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史学格局的阐释
冯肖华
2007年的长篇小说《高兴》，是贾平凹从文以来的第161部书（以版本计），这个数字意味着作者三十余年写作生涯与著作等身的置换关系，意味着一代不断前行的、富有绿色文学生命意识的可持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是一个鲜活的个体文学史者；而中国当代文学史正是由这样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文学史者所构成，进而诠释着关于文学的作家——作品——文学史过程这样三个关键词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史学格局的营造意味。因此，解读新作《高兴》，就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作者新近写作的终端作品，应从史学格局营造的角度，观照“贾平凹个体文学史”所蕴含的作家文学精神的长足掘进，时代精神的一以贯之，以及文学史线的何以延伸与链接。
《高兴》：时代跟进，直逼现实的史识意味
作家贾平凹，成就于20世纪后期，而《高兴》的出炉则在21世纪初。这期间，中国文学几经纷繁，贾平凹的创作也随势突变，做着超越他人、超越自身的艺术寻求。但是，这种寻求与突变，正如20世纪较早开创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先河的梁启超所界定的那样，小说一方面能“常导人游于他境界”；另一方面还能“将人之种种生活状态和思想感情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说之，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者也”。王国维也认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这些论述都是基于文学的两分视界，但实际上无论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其内在旨指的现实主义精神主体要素是明显的，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学的灵魂所在。由此观《高兴》，其依然时代跟进，紧贴现实的可持续性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延续，是作者贾平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审美进程的基本走向，这是“贾平凹个体文学史”的内涵之一。
当我们对贾平凹个体文学史作一通观透视，就会发现，其现实主义精神的可持续性，有着内在的主题性逻辑联系。一部部作品意蕴的缜密性，是时代图像的直逼诠释；一组组人物的能指性，复制着社会群人的精神内里，而这些密集的艺术长卷，又无不是文学史、社会史格局的组成板块。这里仅以贾平凹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为例：1986年，当市场经济到来，人人处在迷茫裹步的文化路口时，浮躁成为时代的普遍病象。于是，贾平凹1988年以《浮躁》及时聚焦社会变革的时代情绪，直逼现实，予以时代跟进。此后，作为社会病象的浮躁情绪进而蔓延，由乡及城，都市社会、人们的焦虑情绪剧增。于是，又有了1993年《废都》展示废都、废势、废相，一切都在变样、走调的时代跟进的直击描写，淋漓尽致，勾勒了都市社会人们无可适从的废都意识和生存状态。作为社会变革前夜，其焦虑什么，焦点又在哪里，贾平凹敏锐地捕捉并予以回答：在当代人生存的精神痛苦。于是，再有了1995年的《白夜》。夜郎之于社会生态之伪善、欺诈的弊害，造成心理生存的高度紧张焦虑与苦闷烦恼，灵魂浮游无以安顿，作者对此又一次的时代跟进予以描写。这里，《浮躁》之于浮躁，《废都》之于焦虑，《白夜》之于苦闷的写照，皆归咎于人之精神的苦痛，而精神的苦痛其实质就是文化的苦痛。那么，何以关注时代变革期之文化阵痛呢？于是，1998年的《高老庄》对当代人于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撞、选择中，尴尬生存境遇的又一次时代跟进式描写。高子路的回乡与逃乡，西夏与菊娃择舍两难的文化挈肋心理，正是时代变革中的深层文化交锋。应该看到，当代人的许多生存盲点，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文化缺失的盲点。如何使文化之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得以时代认同，敞亮于世。于是，与时俱进的贾平凹又有了2000年关于生态文化主题的《怀念狼》。作者痛呼生态失衡、人狼变异之天人悖逆、和谐背离的时代之弊。而如此悖逆之极致，必使人之根脉位移，心性飘忽，家园疏离。农民纷纷离土拔根，传统乡村渐渐逝去。于是，2005年的《秦腔》再次时代跟进，直逼现实，全方位展示了新的历史背景下农民大迁徙，于城乡两界的命运碰撞。家园在解体，乡村在渐逝，农村何样，农人又何为呢？这一新的社会背景又一次使贾平凹凝神思索，笔力沉重地予以时代跟进。于是，2007年的《高兴》作了无奈的回答。刘高兴们进军都市，感叹繁华，魂梦城里人。然而如五富所说，“****的城里不容咱”。很显然，进城农民刘高兴上演的是貌似快乐却悲哀的命运魂曲。
刘高兴是进城了，但是进城又何为，能何为的忧虑既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文学关注的焦点。从贾平凹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精神走向看，他的步履和哲学思考是不会抑止的。下部作品的视点或许是刘高兴真正意义上的高兴快乐，或许有拐点，做换位的描写，如城里人的返归自然，解除聚财敛物之精神之累，人际阻隔之心理之累，环境污染之性情之累，素食去肥之肉身之累等等现代文明病，如同真正高兴起来的刘高兴一样，安顿自然，安然神气，还生命之本来。
至此，从早先的《浮躁》到新近的《高兴》，贾平凹始终以时代跟进的书写方式，咬住青山不放松，彰显着现实主义人文精神的一贯走向，提供着具有饱满时代精神内涵的为社会认同的公共价值的精神食粮。这是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贾平凹创作中的历史性浓缩。
《高兴》：关注底层，忧患民生的感情投向
从弱冠擅场时的文学青年到知天命风范大家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和人生感受中，贾平凹力主现实主义精神不依不饶。从金狗们——庄子蝶们——夜郎们——子路们——傅山们——引生们——刘高兴们的社会群人，构成了长长的人类精神进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绎史线。贾氏关注底层，忧患民生的感情投向，始终与时代精神暗合，而非远离的，这是“贾平凹个体文学史”的内涵之二。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忧患情怀一直是贾氏写作的底色，与那些漠然、傲慢、零度写作者有质的区别，这也正是我们有理由敬重这位作家的地方。
《高兴》作为史学格局中的又一重要文学典本，其关注底层，忧患民生的感情投向是何以呈现的，以怎样的方式呈现。愤世嫉俗式？荒诞戏说式？黑色幽默式？激昂干预式？抑或理性再现式？与诸多底层写作又有何区别？这种区别所呈现出的别样效果、韵味又是什么？这是需要琢磨的问题。
首先《高兴》的故事构架是常态的。源自生活的真实，因而有其简洁、单纯和明朗的生活原生态特点。刘高兴即刘书桢，非贾氏族人，“一块长大”属叔侄辈。从故事本身看，这是一个农民进城寻活路的常态故事，从时代进程看，又是农民热土难离传统观念颠覆所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的社会流向现象，而流向地是城市，这是他们梦中的福地，淘金的寄托。然而正为作者所言“城市这张大口，将一碗菜汤上的油珠珠都吸了”。那么，这些毫无城市生存理念的农人又何以面对，贾平凹心存忧患，其关注的悲悯情怀投向了这群寻求活路的弱势人群。“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很显然，当社会变迁，生活形态更迭之时代流向到哪里，贾平凹的情感笔墨就自然跟到哪里，这是一种为社会底层民众写作的情结使然。对此，作者曾有过自问：“我现在要写到底该去写什么，我的写作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掂量过我自己，我可能不是射日的后羿，不是舞干戚的刑天，但我也绝不是为了迎合消费去舞笔弄墨。”“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于是，《高兴》便是一部最为真实而朴素的社会历史档案，是时代进程中作家现实主义精神激流的有意味投向。它不世俗，是朴实的，它不惊骇，是平静的，它无玄机，是常态的，似深水静流般显示出作者惯常的底层写作的冷峻与沉重，及故事呈现方式的本我性。
其次，《高兴》的表现手法是白描的。以一种纯粹的、本在的、理性而又冷峻的描写方式，勾画着刘高兴们的生存现状和生命的沉重存活过程。其中虽然仍夹杂有“肾”、“鞋”、“锁骨菩萨”之男性与女性象征的描写，但总体表现格局跳出了《废都》、《白夜》、《怀念狼》、《秦腔》整体象征性的思维构架，“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得柔软和温暖。”因此，《高兴》文本没有了《废都》中的孤独低沉，《怀念狼》中的激昂象征，以及《秦腔》中的忧伤哀歌。这一创作的审美嬗变，我以为全应了《高兴》之故事的常态，应了刘高兴们弱势生存的常态，和悲悯生命之重的常态。因此，刘高兴们的梦想命运与“****的城里不容咱”的现实命运写照，与纯粹本在的白描手法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语言的白描式叙述，简约入目而举重若轻；结构的白描式累塔，层层景观而世事尽揽；叙事的白描式呈现，生活细微而温暖柔顺。可见《高兴》超越以往的表现手法，是作者审美视角之创意所求。这就应了托尔斯泰的话：“为了最清晰地表达这一内容，作者将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要摆脱那一切妨碍精确地传达这一内容的任何束缚，而绝不能糊里糊涂。”因而这才有了《高兴》之内容和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的独立与完整的统一，有了形成一种自由的“高兴式”的整体审美效果，有了深深的震撼和提醒的价值效果，淡淡的忧伤和心酸悲悯的价值效果。
再次，《高兴》的感情元素是悲悯无奈的。“咋迟早见你都是高兴的？”（贾平凹）“我叫刘高兴，咋能不高兴？”（刘书桢）。得不到高兴而仍高兴着，这是什么人呢？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越要享受快乐。“你是泥塘里长出的一枝莲！”（贾平凹），“别给我文绉绉地酸，你知道咱老家砖瓦窑吗，出窑的时候脸黑像锅底，就显得牙是白的。”（刘书桢）“是的，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这就是刘高兴。”（贾平凹）这段对话，是刘书桢和贾平凹心理精神的一场悖论性对话，其共同的内心感触是悲酸无奈的。刘高兴们对城市建设的巨大付出，既得不到应有的物质回报，也无有精神的慰藉和文化身份的认同。他们的衣食住行，其力有余，自食不足，甚至连同爱情想往的付出，慷慨捐肾的奉献也于无望中飘逝了。热切的愿望与灰冷的现实相撞，一切都处在精神世界的失落、失魂、落魄的凄苦无助中。五富魂落城市的震撼笔墨，悲剧性典型地勾画了城里的阴冷与遥远，及城市文化的排外性。农民刘高兴，即就是极尽努力克制、克服本身许多细小陋习，使自己能融入现代文明都市之列，然而城乡之巨大的鸿沟使他却难以抵达这文明之城。于是，生存的依旧，抗争的无奈，刘高兴不得不继续耐着性子上演着近似阿Q的悲喜人生剧。苦中寻乐，乐中安然，寻求些许的灵魂安顿，于内心深处之悲痛而得不到高兴却高兴着，一个典型精神世界的矛盾体，它承载着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矛盾、复杂的精神走向及生命样态。作者以其巨大的情感关注，洒向作品的字里行间，形成了一组组意象式悲悯无奈的感情元素。如刘高兴的不高兴，五富的没有福，石热闹的空热闹，孟夷纯则无法纯，杏胡话语谁人信，以及城里人韦达的不伟大等等，历史性地概括了父辈们一代代于委屈中却高兴着，于悲悯中却安顿着的既成事实。从这个意义上看，《高兴》是一部提供了社会弱势群体不高兴却高兴着的无奈的生存状态图景的大书，一部社会贫弱群体艰难生命抗争，寻求社会文化认同共谋的大书。至于刘高兴能否得到真正高兴，精神能否在城里真正安顿，文化身份能否真正得到城市认同，或者如同陈奂生进城又出城，这既是一个社会文明进程问题，也是贾平凹现实主义精神的流向问题。
又次，《高兴》的风格基调是反讽的。在贾平凹以往的作品中，魔幻象征和反讽的格调时有出现，如《怀念狼》魔幻象征意象思维的整体性；《废都》、《土门》反讽色彩的局部性。而《高兴》我以为从书名到人物名，从情节到故事构架，直至五富（无福）孤魂漂流的悲剧结局，构成了全书看似不经意，实则藏机巧的反讽意味，深刻饱满地折射出城乡两立，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吞与挤压，如同吸尽了“菜汤上的油珠珠”。导致企盼步入现代文明的农民永远处在精神进程的不归路和城乡文化的交叉口，成为文明道路上的精神飘泊者，灵魂不归者，情感受难者和生存的困窘者。刘高兴所做的一系列善事，常常被反诬，助人开锁解难，反被当贼防。某地失窃，搜查怀疑对象首先是农民工。警察办案，巧取当事人钱款作办案费用，且屡收屡办，屡办未果，钱财两空，可怜孟夷纯就这样迫于无奈流入皮肉场。农民刘高兴即使以文化人的装扮出现，即使以文化人的教养指导着五富的无文化行为，即使确实有着某些文化的才情和斯文，然而扭曲变异的城市文明还是将其抛入另岸。魂梦城里人，终究是梦中花，水中月，捐肾、献血、出力等等一切良好愿望，被城这张无端的大口所吞噬，被现代文明所阻隔。终了，这些地道的城市环卫美容师却尘埃满面，还是个外乡人；这些城市的建设者，仍是个财不鼓兜，食不饱肚，衣不衬人，住无遮拦，没了爱情，送了肾器，丢了生命的城市文明的边缘者、飘零者。这里，我们不得不深思，小说名曰《高兴》，这哪里是高兴啊，分明一个整体性的悲剧构架，整体性的反讽手法，整体性的悲悯群体，在演绎着生存无奈、抗争无奈的不高兴却高兴，不快乐却快乐的人生悲喜剧。从这个层面上说，《高兴》的整体性反讽主调是明朗真实的，正为鲁迅所言：“‘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是曾有的事，但必然是会有的实情。”作者以此真实普遍的故事诉之于世，如果果戈理小说一般是“含泪的微笑”，心酸的“高兴”。这里边藏有许多活人的影子，高兴的一方却是悲哀的，这是《高兴》的深妙处，也是作者的悲哀处。
顺次，《高兴》的社会意蕴是警世的。文学的警世作用，在贾平凹那里已是久有的品质，尤其《怀念狼》、《高老庄》、《土门》和《秦腔》。生态警世、文化冲突警世、伦理观念警世以及乡村现代化进程之警世等等，饱和着社会历史的诸多因子。而《高兴》别具慧眼地敲起了“三农”的警钟，其社会意蕴之含量是高深的。比如代表弱势群体的刘高兴们勤劳、善良、助人之基本品质的社会认同问题，他们不是鲁迅笔下愚昧自私无知的阿Q，他们如同泥塘里的莲花，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有理想、有追求、有想往。比如他们不高兴却高兴着，不快乐却快乐着，承受苦难，力扛生命之重，安然安顿的豁达心境，依然故我的常青生命力的社会认同问题。比如他们渴望现代文明却不能，步入现代化建设而裹步的无奈尴尬与无望凄凉的精神救赎问题。比如何以改变他们生存状况、顺畅他们生命境遇、城乡换位、图谋和谐共享的时代共识问题等等。这是《高兴》叩问社会，直击现实，质疑历史进程中诸多机制问题的有力警钟，其社会意蕴是深刻的，作者的诉求是理性的，其高度的生活认知依然包含着作家忧愤深广的情怀。
最后，《高兴》的创作企盼是殷切的。列宁在论托尔斯泰作品的认识意义时说：“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在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如此类比，贾平凹亦然，他的学说（小说）无不是关注底层民生之深处，有其哀悯，有其欣悦，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尽囊笔底。”而这一切皆落点于殷切的创作企盼上，也即古之称谓的“诗言志”，“文以载道”。那么，《高兴》之企盼就是刘高兴们何以能真正切实高兴起来，一个弱势群体，以伟岸之躯站立于万众国民之中而扬眉吐气，诤诤呐喊“我是中国农民”！这就是贾平凹三十余年近千万学说的全部创作企盼，一个亿万农民阶层的神圣的代言人。
上述概之，简洁的故事构架，白描的表现手法，悲悯的情感表达，反讽的主调色彩，警世的社会意蕴，殷切的创作企盼使《高兴》的感情投向找到了顺畅、恰当的呈现方式，从而成为“贾平凹个体文学史”中别样重要文学典本。
《高兴》：以小说形式继续完成与政治的对话
小说作为文学，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是观察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发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理解文学艺术作品首先应当理解它们与其所处的意识形态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就不可避免地首当与政治相遇。为此，葛兰西认为：“文学总是表达着某种政治流向，通过情感和伦理观念的表达，使欣赏者感受到作者特定的政治态度”，成为“精神、道德革新的表现”。由此理解，作家与现实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与政治的关系，也即政治意识形态世界间的现实。《高兴》把政治意识形态世界的宏大叙事，细化在一群捡破烂的底层群体生存的书写中，提出了社会变革进程中诸多机制亟待完善的重大问题，从而使我们感受到作家特定的政治态度和与政治对话的特有诉求，这是“贾平凹个体文学史”的内涵之三。
与政治对话，《高兴》主要隐含了以下问题：（1）城乡二元对峙与何以沟通的问题。（2）城乡体制的协同发展问题。（3）城人与乡人生存保障机制的互补问题。（4）城人与乡人伦理责任的良知共识问题。（5）城人与乡人劳动分配的均衡问题。（6）城人与乡人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7）城人与乡人社会地位的中心与边缘、强势与弱势、少数与多数等等长此以往附着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以及人格、尊严、价值层面观念倾斜与正名归位的问题。这些问题作为意识形态世界间的复杂存在，给有识作家赋予了对话的社会责任和伦理意识。《高兴》正是以此为诠释对象，以简约逼真的文学话语透视了刘高兴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的演绎过程，对其诸多问题予以形象地诉求，显示了作家贾平凹应有的伦理责任写作姿态和为民生的农民情怀。刘高兴就其社会地位，当属于城乡中的底层，命运决定了他们进城和不进城并无二致的历史性对峙之悲哀遭际，这种遭际并非刘高兴个人之不幸，而是不易摇撼的中国二元社会结构之弊制所致。因而它是深广的、久远的，形成了在生产方式、生活方法、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文化认知上的处处深层对立性。单纯天真的刘高兴，哪里有如此哲学慧眼，却自以为学仿城里人的做派，文化人的斯文，就可变乡人之愚拙入城人之文明。然而，咸阳务工被欺，开锁助人反诬，拾到钱夹未敢交给失主反成烫手的山芋等等桩桩件件猝防不及的打击，验证了这种结构性的难易性。刘高兴们由此感叹“城里人是凤凰，乡里人是乌鸡的自卑”。这里，刘高兴是无奈的，一种“高兴”的无奈，贾平凹是无奈的，一种悲悯的无奈。作为作家他无力改变城乡体制，如同曹雪芹的无力补“天”，只能以忧愤深广之如椽之笔记录着刘高兴们的生存景况。吃饱是福，好是奢望，羊肉泡可想想，更多的文化享受是望洋，听听场内球赛的喧嚣，望望园内楼台的堂皇，昂贵的门票那是城里“凤凰”们的专利。尽管这样，刘高兴还是高兴的、快乐的，有着乡间乡人本能的幽默、开朗和满足。在繁华都市里依然承受着无言的苦恼，在强体力劳动中继续维持着足饱的生存，于都市世人的眼贱下挺立着高贵的头，奉信着乡人的诚信、热情与好善施人，并自觉维护着现代都市的文明，尽着一位无名乡人的本能的伦理责任。这里，作家特定的政治态度尽显纸背：刘高兴是卑贱者，然而他却高贵着；他是捡破烂的肮脏者，却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他是地道的城市边缘者，却更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美容者；他是外乡参与城市建设的少数弱势者，然而在精神拥有上却是众多城人所无有的强者。城乡对峙，二元结构，工农两极，刘高兴们历史性地成了必然的社会边缘人。历史也从此有了城人与乡人之分，中心与地缘之别，强势与弱势之在，少数与多数之实。才有了五富的无福，孟夷纯难以纯，石热闹是空热闹，刘高兴咋高兴的悲悯人群。《高兴》就是这样针针脑脑，事事着实穿透了城乡结构的内里，以小说的形式，完成着对意识形态世界里诸多政治问题的对话。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导致了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胎里疾。而多数人（农民）则永远处在国家体制之外，生老病死，柴米油盐自负自决。于是就有了旧时的歌谣“纺织娘没衣裳，泥瓦匠住草房，淘金老汉一辈子穷得慌”的悲惨写照。然而，我们的文学都津津乐道，将这个以求生存为最高愿望的多数群体视为具有自强自立、自食其力的顽强生命力加以颂扬，看不到社会结构、国家体制在这个问题上所存在的巨大失衡：即“城乡分治，一国两户”的户籍制度。于是有些作家以回避、漠然的态度，放弃与意识形态世界的政治对话，创作逃向了社会边缘话语，荒蛮寻根话语，迷茫先锋话语，抑或自暴隐私的个人话语等等。文学也随之缺乏了应有的思想锋芒，缺失了作家应有的政治态度，使“文学精神、道德革新的表现”（葛兰西）也难以抵达。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兴》以强有力的政治思考，将政治对话机巧地隐含于人物、情节、故事、事件之中，坦诚地道出了作者对社会革变时期农民的政治文化地位，民生民权问题的深深思考，显示了一如既往的忧患、强于参与政治对话的“贾平凹精神”之可贵。从此点延伸，《高兴》更深层的意蕴，还表现在对农民人权问题的昭示。
《高兴》：农民人权问题的演绎与诠释
人权是人的价值的集中体现，是人的需求和幸福程度的综合反映。权利是地位的标志，地位是由权利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制度赋予不同的群体权利，使之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从权利的享有角度说，有物质的，更多是精神的。因此，《世界人权宣告》表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那么，以文学诠释人权，以故事人物演绎人权，就成为“文学是人学”解读的必然入口和路径。刘高兴作为中国九亿农民的代表，他的做人的权利可否得到保障，这些权利在现行中国社会制度中的摆布如何，现行中国对刘高兴们应有权利的认知程度如何，小说《高兴》作了淋漓尽致的、有意味的、准确的逼真反映。刘高兴从携五富由乡及城的那一天起，到命丧咸阳背尸离城至，其间一切事象、生存过程、生命演绎都围绕在人权的争得上。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一切生存遭际，生命演绎，其实质无不系于人权这个结上。中国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农民人权纷争史、心酸史、血泪史、生命经历史和为人权的奋斗史。作家贾平凹心存民生，情系民事，胸怀民权，以“我是农民”的感同身受和农民生命认知，在细细解读着刘高兴们的悲喜哀乐，描摹着他们在人权问题上的情感诉讼，关注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可否得到和享有。这些政治家们惯常说教的问题，在作者的笔下以刘高兴为中心故事的民间叙述方式中，涉及了诸多农民人权问题。概括起来我以为有生活权——幸福权——尊严权——爱情权——法律平等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人身权——生命权——迁徙权——未来畅想权等等。《高兴》活画出了刘高兴们在这些权利上的悲喜无奈，抗争无门，不得不高兴着、快乐着、解脱着、释放着的人权纷争图像，使作品达到了与农民血脉、命运休戚与共的民间认同，使农民人权问题进入了形象化的哲学思考。
所谓生活权，也即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这些基本生存保障，刘高兴们在煎熬中苦苦地抗争着。他们在池头村住的是最廉价的屋，吃的是最简单省事的饭，能饱即福、即足。付出的却是劳动强度极大的卸车、送煤，早出晚归，拖着疲惫的身躯在无边的城市街巷中激动着，漂浮着，吆喝着，被人眼贱着。这些苦做苦为他们明白，不就是为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吗？因此，家里的麦又黄了该收割了，五富却为了在城里能多挣点钱而放弃回家助收。乡情亲情的无奈阻隔，难以抑制的感情撕裂，使这位四十多岁的人，拉着声狼吼鬼叫地哭了，“我爱我老婆……她可怜。”可见，生活权对于刘高兴们仅处在生活维持的底端，更高层的幸福权的享有自然是一种奢望了。物质享受是贫乏的，一件收到的城里人弃之的西服，仅成了刘高兴重要外事的盛装。街上的出租车似流星般飞驰而过，如同坐着敞篷车检阅千军万马，其感觉是极爽的。未曾享有过的农民黄八自然是极羡慕的，想着能卖掉这些收到的货：“我也要坐出租车，一次要两辆，一辆坐着，一辆厮跟着”！然而“钱是势利眼”啊！感叹“城里人是凤凰，乡里人是乌鸡的自悲”。至于什么文化品位更高的观足球、赏芙蓉园之类幸福权的享受就无从谈起了。人的权利是做人的资格，人的权利至上主张人人无差别地享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基本权利和待遇。然而现行中国的城乡户籍制度的弊制导致并决定着两种人的身份地位，人身价值及与此相关的不同福利待遇。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城镇居民和农民区分开，分别执行不同的赔偿标准。如果在西安市车祸中死亡者为城镇户口，最高赔偿金为45万元，死亡者为农村户口，最高赔偿金为6万元。这种显示在生命权享有上的意识性高低贵贱之落差，使得刘高兴们本应享有的人格尊严权丧失，成为中国社会人群中人格最受歧视，利益常遭侵害，生命最无价值，生老病死最无求诉，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即近年社会公称的弱势群体部落。刘高兴当为代表。贾平凹以其简约辛辣之笔，极尽揭示了刘高兴人格尊严的备受侵害，逼真、鲜见，如同周围发生一般。刘高兴帮人开锁解难却被四邻提防，捡了钱夹送失主以恐反诬为偷，某地失窃警察动辄首抓农民工，就连单位小小门卫也不屑刘高兴一类而冰冷傲慢，更不用说市容队猛如虎的暴虐行为了。刘高兴的这些遭际归咎于其社会地位的低下。据报端披露，中国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不足七年，处在文明童年期，使得农民通往文明化的进程受阻。五富的愚钝，杏胡的粗俗，黄八的痞性，以及刘高兴的笔墨略识，孟夷纯人艳无技而做皮肉活的境遇，都是农民教育未得到足够享受的结果，因而其一个个文化盲点无法使他们进入上流社会，成为城里的“凤凰”。也因此滞碍较高品位的爱情权的择取与享有、法律平等权的知情与参与、人身权的安全应对与抗阻，以及生活寓居地迁徙权的自由选择。一双女子高跟鞋的精心守护，象征着农民刘高兴追慕和渴望城市文化品位的爱情权的享有，他为此付出了所有的物的、情的热情、热心和真爱。然而，有着同样农民身份的姑娘孟夷纯，除被城里男人韦达们一次次享用外，其更不幸的遭遇使她同样有着渴望城市文化品位的爱情享有权成为幻想。刘高兴、孟夷纯，一对农民命运的可怜者，城市爱情追慕的悲悯者。刘高兴的爱情终究还是没有在城里发生和享有。悲情东流，黯然失神，原来这爱情也有着城乡的标识，赋着像钱一样的势利色彩。乡里人爱情的选择只能在乡里、在土里！
如果说，爱情因其环境、地位、条件等的制约，纯属个人情感世界的选择，刘高兴、孟夷纯之****不足为训的话，那么，法律公正权的享有无论怎么说是不以城乡身份而失衡的。但是，发生在孟夷纯、五富、石热闹、刘高兴身上的法律却并不见其阳光的灼热与透明。刘京杀人后逃逸，给孟夷纯替兄讨公道带来了无尽的经济耗费。因为公安局拘人要当事人交钱管待出警人员的吃喝住行所有费用。内蒙、云南、山西、甘肃每去一地，得交万元，然而案子并未见其果，当事人又情不知，事不明。孟夷纯只好一次次交钱，在一次次等待中失望，在失望中而更加困窘。法律公正权的丧失就这样无情地置农家女子孟夷纯于更深的风月泥淖。还有那石热闹的老上访户，五富光天化日之下收货遭讹如此等等大至人命、小到受骗的农民寻法难的法制社会之尴尬。一言一蔽之，城乡分治，二元对立，以牺牲乡里满足城里供给的经济失衡，以反映在政治待遇、社会地位、文化教育、生存、法律、尊严诸多层面人权享有的失衡与失范，使农民只能以阿Q式的无奈自我安慰心灵，寻求片刻安然的生存方式而不高兴却高兴着，不快乐仍快乐着，采取农民特有的方式释放着心中的郁闷：“有了男有了女为什么还有穷和富”，“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这么多漂亮女人都叫狗睡了”。五富痛苦地说：“城里不是咱的城里，****的城里。”
实现城乡一体化，还刘高兴们原本的人权享有，是《高兴》的基本旨指之一。
综上所述，作为史学格局中的《高兴》，出现在2007年，与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孙惠芬的《马车》一起被学界称为“三农”题材创作的标志，不仅是当代史学格局中的别样美学典本，从“贾平凹个体文学史”视阈，又有着时代跟进的史学意味，悲悯民生情感投向的可持续意味，与政治对话的主体参与意味，以及诠释农民人权诉求的哲理意味，是继2005年《秦腔》后，表现在艺术诸手法创新上的一次新的拐点，其价值有待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