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锦衣卫有密切关系的一种刑法，叫"廷杖"，即殿廷上责杖进谏触怒或有过失的大臣，以提高皇帝的威权。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而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执行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锦衣卫抓人，往往先在僻静地方打一顿，名为"打桩"，而后再送入狱。一般说来，一入狱门，便无生理，入狱者"五毒备尝，肢体不全"（傅维鳞《明书》卷七三），足见用刑之残酷。以致锦衣校尉过门，臣民如临大盗，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为平息民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并停止其诏狱权。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他就下诏"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还算有点人性，锦衣卫权力缩小，国家走向"法治"。
明世宗初年，锦衣卫职权又开始缩小，改为"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明史·刑法志》），即把矛头专门指向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民间宗教团体。
然而，在这之前，明成祖夺取帝位时，为镇压反对派，在锦衣卫中增设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为害更烈。
并且明成祖还建了与锦衣卫相同性质的东厂。东厂始于明成祖，一开始就是从收买建文帝身边的宦官、刺探消息起家的机构，其特务性质更为明显，所以正式建立后即专以宦官负责，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
在明成祖眼里，锦衣卫到底是外官，终不如内官可靠。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出过大力，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增设东厂，设立于北京东安门北。职掌与锦衣卫相同，其属官、隶役均由锦衣卫官卒中选任，再收罗一些地痞流氓做爪牙。所不同的是：皇帝指派亲信宦官做东厂的提督，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担任，称"督主"；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这样，厂权高于卫权，宦官又直接控制厂权，使宦官拥有随意逮捕、刑讯、杀戮臣民的特权，从而加速了宦官专政的进程。
那时，每月初一，东厂派出成百上千隶役到各官府及锦衣卫去听会审大狱、考掠重犯，叫"听记"；或去各官府、各城门缉访，叫"坐记"。东厂隶役听到什么秘密上报，叫"打事件"，要及时报告隶役长--裆头，再由东厂督主直转报皇帝。连民间琐事、夫妻口角也得连夜报进宫去，弄得朝野内外"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东厂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督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为加强特务统治又增设西厂，设于旧灰厂，人员比东厂多一倍，以宦官汪直为提督。汪直利用西厂"屡兴大狱"，建立五个月，"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明史·商辂传》）。特务活动范围已不限于京师，"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明史·汪直传》），民间斗鸡骂狗，也在缉拿之列。汪直专权六年，"冤死者相属"，公卿慑服。西厂特务侦缉各地，引起朝野反对，后被迫撤销。明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又恢复西厂，刘瑾倒台后又被撤销。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厂、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锦衣卫、东厂、西厂合称厂卫，是明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高度强化的标志之一。这类系统，基本上贯彻于整个明王朝的始终。《明史·刑法志》把它们与"廷杖"加在一起，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一语道破了贯穿明王朝的特别专制的酷政性质。
6.平民组织闹党派
即令堂候官取过昨日科中送的那几个名字与他瞧。上面写着："王黼名下书办官董升，家人王廉，班头黄玉，杨戬名下坏事书办官卢虎，干办杨盛，府掾韩宗仁、赵弘道，班头刘成，亲党陈洪、西门庆、胡四等，皆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乞敕下法司，将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御魍魉，或置之典刑，以正国法。"--《金瓶梅》第十八回
中国古代多把为政治私利而结成的排斥异己之宗派集团称为"朋党"，故《论语》云：君子"群而不党"，《荀子》曰："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务，是篡臣者也。"然而事实上，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们，一面叫嚣着不要结党营私，另一面却又竭尽全力地组织自己的利益集团。他们把不听任自己的集团称为朋党，同时组成一个反对集团来共同讨伐，在不知不觉中，另一种形式的朋党利益的团体也出现了。大臣们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并因此而引起党争、酿成党祸，其最烈者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明代的东林党争。
明朝建立之初，上上下下都受到过战争的破坏，人们一心想修补战争创伤，稳定社会，再加上朱元璋等人的勇武果敢，此时的明王朝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所以，太多的矛盾都被这股热潮所掩盖。等到明代走到中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进而变得十分复杂尖锐。自从明成祖时起，宦官开始嚣张起来，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集团，在宫廷中形成一种势力，并且得到皇帝本人的支持。
嘉靖时，宦官的势力受到排斥，而转变成权臣专政的局面。故世宗、穆宗、神宗时"内阁始专"。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归其调度。为争夺首辅的权位，大学士联册结党，攀引门生,互相倾轧排挤,采用各种权术打败竞争者，形成长期的门户之争。如张璁因迎合世宗，在"大礼议"后成了内阁首辅，"颐指百僚，无政与抗者"。及至后来，夏言、严嵩、徐等也都通过类似的手段先后彼此取代。特别是严嵩入阁二十年，执牛耳凡十五年，一意媚上，窃权罔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
万历时期，出现了以地区乡土为界限划分出的帮派，其实这种以乡土为界限的党派每朝每代几乎都有，毕竟中国人还是比较注重乡土情结的。万历时期所谓的"老乡"党派不但多，而且势力大。这些党派有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浙江人的浙党，而以后者（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大的党派，这一部分人在经济上没有什么豪门巨富，政治上没有什么势力，只是一厢情愿地为了挽救明朝的统治危机，形成的一股政治力量，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被明朝政府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乡无锡东门东林书院讲学。顾宪成认为："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因此他们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当权派。一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一部分在职官吏如李三才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就是以此而得名。
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本身就是当权派的人物。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
明神宗万历的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为长。但神宗宠爱郑妃，欲立常洵，乃迁延不立太子。双方焦点就集中在这立谁为太子的事情上。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先后依偎万历身边。而东林党人上疏反对，各党派又群起反对东林。
万历十四年朝廷对策时，顾宪成针对皇太子册立问题直言不讳指出："皇太子国之本也，忠言嘉谟国之辅也，两者天下公也。郑贵妃即奉侍勤劳，以视天下犹皇上一己之私也，以一己而掩天下，亦以偏矣。"万历二十一年再次上疏："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言公也。况以宗庙社稷之计，岂可付之一人之手乎。"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并不仅仅是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还有其他别的方面的东西。如史书所说，"以立储(皇太子)为主脑，三案为余波，察典特报复之具"。于是有"国本"之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仅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东林党和它的反对派就有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论。这期间，双方都还利用其他事件不失时机地打击对方，其中"京察"就是一个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规定六年一次，称职者予奖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很明显，掌握这个权力就是把持了朝廷的人事大权，可以有很大人为性任职和罢免官吏。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京察，由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在京察中提出几个倒霉蛋，决定要处分的人，其中就有几个是首辅沈一贯的党羽。由于沈一贯蒙蔽了万历帝，他的党羽钱梦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处分，而杨时乔反被严旨斥责。东林党人和其他一些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贯遍置私人、蒙上箝下，沈一贯被迫谢病不出，于次年致仕（辞职了）。
转眼到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当年的京察，由东林党人、大学士叶向高主持，这一次，齐、楚、浙、宣、昆等党里面一些人物被罢了官。但在南京(时称留都)则出现了另一种局面。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齐、楚、浙党方面的官员，他们就合谋排斥了所有支持东林党领袖之一李三才一派的人。双方矛盾可谓越积越深。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时，方从哲秉政，齐、楚、浙等党多居要职，于是又"尽斥东林"。
熹宗天启年间，党争达到高潮。最初，东林党曾占上风。不久,反东林诸党与宦官魏忠贤相勾结，形成"阉党"，对东林党施以残酷的报复。魏忠贤使人编《三朝要典》，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题，打击东林党，更唆使其党羽造作《东林党点将录》等文牍，想把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许显纯对已投入狱中的东林党人汪文言严刑拷打，迫他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人在"封疆案"中接受熊廷弼的贿赂。所谓"封疆案"是指熊廷弼经略辽东，防守有方，但朝廷又派根本不懂军事的阉党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天启二年，在后金军队的进攻下，王化贞丢了重镇广宁，一败涂地。朝廷判熊、王两人死罪，尚未执行。至此，阉党就设计诬陷东林党人。汪文言宁死也不肯诬陷杨涟(字大洪)等人，他在受刑时大呼："世岂有贪赃之杨大洪哉!"许显纯用毒刑害死了汪文言，又捏造汪的供词，诬陷杨涟等六人受贿。于是魏忠贤用皇帝的名义，下旨逮捕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时称六君子)，并将受牵连的赵南星等十五人削籍为民，提问追"赃"。随后，又有几次残酷的迫害，《明史》感叹："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崇祯元年(1628年)，魏阉势力被迅速打压下去，东林党人才免遭毒手，被害的东林党人被平反昭雪，但阉党的势力并没有被彻底铲除，东林党同它的斗争一直继续到明朝灭亡。
继承东林党风范的为复社，这也是一个党派组织。复社是崇祯六年在苏州虎丘成立的。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在明崇祯后期，清军压境，一部分江南士大夫，继东林党而起，组织团体，也主张改良政治，以谋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大仓人张溥（天如）和张采等人合并江南的若干文社，称复社。其成员多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2000多人，声势遍及海内，"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他们大都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宗经复古、切实尚用相号召，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密切关注社会人生，并实际地参加政治斗争，可以说是东林党的继续和发扬。
东林党人对"朋"和"党"有了不同于前人的认识。他们不讳言"党"，常以"吾党"自称。顾宪成说："君子在朝，非君子自能在朝也，本之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至于后来的复社更是优于东林。复社是以德高望重者为盟主，基层以社长为中心，以集中聚会形式整合意见，以章程盟约为约束机制，它有统一的社规和相对成型的组织系统，在内部实行各司其职的分工管理。复社规模、影响之大，活动地域之广，居我国古代历史上诸文社之首。直到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复社被清政府取缔。
7.亲兄弟得明算账
不说普静老师幻化孝哥儿去了，且说吴月娘与吴二舅众人，在永福寺住了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国立了张邦昌在东京称帝，置文武百官。徽宗、钦宗两君北，康王泥马渡江，在建康即位，是为高宗皇帝。拜宗泽为大将，复取山东、河北。分为两朝，天下太平，人民复业。--《金瓶梅》第一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