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是去找你们的华人商会吧。”
“这应该是矿务局才有权批准的啊。”
“我是在告诉你解决事情的办法，是在给你帮助！”
“谢谢！可是……”李孝式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棘手的问题，他父亲花了几万块钱托朋友从德国购进的3部过滤矿沙的机器居然不能使用，不是机器的问题，是弄不到使用许可证。
英国政府对工业生产有许多严格的规定，那些规定在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一样要执行：所有的机械在购进之前，就要将其制造原理及图纸上报给殖民部的专门部门，审核符合标准后再批准购回，购回后要由专门部门试用通过后才发给该机器的使用许可证。没有使用许可证的机械是绝对不能投入生产使用的！而购买之前没有得到批准的，机器买回来连试用的资格都没有。其先后程序也不可以“颠倒”，否则即触犯了英国法律，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轻则对当事人处以罚款和监禁，对受牵连的官员给予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重则永远吊销营业执照甚至被驱逐，对撤职的官员永不续用。在英国，是没有人敢以身试法的。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从源头上防止安全事故发生，这样先进文明又严谨的做法，也只有在英国这样的先进国家才行得通。这样的法律规定，李孝式当然是举双手赞成并支持的。
但是，他的父亲李季濂在购进那3台机器的时候，并不了解这些规定。李孝式自己呢，虽然了解英国是个法律制度极为严谨的国家，有着任何人都照章办事的良好习惯，只是具体到工商管理，他也还是第一次真正领教制度严明的牢不可破！他完全理解办事员的好意，这个办事员吉米前不久代替其长官参加过他的婚礼，见识过华侨界的繁华才对他礼遇有加的。吉米的意思是，让他通过华人商会的领袖人物或知名人士的关系，向德国机器生产厂家弄到机器生产构造图和原理说明，然后再以华社组织的名义跟矿务局交涉……
“殖民部向来都会看你们商会领袖的面子，你赶紧去试试吧！OK？”吉米无奈地摊开双手，李孝式只得离开了。只是，他的父亲并未加入任何华人社团，吉隆坡也没有华人商会之类的组织。李孝式不得已找到了刚成立不久的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总务兼代会长、在婚礼上见过、同样经营锡矿的富商张郁才，专程拜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并当场拿出购买机器的票据。
张郁才不愧是有口皆碑的商界领袖，当即答应全力帮忙。张郁才以雪华堂的名义，按李孝式提供的厂家地址寄去了一份夹带有票据复印件的公函。德国那边很快寄来了相关的图纸资料。随后，张郁才又亲自出面前往矿务总局进行交涉……
机器很快进入试用。令李孝式焦头烂额的事情，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他也亲身体验到了在异国他乡同胞情谊的珍贵，还有华社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想起了他的五舅爹甘兼万说起过的另一个华侨橡胶园主陈永昌讲过的一句话：“在英国人眼里，华侨都是劳工，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他们只认商界领袖。”陈永昌的胶园注册的时候，也是通过当地的华人会馆出面才办成。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他居然在矿务总局遇到了自己剑桥大学的同学詹姆斯。詹姆斯是吉隆坡卫生局首席委员，卫生局是殖民部专门成立的行政部门，代表市政府行使管理权力。詹姆斯因为回国休假错过了他的婚礼，之前他并不知道结婚的是李孝式，他一直记得几年前李孝式就已经跟多伦生活在一起。
“你的妻子不是多伦吗？你怎么又结婚了？多伦呢？”詹姆斯口无遮拦地问。
“她……”李孝式尴尬地不知如何作答，幸好同行的张郁才及时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詹姆斯善解人意地没有继续追问，等到他们办完事离开的时候才说：“好几个同学都在这边呢，都是英国政府委派过来的。准确地说都是被咱们的同学格里菲斯委派过来的。”
“格里菲斯？他……”
“格里菲斯是大英帝国的殖民部大臣呢，当年还是你的助手，剑桥牛津同学会你是会长他是副会长之一。想起来了吗？”
“哦……想起来了。他是殖民部大臣？”
“是啊，什么时候有空大家去喝一杯？”
“这太好了！下个礼拜吧。我安排好了再电话联络。”
这之后不久，李孝式就在张郁才的影响下开始关注起殖民地政府和华人社团来……
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巩固自己在马来半岛的统治，除了委派自己的驻扎官或行政专员之外，还以保留各个苏丹原来的权力和出入的礼仪，以及保证各个苏丹的优厚的经济收入，来笼络当地原来的贵族为其殖民统治服务。当然保留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伊斯兰教以外的行政事务统归英殖民当局总驻扎官或最高行政专员掌管。为了维护当地经济社会的稳定，殖民当局还保留了原有的部落、乡村等行政机构，并任用其原有的官员为次级地方官员。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也都得以保留和传承。
这也是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德意志帝国和比利时等殖民国家不同的地方。法、葡、西等国，都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尽力将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宗主国结为一体，大力灌输宗主国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以便同化尽可能多的非洲人，或者至少也要使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产生密切的认同感。当地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几乎得不到保存，当地语言在教育系统中很少应用。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殖民地国家的受教育阶层（通常是当地的上等富有阶层）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宗主国休戚相关，并摒弃土著生活方式。英国在北美独立之后的殖民政策则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设法令殖民地在政治上与经济上达到自立。而这种统治方法无疑更加有利于长久保持对殖民地的控制，并使其即使在独立之后仍愿意与英国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这一点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证实。这是后话。
为了了解自己正在安身立命的国家历史和现状，李孝式在完成对锡矿的完全掌握之后，开始涉猎与殖民主义有关的知识领域。他的求知欲望与“知己知彼”的习惯几乎都是与生俱来的。李孝式专程去马来亚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一本卡尔·马克思1853年出版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本书提出殖民地及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的观点，居然与他自己的观察和了解不谋而合。
马克思认为，殖民地的“破坏性使命”主要表现在对殖民地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破坏上，由于宗主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与各个殖民地的历史情况、殖民对象、自然生态条件和社会集团的不同，殖民地所受的影响在质量上有很大的差别。比如，由于殖民，西属美洲殖民地和英属印度殖民地传统经济结构的瓦解和破坏是巨大的。但在热带非洲，除占极少面积（法属西非为8%，撒哈拉以南非洲为5%）的经济作物种植地区外，殖民地的绝大多数地区都保持了原始的农业社会结构。
而殖民地的“建设性使命”，即积极意义，通常表现在宗主国通过向殖民地输出资本、技术，进行建设，为其提供了现代化的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让殖民地的商品经济也得到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在殖民地区兴建铁路、公路、医院和学校，把原本落后的殖民地地区带入了市场经济领域，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香港。
对于香港，李孝式是深有体会的。这与狭义的爱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是在香港生活的曾经的“大清国民”，也远比在清政府的统治下文明自由得多，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以他对马来亚的观察和体会，他认为英国对马来亚影响是界于“建设性”与“破坏性”之间的，由于马来亚土著高层的保守和落后，英国对这里的影响，建设性还要大于破坏性。特别是他知道殖民地当局的行政官员多是跟自己一样年轻的名校毕业生之后，他更加肯定了这一点。马来亚的土著贵族官员，怎么能与接受过当今世界最先进教育的知识贵族相比呢？
而英国殖民地政府显然还留意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英属马来亚”是除中国以外，世界上华人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地区），全地区总人口500多万，华人约占了45%以上。这一绝对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的稳定，对整个马来亚的稳定至关重要。
于是，殖民地当局的橄榄枝毫不犹豫地伸向了马来亚上层华侨。他们开始不断地网罗华侨精英分子，最有效的手段是委任有影响力的华侨华人一官半职。
李家盛况空前的婚礼过后，几位参加过婚礼的殖民地官员就及时向当局报告了他的情况。“机器事件”发生后不久，殖民地当局终于派来了正式使者，詹姆斯带着驻扎官邀请他加入卫生局的亲笔信来见他。李孝式婉拒了，他说他来马来亚的目的只是赚钱，协助父亲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对这里的政治不感兴趣。詹姆斯似乎早就知道会被拒绝，同样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自己虽然是奉命而来，却是另外有事相商：他们想在吉隆坡搞个校友聚会，李孝式是当年的同学会会长，难得大家相聚马来亚，希望他能应邀参加，最好由他以会长的名义牵头，这样就更纯粹也更有意义。李孝式同样以事务繁忙婉拒了。他才不想出这样的风头，到头来落个殖民地统治者走狗的骂名。
“你上次答应过的，忘了还有格里菲斯也希望……”詹姆斯提起他在矿务总局办事时的“约定”和在英国殖民部的老同学格里菲斯，试图改变他的决定。
“以后再说吧，我现在真的很忙。代我问候大家，有机会我一定一一拜访！”
詹姆斯只好失望地回去了。
李孝式觉得很对不起老同学，他其实是很珍惜友谊的，但他太了解华侨群体对“帝国主义”的敌对心理，自己在这块土地上根基未稳，他不想冒险。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破坏了他低调做人的打算。
在遥远的伦敦，刚刚度过健康危机、以“超然于党派政治之外，国家事务放手让首相和内阁去办”的处事方式闻名遐尔的乔治五世，为了表示他对组成大英帝国的所有领地的臣民的关心，派了刚确定王储身份的艾伯特王子，访问新加坡和马来亚等英属海峡殖民地。
当局盛情邀请李孝式以牛津剑桥同学会会长的身份，随马来亚总督前往新加坡迎接。在新加坡机场，他被安排站在新加坡总督托马斯爵士和夫人的左边。久违的艾伯特王子在殖民部大臣也是他们共同的同学格里菲斯的陪同下，满面春风的第一个把手伸给他。这还不算，王储居然拒绝乘坐总督署的专车，温和地坚持要坐李孝式的那辆被家里人称为“老爷车”的很一般的私家车……
这两个不同凡响的细节，在王储离开后很快就风一样的传开了。李孝式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马来亚和新加坡，很多华侨都引以为荣，并纷纷邀请他出任社团顾问甚至名誉领袖。
连远在中国国内考察的父亲，都写信来询问他是否真有其事，还建议他接受殖民地当局的邀请，接受相关行政官员的委任，以便更好地为当地华侨争取权益和利益。
就这样，当詹姆斯再次以同学身份并且带着格里菲斯的问候来拜访他的时候，他主动提出搞个同学聚会的建议，并立即付诸实施了。之后不久，李孝式就被委为卫生局委员。同时受张郁才、陈永军、朱嘉炳、张昆灵、黄伯才、陈济谋等华侨精英的委托，筹组雪兰莪中华总商会。这时候的李孝式年仅29岁，是当局最年轻的华裔官员，也是侨界最年轻的后起之秀。
总有那么多未知而必须知道的领域等待他去探索，并在探索中实践。
为了筹组雪兰莪中华总商会，李孝式几乎找回了所有与会馆有关的资料来做参考。他由此翻开了一部漫长的仅属于华人的“会馆史”……
有不少人都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足迹，而有华人的地方便有会馆组织。这既生动地勾划出华裔先辈的开拓性格，也说明了乡团组织对他们在异乡求生存求发展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几个世纪以来，海外移民有如海上浮萍，孤身漂洋，相逢异地。无论是“金山客”聚集的地球另一边的美洲大陆，还是“南洋客”落脚的东南亚各国，都有会馆。
基于种种原因南迁的马来亚华侨，下南洋之初既没有获得本国政府的保护和当地土酋的协助，殖民地政府和土著政权也不可能主动施予他们福利政策。在人地生疏的异地难免会惴惴不安，再加上中国当时的封建朝廷视他们如弃民，华侨只得自寻庇护，和衷共济，自力更生。为了顺应时势的需要，会馆应运而生。
槟城的广东暨汀洲会馆、槟城嘉应会馆均创立于1801年，马六甲惠州会馆创立于1805年，马六甲宁阳会馆创立于1828年，吡叻广东会馆创立于1868年，太平的广东会馆创立于1887年，都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了。雪兰莪、吉隆坡也都应该有属于“高州人”或者广东人的会馆，还要有聚集华商为华侨商业社会发展服务的商会组织。
李孝式召集雪兰莪和吉隆坡所有在当局有注册的华侨社团负责人，商讨筹组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事宜，同时写信给在中国广西的父亲李季濂，希望他能赶回来指导。并在拟定的董事名单中写上自己父亲的名字，打算推选李季濂来担任总商会会长。总商会成立后再请他牵头成立雪隆广东会馆、高州总会……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许多与自己的父亲、与锦纶泰和泰有锡矿的未来有关的美好场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切仅仅是一些美丽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