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介绍的地理位置主要是在一个地方--清河县。但是从书中涉及的内容来看，它涵盖了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士农工商，五行八门，无所不包，简直成为大明王朝末期社会的缩影。它里面的内容涉及到了：昏庸的皇帝、腐败的官僚、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龌龊的僧尼、淫邪的妻妾、贪婪的娼妓、欺诈的奴仆……既有官商勾结，又有耿臣良贤；既有市井之间的泼皮无赖，又有豪门贵府的丑恶嘴脸，形象逼真地描绘出一幅明朝社会众生百态图。
1.互通有无两头乐
少顷，太师出厅。翟谦先禀知太师，然后令来保、吴主管进见，跪于阶下。翟谦先把寿礼揭帖呈递与太师观看，来保、吴主管各抬献礼物。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盒……太师又向来保说道："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道："小人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札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好不好？"--《金瓶梅》第三十回
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西门庆略施手段，贿赂给蔡太师一些绫罗绸缎、古玩玉器、金银财宝，转眼间蔡太师一句话，就给个副千户的官做。比那些寒窗苦读数十载的穷秀才们可轻松多了。与其说蔡太师是在卖官鬻爵，倒不如说是官家与商家的互相勾结。
明朝中后期，官场越发黑暗，贪污成风，卖官买官现象严重。这就促使做官的与经商的"互通有无"，一个有权，一个有钱，有权力的用权力去赚取他的钱财，有钱财的用他的钱财获得特殊的权力，双方得到了好处。这样官也是商，商也是官，官与商如出一辙，可是这样的情况却苦了国家，苦了人们。他们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金瓶梅》第五十八回，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从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的缎绢货物，到了临清钞关，因缺少税钞银两而受阻，于是西门庆立即修书一封外加五十两银子，差人送与钞关钱老爹，"教他过税之时，清目一二。"结果在过钞关时，便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银子"。按当时明代政府"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明史》卷81）的规定，这批一万两银子的货物至少应纳税300余两。事实上，经过西门庆一封书信过去，应该300多两的税仅交了十分之一，无怪乎西门庆说"绝增十倍之利"了，还真应当"重重买一份礼，谢那钱老爹"。
明初商税还算比较苛刻，朱元璋时期的闽浙地区的税收比其他地区要高三十多倍，那是朱元璋为了惩罚这些地区的人们当年拥护张士诚而做的一次报复行动。除了这些地区，其他地方则没有受到这种特殊"照顾"。尽管如此，明朝的税务发展方向从总体上还是逐渐递减的。
《明史·食货二》有记录，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宛署杂谈》中记载："至万历十年内，又蒙题，将铺行下三则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其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明朝的商税原先是三十取一，也就是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以下的免税。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由每亩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万历年间最好收成时全国财政一年有200万两白银，是张居正改革创下的基业。当时总人口约6000万，人均每年负担国家税支0.033两白银。随着税收的逐渐减少，明朝政府的财政支出当然也会相应减缩。尽管在万历时期，矿税、盐税等无节制搜刮，可那些都是为填补皇帝的个人的私欲，对于国家不但没有益处，相反还影响了国家的税收，致使到了明朝末期，边防吃紧，崇祯皇帝想从国库拿钱支援前线的时候，一个泱泱大国竟然也有"囊中羞涩"的时候。
西门庆就是通过私下往来，拿钱买路，变相行贿的方式，达到了偷税、漏税的目的。同时，也是因为从不法经营中换得金钱，再用这些金钱行贿，买得个官做。亦官亦商的西门庆更加猖狂。
自秦汉以来，卖官鬻爵这种现象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一道特殊的官场文化，其中里面的潜规则和暗箱技巧，可与古代科技的发明创造，一样的辉煌耀眼。只不过是古代这种卖官鬻爵的行为，开始由不法官员的个人行为，后来逐渐转为政府行为罢了。史料记载，东汉时期的宦官张让等，蛊惑汉灵帝卖官鬻爵，有一个叫崔烈的人，当时任九卿之职，花了500万买到了司徒之位；唐朝王播用重金贿赂宦官王守澄而得入相；宋朝刘奎、余深、薛昂等行贿蔡京，得到擢升。几乎每个朝代都发生过这种不正常的事情。当然，明朝也能找到卖官买官的人，如果不能的话，则可以说明朝本身就有些"不正常"了。
首先能上这个行业榜前十位的应该有明朝宦官王振，他曾经叫嚣，明码标价，提出：凡想当官者，一律"攫金进见"，一时之间，闹得买官卖官行业着实"兴隆"了一把。弄得朝堂乡野之间乌烟瘴气。
到了嘉靖时期，严嵩又操起旧业，买官得官又卖官敛财。早年间，严嵩跟当时的权臣夏言一样，都是江西人。论年龄，严嵩比夏言大两岁；论科第资历，严嵩比夏言早了十二年；论起书法文采来，严嵩应该也比夏言高出一头来；但是若要论起权势来，严嵩可要比夏言矮了不知道多少。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严嵩以为皇帝祝寿的名义，前往京都祝寿，成为他人生仕途的最关键一步。通过严嵩的诗文集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献给夏言的诗文--《寿呈桂公少傅》："少傅知予久，交承分愈亲。"全然是后辈进献长辈的口气，极其谦恭柔媚，惟恐拍马屁不够精练。当时的夏言位居内阁大学士，是次辅，位高权重，深受皇帝的喜爱。严嵩巴结他，也是他往上爬的捷径。
据说，有一次，严嵩在家里做生日宴会，恭请当时已经是首辅的夏言赴宴，夏言退回了他的请柬，没有去赴宴的意思。严嵩自己便来到夏言的家里，亲自恭请，并且跪在门口，双手高举请柬，高声朗诵里面的内容，终于将夏言请到了家里，为自己脸上贴了不少金粉。也有一种说法，当时，夏言始终没有去，严嵩于开宴之际，恭恭敬敬地跪在事先为夏言准备的位子旁，为首辅遥遥敬酒。相信不管是哪一种说法，严嵩的举动或多或少都会让夏言有飘飘然的感觉，对严嵩也会青睐许多。
严嵩到底花没花钱买官，史书上找不到证据，但是，宴请夏言估计应该不是杜撰，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严嵩当时没有花钱，那么他的做法也是太有些丢份了，人格都这样了，还谈什么其他呀！
商人并不是明代特有的阶层，这个行业从原始部落里就开始逐渐发展过来了。受传统"重农抑商"的思想的影响，商人的商业活动始终处于一个受歧视的位置。当历史的车轮走到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在商业圈里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并且随着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出现了大批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商人阶层，当然，自从商业在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处于较高地位的巅峰之后，从西汉开始，农业逐渐处于重要地位，这点可以从西汉政论家贾谊的《论积贮疏》、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看出，商业逐渐处于弱势地位，一般从事正常商业贸易的商人，其实很难获得正常的发展。
《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这个商人比别的商人显得聪明多了，就在于他明白我需要什么，官员需要什么，更懂得如何依附、利用封建官僚势力，使双方的利益合二为一。西门庆原是清河县的破落财主，就因为在当朝太师蔡京两次生日的时候，他送去了两份厚实的生辰旦，因此就被提升做了正千户掌刑官，并且拜了蔡京为干爹，这就真像书中所谓的"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西门庆打点官吏，并不只是简单地把财物送出去。他是个商人，他很懂得要尽量借用官员们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榨取出"十倍利之"的好处。如第四十八回，西门庆在得知蔡京的假子蔡蕴被"新点两淮巡盐"后，他就连忙摆酒，又是送钱，又是送物，还送了妓女陪夜，虽然在这里"也费够了千两银"，但是他却比一般商人早一个月掣取了三万盐引，从中谋取了一大笔暴利。由此可见，西门庆的投入产出比是很高的。
当官之后的西门庆自恃手中的权势和金钱，便运用他的商业头脑走着一条行贿偷税的道路。
2.兜里装着别人钱
这苗青就托经纪乐三，连夜替他会了人，撺掇货物出去。那消三日，都发尽了，共卖了一千七百两银子。把原与王六儿的不动，又另加上五十两银子、四套上色衣服。到十九日，苗青打点一千两银子，装在四个酒坛内，又宰一口猪。约掌灯以后，抬送到西门庆门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玳安、平安、书童、琴童四个家人，与了十两银子才罢。玳安在王六儿这边，梯已又要十两银子。须臾，西门庆出来，卷棚内坐的，也不掌灯，月色朦胧才上来，抬至当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门庆只顾磕头，说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难报。"西门庆道："你这件事情，我也还没好审问哩。那两个船家甚是攀你，你若出官，也有老大一个罪名。既是人说，我饶了你一死。此礼我若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还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金瓶梅》第四十七回
贪污是个头疼问题，好像每个封建王朝都不能避免，是体制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这还真得请社会学家们好好研究研究。
西门庆这个千户的官可是用钱买来的，如果不从别的地方把买官的钱收回来，那这买卖不是亏了吗？一桩人命案，千儿八百两银子，解决了，死了的倒霉，活着的照样潇洒。西门庆是典型的收受贿赂，贪赃枉法。按照明朝初年朱元璋时期的刑法看，西门庆收受的银两数目足够处斩了。
早在朱元璋时期，他对惩治贪官污吏表现出来的意志坚强，近乎于不近人情。他对待贪污受贿官员的严厉程度，使人闻之悚然。朱元璋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就是说把他杀了还不算，还要把他的皮扒下来，然后用草塞入皮中，制成人形，摆在公堂一侧，使官吏一见便触目惊心，用来警示后来的官员。另外还规定，百姓拥有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的特权，如果事实成立，有功者还可以受到奖赏。朱元璋这一重刑典狱，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贪官永远是杀不完的。即便刑法如此严厉，仍就有很多人，置法律条文于不顾，依然我行我素。
有个叫郭桓的人，是国家征收赋税的高级官员，他仗着权势，盗买军粮，最后竟然把国家军用粮仓中三年的积蓄盗卖一空。当时，全国共有13个省，其中12个都和他有勾结，几年之内贪污的粮食竟然多达2400万担，相当于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事情败露以后，朱元璋非常生气，把郭桓处以重刑，并彻底清查，结果令朱元璋大吃一惊，涉案人员竟达几万人。即使人员很多，朱元璋还是把这些违法官员都杀了。一道圣旨下去，几万人的人头全部落了地。
即使反贪力度如此之大，但明朝的大贪官还是"豪杰辈出"。最有能耐的还得说太监王振，他是宫里的司礼太监，也就是说，这位是有权代皇帝批复奏章的"大太监"。他得势的时候，公开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甚至走私军火卖给敌人。但一直没人敢揭发他。他是胡闹得让皇帝当了俘虏后才被早就恨透他的护军樊忠一锤打死，然后彻底查他的贪污账。以后的严嵩父子、刘瑾、魏忠贤不过是明朝贪官污吏中"出类拔萃"者。
《明史》中记载，嘉靖时的进士、刑部主事、徐玠门生张翀，曾经上书弹劾严嵩父子：国家所恃为屏翰者，边镇也。自嵩辅政，文武将吏率由贿进。其始不核名实，但通关节，即与除授。其后不论功次，但觐问遗，即被超迁。托名修边建堡，覆军者得荫子，滥杀者得转官。公肆诋欺，交相贩鬻。
这样的贪官权奸，嘉靖皇帝长期倚之为左右手。到晚期由于御史连续弹劾，严嵩终于败露，嘉靖四十四年即皇帝死前一年，抄了严嵩的家，从他江西老家所抄出的财产为：黄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两，银两百零二万七千零九十两有余，玉杯盘等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两百余束，金银玳瑁等带百二十余束，金银珠玉香环等三十余束，金银壶盘杯箸等两千八百八十余件，龙卵壶五，珍珠冠六十三，甲第六千六百余楹(间)，别宅五十七区，田塘两万七千三百余亩。余玩不可胜纪……又寄贷银十八万八千余(两)。(《国榷》卷六十四，"巡抚江西御史成守节上严氏籍产")严嵩之子严世蕃最后被抄家时，据《明史》记载："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古代的基层官员直接榨取民财或通过国家财政制度漏洞进行贪污，而上级官员则主要通过索贿受贿来捞取好处。明代兵部尚书曾说过，地方府县长官每一次进京述职，在京师花五六千金行贿。又有人指出，朝廷"每遣一人出京（指御史出巡），即是其人养活之计"。就是说这位可以借机向地方官索要贿赂了。所以古代官场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这种利益分配模式其实就是坐地分赃。
《明史》《食货志》说，明朝卖官可称为"捐纳"，并制订所谓"捐纳事例"，明代"自宪宗（成化）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
明朝中期的奸臣严嵩，"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而这种方式取得的官位，明显是一种买卖关系，这种人当官也是有明确产出与投入比较。导致"不才之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万，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克军之饷，或缺伍而不补，或逾期而不发，兵奈何不疲"。明朝的宦官势力颇大，也往往"卖官鬻爵，无所不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