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洛伊德的概念体系中，抗拒与压抑的保持有关。但是，沙赫特已经证明，在产生有意识概念方面的困难中，除了压抑这种根源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根源。孩子可能有过的一些感知，可以说在成长过程中就已经“忘掉了”。我也试图在软弱者抗拒无意识和潜意识的原初过程认知和坚强者抗拒被禁止的冲动、驱力与希望之间进行区分。这些发展以及其他的发展都表明，扩展“抗拒”概念的意义是合乎需要的，抗拒近似达到顿悟的困难，不管这些困难的起因如何。
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在治疗的情境中，“抗拒”的另一个根源可能是患者对于被类化或临时归类有一种健康的厌恶，即厌恶他的个别性、他的独特性、他与一切其他人的差异、他的特殊同一性等等遭到剥夺。
我以前把类化描述为认知的廉价形式，实际上是两种非认知的形式，一种迅速地、容易地编目，它的作用是使应有的努力成为不必要的，这种努力是更审慎的、对个体特征的认识和思考所要求的。把一个人安置到一个体系中去，比按着他的实际情况了解他所需要付出的精力要少，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所觉察的一切是一个人的抽象属性，这些特性表明他所从属的种类，如婴儿、侍者、瑞典人、精神分裂症患者、妇女、将军、护士等等。类化时强调的是这个人从属的种类，对这个种类来说，他只是一个样品，而不是一个人，是类似性而不是差异性。
但应注意到有关类化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一般来说对人的类化是冒犯性的，因为类化否定他的个体性，或没有注意他的个人性质，他的分化的、独一无二的同一性。正如詹姆斯1902年所发表的著名表述：
智力在一个对象上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和某个其他东西归入一类。但是，任何对象对于我们有无限重要性的、并且也能唤醒我们专注的东西，似乎是它应当是自成一类的和独特的。很可能，一只蟹如果能够听到我们毫不费力地、也不道歉地把它归入甲壳纲，而且就这样处理了它，那么，它也许会充满人身攻击感，它会说：我不是这种东西，我是我自己，我仅仅是我自己。
一个说明对人进行类化能引起怨恨的例子，可以从墨西哥和美国研究男性、女性概念的著作中援引出来。美国大多数妇女，在第一次到达墨西哥之后，都觉得这里是令人很愉快的，她受到像对男人那样高的尊重，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一阵口哨声、呼啸声，并受到各个年龄的男人们的热切追求，认为她是美丽的和宝贵的。这对于许多经常有心理矛盾的美国的妇女来说，可能是非常满意的和治疗性的体验，因为这使她们觉得做女人真好，更准备享受女性，反过来这又使她们显得更加女子气。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至少是她们之中的一些人）发现，这绝不像她们想像的那样完美。她们觉察到，对墨西哥的男人来说，任何妇女——老年妇女和青年妇女，漂亮的和不漂亮的，聪明的和不聪明的——都是宝贵的，彼此之间的区别待遇很小。而且，她们发现，与美国男子明显不同的是，墨西哥的男子能平静地对待拒绝，简直太平静了。看来，他并没有把她放在心上，而且会迅速地转向另一个妇女。这种情况意味着对于单独的一个妇女个体，对他不是特别宝贵的；而且也意味着，他的一切努力是指向妇女的，而不是单独地指向她的。这就包含这种含义：一个妇女与另一妇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并且她是可以由其他妇女代替的。她发现，她不是宝贵的，宝贵的是妇女这个类。最后，她感觉被侮辱了，而不是被奉承了。因为她要求的是作为一个人，作为她自己，而不是作为她的类别，而成为可宝贵的。当然，女性是比个人性占优势的，它要求优先的满足，然而它的满足就使得个人性的要求在动机系统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持久热烈的爱情、一生一婚制和妇女的自我实现，全都能够由尊重特定的人造成，绝不会因尊重“妇女”这个类而造成。
不满意被类化还有一个极普通的事例。如果对青少年说“唉呀！这只是你经历的一个阶段，你最终会长大”，就会普遍引起他们的愤怒。对这个孩子是悲剧性的、真实的、不平凡的一切事情都不能一笑置之，哪怕这是对其他千百万人是已经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
一个最终的解释是：一个精神病学家结束与求诊者第一次短暂而匆忙的交谈中说“你的麻烦，粗略地说，就是你的年龄所特有的”，这个潜在的患者变得非常愤怒，他后来报告说，觉得被丢弃了和被侮辱了。他觉得仿佛他被当作一个孩子了：“我不是一个样品，我是我，而不是任何其他人。”
这种考虑也有助于把我们的抗拒概念扩展到经典的心理分析中。因为抗拒通常只看作是精神病患者的防御，是抵制那些很可能听到或感知到的令人不快的真实情况。因为它通常被看成是某种不合乎需要的东西，某种需要克服和分析掉的东西。但是，正如上述例子已经表明的那样，被看成疾病的东西有时可能是健康的，或者至少不是疾病的。治疗者在他的病人身上感到的困难，即他们拒绝承认某种解释，他们的愤怒和回击，他们的执拗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几乎必定是由拒绝被类化引起的。因此，这样的抗拒可以看成是维护个人的独特性、同一性和个性，是反对攻击和蔑视。这种反应不仅维护了个人的尊严，而且也帮助他抵御了不好的常在诊断，即把个人的病情归入一定的类型。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诊断与其说是一种治疗的必要程序，不如说是一种法律上和管理上的必要程序。甚至在精神病医院里，这一点也变得日益清楚了，没有什么人是教科书上的那种病人，诊断说明更长、更丰富、更复杂了，简单贴标签已经很少生效。
现在已经清楚认识到，必须把患者看作一个独特的人，而不是作为某一类别的一分子，也就是说，如果主要目的是心理治疗的话，就必须这样做。理解一个人和给一个人归类或类化并不是一回事，而理解一个人则是治疗的绝对必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