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李孝式应陈嘉庚之邀前往新加坡，会见侨领李俊成、叶玉堆、周献瑞、陈延谦、李光前、陈六使等人，共同商议成立筹赈会事宜。
同一天，在遥远的祖国，历时3个月之久的惨烈无比的淞沪抗战爆发了。
8月14日，经过长达1个多月的协商和酝酿，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大会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会上，李孝式紧随陈嘉庚，签下了每月捐献2000元国币（中国国民政府通用货币）的“常日捐”筹赈协议。当场签下月捐2000的“常日捐”协议的仅他与陈嘉庚两人。其余选择“常日捐”的侨领都纷纷认捐1000到1500不等，绝大部分选择的是“节约捐”。李孝式临时想到一个问题，顾不上是否轻率就在会上提出建议：为了进一步统一该地区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领导、规划和行动，应该建立一个通讯处。陈嘉庚不愧为成功的商人和侨界领袖，能真正做到从谏如流，立即当众宣布设立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作为领导华侨支援抗战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统筹该地区华侨救国工作，并亲自任通讯处主任。整个新加坡的筹赈救灾行动迅速开展起来……
从不习惯激进的李孝式，连夜赶回吉隆坡，以刚成立的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为基础，率先成立了雪兰莪筹赈分会。紧接着，马来半岛各州槟榔屿、马六甲、彭亨、柔佛、吉打、玻璃市、丁加奴等州也分别成立了各州筹赈会。再接着，东南亚各殖民地国家的华侨，也纷纷成立了筹赈会。
李孝式一口气捐出了6个锡矿和吉隆坡与新加坡两地锦纶泰所有能动资金。在他的号召与带动下，同在吉隆坡创业的侨商陈永，一周内便捐款50万国币。他的妻子关小舫背着他，跟一群进步华侨教师一起，响应宋庆龄在香港倡导的“一碗饭”运动，去各个学校联络老师和学生，开展“捐献一个面包”活动，组织进行各种义卖，为雪兰莪筹赈分会筹募义款。他的儿子李剑桥在学校发起的捐款活动中，捐掉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并向他这个做父亲的学习，向学校表示他每个月都省下2元零花钱捐给学校设立的筹赈点……
他设立在商会门口的捐款箱里，每天清款时都是满满的，全是一元一角的散币甚至硬币。那些在他的锡矿场每天只挣几角钱薪水的工人，纷纷把预备送到锦纶泰去寄回“唐山”（“南洋客”们对祖国家乡的称呼）的积蓄，通通捐了出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那些捧着血汗钱来到捐款箱前，或者他的办公室的最底层的劳动者，李孝式的心被深深地震撼着。他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民众的力量，体会到了海外游子对祖国血浓于水的拳拳之心。有着这样子民的祖国，是不可能被亡国灭种的！
雪兰莪筹赈分会，为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筹得义款总共超过1000万元。
这笔钱在当时是天文数字。李孝式的名字以一种无比光辉的形象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而他，看见的是自己的父亲李季濂远去的背影。他仿佛看见当年的父亲，也是这样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筹资。尽管他不曾亲历多年前的场景，但他的心真的看见了。
为了加强东南亚地区华侨筹赈会的领导，统一协调行动，李孝式向陈嘉庚建议召开南洋华侨筹赈代表大会，成立一个覆盖南洋各地的筹赈总会。经各地华侨领袖协商，南洋华侨筹赈代表大会于1938年10月在新加坡召开，参加的有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暹罗、砂捞越、安南、缅甸、北婆罗洲、香港等地区代表160多人。大会通过决议，选举产生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总会（简称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成立21人的常务委员会，其中以李孝式为首的常委委员中，马来亚占16人，是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的主力。陈嘉庚当选为总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办事机构与通讯处设在一起。在南洋华侨筹赈总会的领导下，马来亚华侨万众一心，迅速掀起如火如荼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
华侨捐款，是抗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据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报告，1939年军费支出18亿元，同年华侨捐款和侨汇达11亿元。向外国购买武器和军需物资，要用外汇，华侨捐献作用之大是不言而喻的。除了捐钱，华侨还捐赠物资，绝大多数是衣物、粮食、药品、医疗器材，也有飞机、坦克、汽车等武器装备。
从1937年下半年起，这些物资源源不断运到中国国内。
李孝式除了全力为筹赈会筹款之外，还率先发起抵制日货运动。最初的起因，是他以商人的敏锐目光发现日本货在马来亚很受欢迎，日本货在马来亚市场几乎无孔不入。对于一个购买力很低的社会来说，相对便宜的日本货无疑是受欢迎的。然而，大家都用日本货，无疑就增加了日本的财力和国力，增加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实力。这是断断不能容忍的！他拿出在剑桥大学写毕业论文的激情，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简短而极富感染力的呼吁华侨抵制日本货的演讲稿，放下生意和公务，到公共场所进行演讲。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抗日类的活动常常受到警察的干扰和阻止，后来李孝式跟佩拉克打了招呼，从经济的角度解释说抵制日货是为了保护本土商品和英国的货物进口，弄得佩拉克无话可说。最后只得听之任之，以不发生流血冲突为底线。于是，在李孝式的带动下，马来亚抵制日货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并连带影响到了日本在马来亚的企业生产……
马来亚、新加坡各地的种种抗日运动，有力地支援了祖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除了工商界的积极支援，马来亚文化界也不甘落后。1938年开始，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纷纷到马来亚开展文艺宣传活动，鼓励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胡愈之、徐悲鸿、郁达夫先后到达马来亚，积极投身华侨抗日大潮中。特别是徐悲鸿，一到达新加坡就立即勤奋地进行油画创作，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以他在世界美术界的崇高声望，为支援祖国抗战义卖献金。
徐悲鸿在得知李孝式筹款千万元的义举之后，特地画了一幅巨型水墨画《破晓公鸡》，签名赠送给他。祖国文艺界的朋友在雪兰莪开展宣传抗日的演出活动期间，李孝式无论多忙都携妻儿前往观看，捐款。他觉得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那一次又一次的捐款筹赈等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中得到体现和升华了……
如果可以的话，他随时愿意为自己不曾好好亲近过的祖国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1936年，他组织雪兰莪中华总会，任会长达16年之久。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陈嘉庚在新加坡主持华侨筹赈总会，筹义款支援中国抗日，他在雪兰莪组成筹赈分会，筹义款1000万元。这笔钱在当年是天文数字……”1998年10月26日的《南洋商报》这样追述李孝式当年的筹赈义举。
《南洋商报》是陈嘉庚于1923年创办的，抗战前就在华侨社会中颇有名气。抗战一开始，《南洋商报》就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和热忱，大量刊登抗战的消息和评论，对海外华侨的舆论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周恩来曾推荐胡愈之出任编辑主任。在抗战时期，《南洋商报》重点宣传不分党派、不分老幼、不分智愚，以全国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思想，深得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拥护，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
另外，根据李剑桥在亲自执笔的英文版《敦·李孝式爵士》里提供的信息，据日本历史教授哈拉的说法：“抗日战争时期，敦·李孝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而关于李孝式发起组织的筹赈分会，为祖国抗战一举筹得超过1000万义款的事情，在民间一直众说纷纭，一说是1000万美金，一说是国币，也有说是马币零吉。对此，李剑桥也无从确认，他只记得自己当年在学校捐的都是零吉，同学们捐的也都是马来亚通用的货币。由此不难推知，李孝式筹得的1000万最大可能是马币。当时，马币与国币的汇率差不多是1∶10，如此，则相当于1个亿国币了。那对主要因财政拮据而显得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日战争来说，的确是笔天文数字。也有人说，当时马来半岛的商业活动，都以美金为做生意的货币单位……
不管是美金也好，马币抑或国币也罢，筹赈会汇给祖国的每一分钱，都是南洋华侨的爱国热血和赤子之心！更何况，李孝式在抗日战争中对祖国的贡献，远远不止是那一千万的筹赈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