宗继位之初的几项政策，显示了他勤于政事、雷厉风行的性格，赢得了大臣们的拥护和赞誉。思宗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庸的做法，使人们看到了一线王朝振兴的希望。但是，随后他却又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使得本已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陷入了更深的渊潭，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现将明思宗的性格缺陷及其表现列举如下：
性情急躁。
明思宗的这一性格，在行动中的表现一方面是勤于政事。思宗继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他急于兴利除弊，平息内忧外患。崇祯元年（1628）思宗就下诏说：“非盛夏祁暑，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很少懈怠。他总是事无巨细，事必亲躬，亲自处理各项政务，批答奏章。有一次，因为不舒服而临时传免早朝，他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评。崇祯既感激又羞愧，亲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史书称赞思宗说：“他在位十七年，勤于政事，鸡鸣就起床，很晚才睡觉。”这一点，思宗和他的先祖朱元璋很相似，但是他的能力却与之相差甚远。
性情急躁的另一方面表现就是急于求成。平心而论，思宗的急于求成是可以理解的，他想做一位明君，却生不逢时，他不愿看到祖宗栉风沐雨换来的天下毁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他要尽快挽回亡国的命运。但是他却缺乏治国的本领，他没有认识到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农民的剥削太重，使他们无法生存，才揭竿而起。他仍然不断加派“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加重人民的负担，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越烧越旺，终将成为燎原之势。顺天知府刘宗周上疏认为：“求治太急，不免于见小利而窥近功。”劝思宗免除薪饷，以笼络人心。而思宗却认为：“慢则纠之以猛。”不听劝谏。面对清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他一味主张进攻，他不懂军事，又不会用人，使得前方统帅动辄掣肘，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当时明清双方的态势是：清强明弱，清军处于攻势，而明军处于守势。但是明朝后方地域辽阔，农业发达，易于筹集粮饷，应该采用持久战术，避免与清军决战以保存实力；而清朝方面虽然军队战斗力很强，但是地域狭小，又多以牧业为主，物资粮饷筹集困难，希望速战速决。针对双方的这种力量对比情况，宁锦副总兵祖大寿建议说：“清兵太强，难以与之硬拼，可用车营法，步步进兵，使清兵无机可乘，在慢慢逼迫清兵出塞。”蓟辽总督洪承畴采纳了这个建议，而思宗以师久无功，命兵部职方司郎中方若麒去催促进兵，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与祖大寿被俘。思宗一味进攻的主张正合了清朝的本意。
虚伪的节俭和真正的吝啬。
思宗是个很虚伪的人。据史载：思宗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卖掉，换回数万两银子填补国用；一天在听讲官给他讲学时，他的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他不时地把袖子塞进去。其实，思宗的节俭并不是出于真心，他只是为了给朝臣们装装样子，从而赢得他们的同情，让大臣们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以作国用。
思宗在位之时国库银两所剩无几，而他自己的内库却存有大量金银，但是他却不愿拿出来。他知道皇亲国戚拥有大量财产，便下令让他们捐献银两。他让外戚武清侯李国瑞贡献四十万银两，李国瑞见数目巨大，死活不肯出，还索性耍起了无赖，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用器皿什物则拉到外面变卖，以示一无所有。这令思宗怒不可遏，遂将李国瑞下狱，并剥夺了他的爵位。李国瑞不久便惊惧而死。大臣们纷纷抱怨崇祯不顾恩义亲情，更联合起来抵制募捐。思宗自己也感到后悔，便下令发还李家的财产。捐献之事不了了之。
捐献未能奏效，思宗又求助于户部。大臣们都知道思宗内库丰盈，反复上疏劝思宗拿出以充军饷。这对于嗜财如命的思宗来说，无疑是要他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单刀直入，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然而思宗却始终不权衡出这其中的利弊。后来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这么多钱，足够支付明军三四年军饷，若真是拿出来赈灾助饷，恐怕明朝也不至于这么快就灭亡了。
思宗假装节俭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想为群臣做个“表率”，让大臣们也节俭、清廉。他似乎很天真，认为大臣们都是傻子，就他自己聪明。他不知道官员贪污腐败的真正原因是政治制度使然，而决非简单的道德问题。明朝官员的俸禄是历朝罕见的，正二品的尚书，一个月也只不过六十一石，还不到一百两银子。官员们除了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外还要打点上司。大清官海瑞为其母做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后来海瑞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可见在明代做个清官是多么难。在这种超级低薪的条件下，官员们为了生存就不得不贪污受贿。思宗不弄清官员贪污受贿的深层原因，却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而他自己却拥有大量的私人财产，还接受四方官员的进贡。这令人感到非常不公平，人们也不会响应他的号召。
性格多疑。
思宗性格多疑，表现在行动中就是对各级官员都不信任，经常更换官员职位。在崇祯朝的十七年里，思宗一共任用过五十多位内阁大学士，而整个明代内阁大学士也不过一百六十余人。六部和都察院的长官更换也同样频繁，像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他共任用过吏部尚书十二人，户部尚书八人，兵部尚书十七人，刑部尚书十六人，工部尚书十三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百三十二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他满意的人选来。
思宗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和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思宗处死就是战死或被俘。
是非不分。
明思宗是非不分的表现之一就是不会用人。他继位之初改革用人制度，非进士也可以入阁参政，尽管做到不拘一格，但是所用之人却少有贤能之士。他锐意求才，却不知孰为贤人，所用皆貌似忠诚实则是奸邪之人，既不能团结百官，也不能在危难之时有所作为，补益时局。以内阁大臣（宰相）为例，思宗在位十七年，共有五十多人出任阁臣，而真正有才能又为人正直的人却寥寥无几，如刘鸿训、钱龙锡、孙承宗、文震孟等人，但却不为思宗所重用。阁臣中大多是一些碌碌无为之辈，而受到思宗重用的是那些为正直之士所耻而与之为伍的人，如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王应雄、陈演等，他们胆小怕事，不思进取，浑浑噩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崇祯也任用了一些人才，但是他因为急躁，偏狭，多疑，或用之不专，或刻薄寡恩，或严刑随其后，使得所用之人难以施展才能。内阁与督抚动辄得咎，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
另一个表现就是滥行诛杀。崇祯在十七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不计其数，仅辅臣（宰相）就有一人、尚书四人、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侍郎以下的官员更是无数。蓟辽总督袁崇焕之死成为千古奇冤。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登科入仕的士大夫们甚至认为拜相入阁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得罪这位喜怒无常的皇帝，转瞬之间就会一命呜呼。
反复无常。
这一点在行动中的表现就是，他三番五次地罢免宦官，又重新起用宦官。崇祯元年（1628），也就是他清除阉党的同年，他重新起用宦官监军、镇守、掌管部务。崇祯八年（1635）八月，他又下令撤各道监视太监。崇祯九年（1636）清军南下，思宗再派宦官镇守、督师，武将也要听从宦官调遣。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撤各镇内臣，次年停止内操，不准内臣（宦官）干预外政。十五年（1642）正月，罢提督京营内臣。十七年（1644）二、三月，思宗最后一次起用宦官督师。
思宗之所以对宦官罢了再用，用了再罢，如此反复无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对文官集团的不信任；而宦官能否专权，则完全取决于皇帝。他认为文臣误国，这一想法直到他最后自杀都没有改变。从最初的“外廷（朝臣）皆不足恃”，“士大夫负国家”，到后来的“诸臣误朕”，“内外诸臣误我”，就是他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是他在慨叹“文臣误国”的同时，还寄希望于大臣们能“悔过自新”。崇祯八年，他再次罢免各道监视太监后，下诏说：“朕不得已永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也欲诸臣自引罪，近经制初立，兵饷稍清，诸臣应自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
思宗所谓的文臣误国，是确有其事的，一些官员的确办事不力，贪赃枉法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如此；如认为袁崇焕叛变降清，更是大错特错。思宗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反映了他对文臣的态度变化，他对文臣的偏见日益加深，甚至认为文臣个个可杀。而他任用的宦官不仅能力有限，贪赃枉法较之文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重用宦官的结果，非但没能让诸臣自省，反而加深了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让士大夫感到失望，增加了他们的离心倾向。
综上可见，思宗的性格缺陷太多了，几乎人性的弱点他都占全了。而且，任何一个弱点都足以导致他的失败。如果说他初政时的勤于政事，给人带来的是希望的话，那么，当他的一系列性格缺陷暴露无遗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就是失望了。
二、清军入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