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葛兰姆的目标是从事成本较低且有利可图的投资，以充分运用现金。因为知道有无数企业的股票正急于求售，葛兰姆已经发展出特殊的指导方针，帮助他对某一购买机会说“不”。他承认这比说“好”来得重要。他在找导一个“有挑战性、不需要庞大的资本支出，而且有合理议价能力”的企业。此外，他强调“我们对自己了解的企业有强烈的偏好”，也给与它们机会，“我们比较喜欢将钱投资在一次大的赌注上，而不是将我们的资金广泛地散布在许多小的投资上。”葛兰姆的收购方式是模仿巴菲特在柏克夏哈萨威的策略。
巴菲特曾经告诉我们，就算一份三流的报纸也能赚得相当的利润，因为市场对报纸并不要求很高的标准，完全是同业者的自我要求，而且在同业间，经营者的高标准和能力，决定了企业盈利的多寡。1973年，假如巴菲特曾在加内公司、骑士报、纽约时报及时代镜报集团等报社上投资1000万美元，如同他在华盛顿邮报公司做的投资一样，那么他的投资报酬率会高于平均值，反映了这段时间报纸业独特的经营生态。但是巴菲特强调，WPC较其同业在市场价值上高出的2亿到3亿美元，“大部分是由于凯（凯瑟琳·葛兰姆）所做的管理决策，和大多数其他媒体公司经营者相比，有较好的品质。”凯瑟琳·葛兰姆头脑精明，低价购买大量wPc的股票。巴菲特也认为她很有勇气，能面对那些劳工工会，减少费用增加报纸的企业价值。
过去几年来，投资人购买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将其股价逼近它的实质价值，此举亦显示了他们的常识。巴菲特说柏克夏从它对WPC的投资中得到“三重利益”。首先，过去二十年中媒体企业价值不断飞涨；其次，公司实质价值的折价空间缩减；第三，因为公司买回股票的行动，使得公司每股的企业价值快速地增加。整体看来，股价的上涨超过公司实质价值的上涨。
1985年，当WPC的市场价值是15亿美元的时候，巴菲特担心公司每股的价值不能反映它以前的成长率。今天，在市场价值接近30亿美元时，这现象尤其明显。既然媒体公司已丧失了他们拥有特许权的优势地位，管理者应该另寻公司未来的方向。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东很幸运，因为他们有凯瑟琳·葛兰姆为公司做适当的定位。WPC实际上没有负债，且一直都能有效控制成本，此外公司也重视股东的权益。这些特性使得WPC在加入这个竞争激烈的企业环境中时，能更加突显出来。
当首都集团购买美国广播公司的时候，巴菲特被迫辞去华盛顿邮报公司委员会中的职位。然而8年之后，他的影响力仍深植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哲学中。
（二）GEICO企业
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美国经济的一个萧条期，也叫财务恐慌时期。而巴菲特却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遇，充分运用“安全边际”理论，积极收购那些有潜力的企业。继收购华盛顿邮报公司后，他在GEICO公司面临破产的情况下，对它实行了收购。”
GEICO企业是一个保险组织，其业务包括个人的产物保险与意外保险。它最大的子公司，政府员工保险公司（covernmentEmployees Insurance Company，GEICO），专为政府员工和军事人员承保其私用汽车乘客意外险。该公司也为房屋所有人及其他合格的申请者承保多种保险。另外一个子公司，GEICO一般保险公司（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替其他的申请人承保私用汽车险。今天，GEICO是国内第八大承保私用汽车乘客意外的保险业。
这家保险公司于1936年由名叫利奥·葛德温的一位保险会计师所建立，他原来的想法是成立一家直接以邮寄方式往来，且只为驾驶者承保意外保险的公司，但后来发现政府员工这个族群，发生事故的次数较一般人少些，他也知道直接销售保单给驾驶者，公司能够免除与保险经纪人有关经常性的费用，这个支出占保费的10％～25％，格德温计算，如果他将那些开车小心的人区分出来自成一族，而直接由储金发行保单，那就有机会成功。事实证明了他的想法，承保利润果真大幅上扬。6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亏损。
保险公司从保险客户身上得到的年度总收人称做保费收人。从这些保费中，公司负责在此年度期间对汽车驾驶提供保障。保险公司的支出包括保险损失、给付驾驶者的理赔或损失费用及处理理赔的行政费用。这些总花费不仅必须反映当年所需的支付费用，而且也要评估尚需支付的理赔金额。评估项目区分为两类：“理赔成本和费用支出”，也就是公司当年度预期的支付费用：“调整准备金”，用来弥补前几年短缺的准备金。一些保险理赔由于进人诉讼程序多年未获解决，所以时常牵涉许多法庭和医疗方面的事务，而必须支付相当庞大的费用。GEICO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它所签的保单不稳定，因而必须认列损失，还有它对早期准备金估算之不足。
1970年，大卫森退休而由华盛顿的律师大卫·克里杰（David Kreeger）接替，公司的经营责任落到诺曼·吉登（NormanGidden）身上，他身兼董事长和总经理，他接下公司后的一些作为，都显示GEICO正试图从它在1969和1970年所造成的准备金混乱中跳出。在1970到1974年间，新汽车保单的数量以年增率百分之上一的比率成长，而在一九六五至一九七0年时，平均只有7％。此外在1972年，公司正进行一项花费庞大且极具野心的管理分权计划，这个计划需要在不动产、电脑设备和人事费用上做庞大的投资。
到了1973年，公司在面临激烈的竞争状况下，降低了承保标准面且扩大它的市场占有率。美国也刚好于]973年取消价格控制。不久，汽车修理和医疗照顾激增。
1974年第四季，GEICO承保的保单开始出现损失。那一年，公司宣布了600万美元的保险损失，28年来它第一次认列亏损。令人惊讶的是，该年度保费对理赔的比例是5：1。尽管如此，但是公司仍继续追求成长；1975年第一季，GEICO宣布公司亏损更严重，而且宣称要删减公司股利0．8美元。吉登请米利曼暨罗勃森（Milliman ＆ Robertson）顾问公司研究使GEICO逆转此下滑趋势的方法，并提出建议。但研究的结果显示，公司的前景并不是很乐观。该顾问公司表示，GEICO的准备金欠缺3500万到7000万美元，而且需要引入资金维持生存。委员会接受米利曼暨罗勃森的研究结果，并向公司股东宣布。此外，委员会预计1975年的保单损失，会接近令人震惊的1．4亿美元（实际结果是1．26亿美元），股东和政府保险业管理单位都为此而惊惶失措。
1972年，GEICO的股价上涨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61美元，到1973年，股价减半，1974年，更进一步下跌到10美元，当委员会宣布预期损失金额的时候，股票跌至7美元。一些股东控告公司欺诈，提出共同起诉案对抗公司。GEICO的主管认为公司所遭遇到的灾祸，完全是因为通货膨胀及法庭、医药费用的增加所造成的，但其实所有的保险公司都面临到这些问题，GEICO的问题是以前它只为细心的驾驶者投保，而现在却从这种成功的传统中偏离开来。此外它没有再核对相关的费用，当公司扩大业务时，它对预期亏损的假设严重失当，以至无法涵盖那些更新、更频繁的理赔情况。在公司低估它保险亏损的同时，却又逐渐增加固定费用的支出。
1976年3月在GEICO的年会上，吉登承认别的总经理应该可以将公司的问题处理地更好。他宣布公司董事会曾经指示专门委员会，寻找新的经营者。GEICO的股价仍然疲软，股价已经降至5美元，而且继续下跌。
在1976年年会之后，GEICO宣布旅行者公司（Traveler"s Corporation）45岁的行销主管约翰·伯恩（John J．Byrne），将成为GEICO的新总经理。伯恩被任命之后不久，公司宣布上市出售2600万美元的特别股，以增加它的资本。但是股东已经不抱希望，所以股价下滑到每股2美元。在此时期，巴菲特不动声色且坚定地购买GEICO的股票。当公司即将破产之际，他投资410万美元，以平均每股3．18美元的价格买进129．4308万股。
1．GEICO的投资指导方针
保险公司能以二种方式获利：（一）借由他们发行的保单赚进利润；（二）借由保险客户支付的保费做明智地投资。一般的情形是来自保单的利润远少于投资产生的利润，于是当金融市场可以提供较高的报酬时，保险公司甚至赔售保单以聚集更多的保费投资其中。投资部门的主管必须为公司的盈余负绝大部分的责任。
路易斯·辛普森（Louis Simpson），GEICO的副总经理，专门负责公司资金的运用，包括合资经营。辛普森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硕士，毕业后他虽然有些舍不得放弃母校所提供的教职，最后还是选择了史坦罗暨法尔汉姆（stein Roe＆Farnham）投资公司的工作。1969年，他加人西方资产管理公司（westernAsset Management），1979年他跳到GEICO前，他已经是西方资产管理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巴菲特和杰克·伯恩在与辛普森向谈时，巴菲特说他记得辛普森独立的个性，“他具备从事投资工作所需的理想气质，在与群众合作或抗衡时他也不会特别地开心；他有自己的想法，也乐于其中。”巴菲特的直觉告诉他辛普森具备的性格，使他能够抵抗法人机构的压力，及避免未经思考的模仿。
在辛普森为GEICO所建立的投资指导方针中，可以发现他希望能够做到独立行动及思考。第一个方针是“独立的思考”。辛普森非常怀疑华尔街的传统铭言，他想找到自己的准则，所以像巴菲特一样，他贪婪地阅读日报、杂志、期刊和年度报告，他相信一个投资经理人在接受基本财务的训练之后，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持阅读和汲取资讯，直到概念实现。辛普森经常面对许多好的概念而不知如何取舍，但他不愿接受多数经纪分析师公然的建议。一位GEICO的前决策者说：“路易斯是一个安静的人。在这个现代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宁愿用电话谈天，也不愿花心思在基本研究上，而路易斯就在作这种基本研究。”
GEICO的第二个方针是“投资是为股东经营高报酬率的企业”。辛普森在看到一家能维持高于平均获利能力的公司后，他会找公司的管理者面谈。以确定他们心目中优先考虑的是让股东价值达到最高，还是扩张公司的规模。辛普森希望找到的管理者，是在他们自己的公司中有一定数量的投资金额。在与公司股东接触时，他表现的非常率直，就像对伙伴一样。最后，他测试管理者是否有意愿放弃已经失去获利能力的企业，而以多余的现金为股东买回公司股份。
GEICO的第三个方针是“即使对评价很高的企业，也只支付合理的价格”。辛普森是个很有耐心的投资人，他愿意等到企业的价格变得有吸引力时才购买股票。辛普森认为最庞大的交易是价格过高的不良投资。第四个方针是“长期的投资”。辛普森并不注意股票市场，也从不预测短期市场的变动，他写道：“股票市场在许多方面就像是天气，如果你不喜欢目前的情况，你所能做的就是再等下去。”
GEICO的最后一条方针是“不过度分散”。辛普森认为太过广泛且多变的投资组合，反而只会造成平庸的结果。他承认与巴非特的淡话对他很有帮助，使他在这个题目上的想法能够澄明下来；辛普森的作法是将他的持股集中。1991年，在GEICO八亿美元的投资组合中，只包含8种股票。
从1979年起，辛普森所控制的股票投资组合，到1989年，产生的年复利报酬率为26．1％，面史坦普五百大工业指数仅有17．4％；从1990年开始，GEICO的投资组合都以16．5％的年成长率上涨，而史坦普指数则为10．8％。多年来辛普森引领GEICO脱离圾垃债券，以及高风险的不动产持股行列。当其他的保险投资经理人盲从其他法人机构的行为，而危及他们公司资产净值的时候，辛普森以保守的投资方式，为GEICO的股东创造高于平均的报酬。
2．理性经营
杰克·伯恩和他的继承人，比尔·史奈德与路·辛普森，多年来已经示范了理性经营GEICO的整体资产。伯恩接下 GEICO保险理赔危机这个担子之后，他为公司重新定位，以追求稳定的成长。伯恩认为以较缓慢的速度成长，可以小心地监控公司的承保损失和费用，这比公司以两倍的速度成长却无法控制财务，更为有利。从那时起，GEICO已经为它的股东不断地赚取承保利润。
事实上，辛普森在投资上的成就所产生出的大量盈余，已经足以用来弥补预估损失；简单言之，公司资本的累积速度远超过资本的使用。
一个能够适当判断经营者理性决策的能力，以及对股东忠诚度的指标，是看管理者是否愿意利用多余的现金，增加股利发放或买回股份，而不是毫无益处地转投资，扩大整个公司的规模。
1983年，GEICO无法将它的现金做有利的投资，于是决定利用买回股份的方式，将现金回馈给股东。路易斯表示：“可能是我们的标准定的太高，或者是我们愿意支付的价钱（收购）太低”。自1983年起，在股权未稀释的基础上，GEICO已买回3000万股股票，缩减了公司30％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票。
除了买回股票之外GEICO也大方地增加它支付给股东的股利。1980年，公司的股利是每股0．09美元，到1992年，支付的股息是每股0．6美元。从1980年开始，GEICO支付给股东的股利每年增加3％。
3．股东权益报酬率
自1982年以来，GEICO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平均为21．2％，是同业平均值的两倍。在90年代早期，由于公司股东权益的增加速度比盈余还快，所必股东权益报酬率降低；因此根据财务逻辑，公司必须增加支付的股利和买回股票，其目的是减少资本，以维持一个令人可以接受的股东权益报酬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