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选股方略在过去的20年里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考虑的顺序总是选择公司，公司的管理状况、金融业绩以及现行价格。任何人想效法巴菲特的选股方略就必须首先将股票视为企业，并有分析企业的技巧。巴菲特指出，如果你有能力分析和评估企业，你不需要拥有太多的股票。因为过度多元化实际上影响了聪明的选股者的投资业绩。巴菲特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拥有的最佳企业承担最小的金融风险但却有最优秀的前景，你为什么要特钱投放到第20位优秀的企业里，而不将钱投放在顶级优秀的企业上呢？
一、一种更好的衡量业绩的方法
如果接受巴菲特的策略只需要观念上的政变，那么大概会有更多的投资人成为他的支持者。但是，很不幸地，应用巴菲特的方法需要改变的不只是观念，还包括绩效如何被评估和沟通方式的改变。衡量绩效的传统准绳是价格的变化：股票购进价格和市价之间的差异。
如果巴菲特是对的--如果市价格经常是不合理的--那么用价格作为衡量业绩的惟一指数就是愚蠢的。然而我们确实是这样做的。我们的整个证券行业都对价格缺乏清醒的认识。如果某种股票的价格上涨了，我们就认为有利好消息，如果股价下跌了，我们就认为有利空消息，我们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是如果价格经常是不理智的，我们将我们的行动基于股价的上下波动上是否明智呢？
还有另一种愚蠢的习惯对上述难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以短期的价格衡量业绩。巴菲特会说我们不仅衡量业绩的依据（价格）是错误的，而且我们对业绩衡量得太快，也太频繁。如果我们对所看到的数字不满意，我们马上就换股。
这种双重式的愚蠢--以价格为衡量依据，以及短期的炒作心态--是一种不健康的思维方式，而且它表现在企业的各个层而上。正是这种不健康的心态导致某些人每天都关注股市行情，并经常性地给证券代理商打电话。他们的电话号码均设置在快速拨号的功能上。这也足为什么那些负债几十亿美元投资的机构券商们，随时准备得到指示，即刻买卖的原因。同样出于这种原因，共同基金的券商们总是快速更换他们的证券投资组合--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一）使用经济上的指标当作业绩评量的标准
长期来看，股票的价格应该近似于企业价值的改变。然而短期来看，价格能大幅在公司的实质价值上下盘旋，这是受企业成长之外的因素所左右。问题仍然在于大多数的投资人使用短期价格变化，以精确计量他们的投资方法成功或失败。但是这些短期的价格变化，对于预测企业的经济价值变动往往少有助益，反而对于预测其他投资人的行为较有帮助。
除此之外，委托人还要求专业投资人报告每季的绩效。委托人在等侯他们的投资组合达到某一价格时，经常显得不耐烦。如果他们的投资组合并未出现短期的价格上涨，委托人将表现出不满和怀疑他们在投资上的专业能力。专业投资者知道他们必须在改善短期绩效，或冒着损失客户的风险之间作一选择，于是开始陷入追涨杀跌的旋涡中。
巴末特相信使用短期价格来判断一家公司的成功与否是愚蠢的。取而代之的是，他要公司向他报告因经济实力成长所获得的价值。一年一次，他固定检查几个变数。
初始的股东权益报酬率。
营运毛利、负债水准与资本支出需求的变化。
该公司的现金产生能力。
如果这些经济的指标正在进展，他知道长期下来，结果会反映在股价上。短期之内，股价所发生的事是不合常理的。
使用经济上的指标当作绩效评量的标准，其困难点在于运用这个力法评估绩效，不是习惯上的用法。委托人和投资专家同样被价格起伏牵着鼻子走。每天股票市场报导价格的变化，委托人的会计报表反映每个月的价格变化，而投资专家的绩效又以价格的变化每季被评估。要解决这个两难的处境，答案可能就在于运用巴菲特不透明盈余的概念。如果投资人使用不透明盈余来评估他们的投资组合的绩效，也许这种仅是追逐价格起伏的不合理行为可以被调整过来。
（二）共同基金的双重标准
共同基金的券商们，当局势开始不妙的时候，首先督促他们的客户保持镇定。他们极力颂扬保持原有股票稳定性的好处以稳定客户的心。可是他们在鼓励自己的股民和自己的实际做法上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在共同基金的操盘中，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尤其突出。原因是券商的行为完全被记录在案，并且完全受到金融媒体的监督。共同基金行业已经变成一个短期业绩竞赛游戏，而且业绩完全由价格来衡量。
今天，资金券商们面临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产生出令人跟红心跳的短期业绩数字来。这些数字必须引人注目。每隔3个月，权威的金融刊物如《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拜伦》（Barron"s）都会公布共同基金季度业绩排行榜。过去三个月业绩最好的基金移至排行榜前几名，他们被金融界人士在电视和报纸上大加赞扬。基金亦赶紧为此庆祝，大做广告宣传以吸引众多的新储户。投资散户们则一直等着看哪些券商是“手香的”，然后迫不急待地将钱投过去。的确，季度业绩排行榜越来越起到区分有才华的和平庸的券商的作用。
这种将业绩固定在短期价格上的做法不仅仅局限于共同基金，或只在共同基金里显而易见，它还控制着我们整个行业的思维。我们已不再处于用长期业绩来衡量券商的环境中了。甚至那些自己操盘做自己券商的人也受到这种不健康环境的传染。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都已成为营销机器的奴隶。这部营销机器几乎注定人们业绩平庸，而被卷入这个怪圈的人似乎又很难摆脱出来。但是，如前所述，还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改善投资业绩。只是最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里产生高于平均水平收益的战略与我们评判业绩的方法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共同基金券商的方法，另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方法。
1986年，巴菲特发表了“格雷厄姆一多德都市里的超级投资家们”这篇文章以后，优金尼·沙汉写了一篇题为“短期业绩与价值投资真的是水火不容吗？”的文章。作为哥伦比亚商学院毕业的同时又是美国基金会的证券券商，沙汉提出了我们正要提出的问题：基于短期业绩来评判基金券商的投资技巧到底合适吗？
他注意到，除了巴菲特本人，其它被巴菲特称之为“超级投资家”的人--查理·蒙格、比尔·罗纳、罗·辛酋森、凯恩斯。他们均无可否认地懂技巧，无可否认地成功，但都经过短期业绩低潮的阶段。将长期持有和短期业绩引进资金的管理中，“这是对生活的又一讽刺，因为追求短期业绩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这是以牺牲长期利益为代价的。格雷厄姆-多德都市里的超级炒家们的不凡业绩都是在对短期业绩毫不理会的情况下取得的。”沙汉评论道。从下表中显示出，这些超级炒家们也有遭到忽略的时候，只有巴菲特本人毫发未伤地闯过这所有业绩竞争的难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经营切斯特基金的18年里，有1／3的时间是低于市场平均业绩的。的确，在他掌管基金的前3年，他的业绩比市场业绩低了整整18个百分点（见表8-3）。
红杉基金的情况也差不多。低于平均业绩的年数占整个业绩总年数的37％。像凯恩斯一样，罗纳的出头之日也来得很艰难。曾经有过几年，我们成了当之无愧的亏损大王。在70年代中期创办红杉基金本来就是缺乏远见之举，并连续四年遭受低于标准普尔业绩的类似中国的水患之灾。到1974年，红杉基金在比市场落后了令人咋舌的36个百分点。“我们躲在桌下，不敢接电话，心里盘算着风暴是否已平息”。风暴的确平息了，到了1976年底，红杉基金在第五个半年期的业绩评估中已超出市场50个自分点。到了1978年，红杉基金已获利220％，而不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60％。
就连查理·蒙格也难逃集中投资中的业绩波动的恶运。在炒股的16年中，查理有36％的时间是亏损的。与其他集中投资家一样，他也遭受过一连串的厄运。从1972年到1974年，蒙格落后于市场整整37个百分点。罗·辛普森在过去的17年里，有4年是低于市场业绩的，占总体年数的24％。他的年度相对最差业绩比市场水平低15个百分点。
无独有偶，当我们分析实验室里的集中投资行为时亦发现了相同的趋势。在持有15种股票的：3000组组合中，有808组在10年的期限内（1987～1996年）击败了市场。然而在这808组赢家中，有97％的赢家经历了一定阶段的低业绩表现--4年、5年、6年、甚至7年低于市场业绩。
假如凯恩斯、蒙格、辛普森、罗纳是刚刚起步的新券商并生活在当今的环境中，而他们的业绩仅以年度业绩价值来衡量，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们可能由于客户遭受的惨重损失，已被炒鱿鱼了。然而，根据集中投资战略的观点，如果集中投资意味着不时要忍耐低潮业绩，我们就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使用价格来作为惟一的衡量业绩的标准，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非常聪明的券商，他只是经历1年或3年的不良业绩，最终将使业绩超群’哪些是要永久遭遇不良业绩的呢？我们无法确定。
没有显着的证据能够帮助投资者选择下一年度的顶级业绩持有者。不管投资者如何在“热手”基念之间弹来跳去，只要“热手”以价格业绩来界定就无助于他们建立自己的净资产。
由此我们可以想像出沃伦·巴菲特对这些学术研究的看法。对于他来说，故事的寓意很清楚：我们必须放弃将价格作为惟一衡量尺度的固执做法。我们必须从事倍功半的短期评判习惯中摆脱出来。
（三）观察企业全貌
当巴菲特从事投资的时候，他观察一家公司的全貌，而大多数的投资人只观察其股价而已。他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观察、预测和盼望价格改变，却很少花时间去了解他们手中持股公司的经营状况。这种基本态度的不同，造成一般投资人与巴菲特根本上的差异。他拥有股权，并管理过各式各样的公司，同时又投资普通普通股股票，这种凡事都要插手的经验，将巴菲特和所有其他专业投资人区别开来。
拥有并且经营企业带给巴菲特莫大的好处。在他事业的冒险生涯中，他已经经历过成功和失败，并将他所学习到的教训运用在股票市场上。其他的专业投资人还没有机会接受如此有益的教育。当其他的专业投资人忙于学习资本资产定价模式（capitalassets pricing model）贝它（Beta）系数，和现代有价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学说的时候，巴菲特研究损益表、资本转投资的条件和公司产生现金的能力。“你能对一条鱼解释清楚在陆地上行走的滋味吗？”巴菲特问，“在陆地生活一天的真实感觉，胜过以言语解释它一千年，而地经营企业一天，也是如此。”
依照巴菲特的理论，投资人和企业家应该以同样的方法来观察一家公司，因为他们实际上想要的东西是相同的。企业家希望买下整个公司，而投资人希望购买公司部分的股票。如果你问一个企业家，当他购买一家公司的时候，他所想要的是什么，答案经常是：“这家企业能产生多少现金？”财务理论告诉我们，隔一段时间，公司的价值和它的现金产生能力之间有直接的关联。理论上，企业家与投资人为了要获利，应该要注意到相同的变数。
（四）借助企业的经济状况来指导你
巴菲特曾经说过：“哪怕股市关闭一、二年我也不会在乎。毕竟股市周六、周日都关闭，我从未为此着急过。”当然“活跃的市场交易是好的，它会不时地为我们展现出诱人的机会，但这绝不意昧着这足必须的。”巴菲特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对所持证券交易情况的持续不明朗并不太在意……最终我们的经济命运还是由我们所拥有的企业的经济命运所决定的，不管我们是部分拥有股权还是全部拥有股权。”
如果你拥有一家企业，又得不到企业每日股市的报盘情况，你怎样衡量它的业绩，决定它的进展呢？很有可能你会衡量它的收益增长情况，或运营成本的改善情况，或资本花费的降低情况，你只有借助企业的经济状况来指导你，告知你的企业是增值了还是贬值了。在巴菲特心目中，衡量一家私有企业业绩的（石蕊）试纸与衡量一家公开上市企业业绩的试纸没有什么区别。
“查理和我通过企业运营结果--而不是通过每日甚至每年的股价报盘来告知我们的投资成功与否。”巴菲特解释说：“市场可能会对企业的成功忽略一时，但最终它会证实企业的成功。”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指望市场对我们选择了正确的公司给予回报呢？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企业的经营效益与来来股价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呢？如果时间拉得足够长，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巴菲特对收益向股价的转换过程持谨慎的态度，认为它是“不平衡的”也是“难以预测的”。尽管随着时问的推移，在收益与股价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相关性，但它并不总是可以预知的。巴菲特说：“从长期角度讲，市场价值与企业价值是齐头并进的，但在某个单一年度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神秘莫测的。”这与格雷厄姆所说的不谋而合，他说：“只要企业的内在价值在以令人满意的速度成长，那么它是否也以同样的速度被别人认可它的成功也就不重要了。事实上，别人晚些认可它的成功反而是件好事。它可以给我们留出机会以较低的价格买进高质量的股票。”
当巴菲特考虑增加一项新投资时，他首先看看他已拥有的投资，再看看购入股是否比原来的更好。柏克夏使用的是一根经济量尺，用以比较可能的购进企业。
查理·蒙格强调说：“巴菲特所说的话几乎对每位投资者都是很有用的。作为一名普通人，你能拥有的最好的东西莫过于你的量尺。”蒙格下面的这段话道出了增加你的投资价值的最关键的一步也是被广泛忽略的秘诀：“如果你打算购买的新股并不比你知道的其他股好多少，这表明它没有达到你的要求。这就淘汰掉你所见到的99％的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