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式——英国人的走狗，去死吧！！！”海报上三个红色的惊叹号，就像三把尖锐的匕首，深深地刺痛了他！这是他一生中遭遇的最大的误会……
就在马华公会成立前夕，英国出兵镇压马共，并设立作战委员会，李孝式被当局委任为这个完全针对马来亚共产党的作战委员会的顾问及委员。
他的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就像当初在印度蓝姆伽，他与梁宇皋都因为不愿意拿起武器去对付自己的兄弟，没有选择回重庆而选择回马来亚一样，他同样不能在这片土地上与曾经跟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倒戈相向，或者用自己的智慧去协助异族人对付自己的同胞！
李孝式也无法像坚辞不受马华主席一样不接受这样的任命。随着战后其他英属殖民地的相继独立，他坚信不久的将来，马来亚也会迎来独立自主的那一天。而要通过政治途径不是流血冲突来解决不仅仅只与华人有关的马来亚问题，他必须取得英国当局的信任。
他只能妥协，只能放弃一些可贵而并非无价的东西，以获取另一些真正无价的东西——那是成千上万苦难的华人同胞，跋山涉水梯山航海的过来，靠赤手空拳艰苦拼搏打造，用无数代人的血汗将瘴烟弥漫的蛮荒之地开拓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马来亚，未来的前途命运。
马来亚的前途和命运，就是马来亚华侨华人的前途和命运。当然，他的妥协是有底线的。他在接受任命的时候坚决表示：出于民族情感，他绝不参与剿灭马共的战争。他真诚地希望当局尊重他的民族感情，他说，他“相信他的老同学乔治也会同情他尊重他的”！他在最关键的时刻，搬出了自己与英国国王的同窗友谊，所有的殖民地官员都表示理解，并同意让他只负责协助安抚居民和移殖新村。
获得这一特别的许可之后，他又从维护稳定的角度，建议当局在移殖新村的时候应尽一切努力避免使用武力。
李孝式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也曾不止一次的在公开场合表示“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信仰共产主义”。但是，对于马来亚共产党，他是心怀由衷的敬仰的。在重庆的时候，他见识过八路军办事处朴素而井然有序的气象，和那里的共产党士兵朝气蓬勃的昂扬士气。他和许多为支援祖国抗战倾其所有的华侨同胞一样，就跟陈祯禄的比喻：“大陆一感冒，南洋华侨就打喷嚏”那样，他们义无反顾的动力，是来自于曾经带给祖国和人民无限希望的“国共合作、共御外侮”！
他充分尊重他们的信仰和理想。尽管他们不可能与祖国大陆的共产党同日而语，尽管他们的坚持，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来说是那么不合时宜，尽管他们正在由为正义而战转向为尊严而战，惨烈的结果已经可以预见，但是，他从心里敬重他们！
李孝式将锡矿交给长子李剑桥打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安抚居民和移殖新村的工作中去。他与马华公会其他领导成员一起四处筹资，为一无所有的华族同胞搭建房屋、提供各种援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口婆心地劝说不愿搬到新村的华侨。
既然在紧急法令的严苛要求下，华人移居新村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情，李孝式只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独特的应变方式，为被迫迁移的同胞寻找和争取适宜居住、种植以及置业的富庶地方，来建造马来亚历史的特殊产物“华人新村”。
他几经考察和比较，先后向当局要到了广为后人称道的两块地方。一处是距离瓜拉雪兰莪16英里被称作“十六支”的“红毛港”。圈定范围之后，就将万津、瓜拉雪兰莪以及丹绒加弄的华侨居民迁移到了这里。这个地方后来成为马来西亚声明远扬的“适耕庄”。
另一处是东姑阿都拉曼的故乡吉打州的双溪大年，后来也成为了马来西亚有名的鱼米之乡。他的这两个举措，一直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华裔世代安居乐业而被后人所称道。特别是后来发展成为工业区的双溪毛糯和梳邦新村，一直是马来半岛人口最多，最丰饶的地方。
移殖新村当然不会一帆风顺，在当时的情势下反而是相当危险的。毕竟，“新村”这一名称从一开始就与马来亚共产党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
为了完全切断马共的粮食供应线，凡是毗邻森林的村子都被英军烧毁了；有的新村刚刚建起不久就在英军与马共的对垒下被付之一炬，然后又重建；有个村子因有英籍官员被杀而遭集体惩罚，全村被迁徙到另一个州；还有一个村子因钦差大臣遇刺而被关闭，全体村民被移送扣留营监禁……
刚就任作战委员会顾问和委员不久，李孝式就在办公室收到了装着子弹的信封，有人警告他，要他立即停止将华人移殖新村的协助工作，否则要他好看！妻子关小舫曾为他物色贴身保镖，以保证他出入安全。但他拒绝了。他相信自己是问心无愧的，如果一定有同胞要他的命，那是他命该如此，再周密的安全措施也是徒然。不如干脆一笑置之。
真正让李孝式觉得危险的是自己的同事真的被杀害了。那是他收到装着子弹的信封1个月后的一天，一名叫张文和的华人，是专门负责协助李孝式的移殖部助理官员，以副移殖官的身份前往一个叫“峇冬丁宜村”的地方劝导村民迁移到旧村庄的对面，即筑围着铁丝网的新村。村民迁进去了，可是1个月后，张文和就在新村的咖啡店内被枪杀了。之前，当局情报人员已经获悉有暴徒出现，但村民拒绝提供相关情况。张文和死后，警察到现场勘查，村民也都保持沉默。这样的悲剧，让李孝式无言，他也只能保持沉默，纵然被害的是自己的助手。甚至，他在潜意识里觉得，这件事也是对他的变相警告。
他的隐忍，让他自己都觉得懦弱。他深知这样的懦弱绝不是耻辱。他唯一的对抗方式就是：拒绝带保镖。
当殖民当局援引紧急法令，向村民集体罚款，并在3天后将全村居民迁往另外的新村，钦差大臣邓普勒为惩罚怕事的村民，还下令拆毁该村所有房屋，将全体村民押往怡保扣留所的时候，李孝式却不沉默了，他以移殖部官员和作战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前往怡保，用自己的个人财产将被扣留的村民保释了出来。
就在他在儿子李剑桥和秘书的陪同下，将金额不小的保释金交给扣留所之后，在回家的途中，却在街边的一面墙上看到了正被很多人围观指指点点的那张令他终生难忘的海报……
年轻气盛的剑桥愤怒地令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就要冲出去，李孝式及时地抓住了儿子，他平和地摇了摇头，挥手让司机开车离开了。他是个不愿树敌的人。即使有人硬要将他当成敌人，他也希望沉默能够化解。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所以无所畏惧。他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还他公道。
3天后，那张海报自动消失了。
村民返回新的新村，重新开始新的生活。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简直就像刚刚牺牲不久的、以不流血的“不合作运动”，把强大的大英帝国驱出印度、最终让印度赢得独立的那位正在被印度人尊称为“国父”的甘地。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努力，离期待的目标究竟还有多远，还需要多久……
这是李孝式在政治上的妥协。
然而，最令他痛心的妥协并不是对对手的妥协，而是在家庭教育上的妥协。为了给友族及其政党在教育问题上同声同气的印象，也给华族同胞树立一个一切以马来亚为重、所有公民都是马来亚人的榜样，同时也为了保证孩子们不因为他的身份和工作受到干扰甚至威胁，他不得不将年幼的孩子们送往国外读书。吉隆、又隆、文隆、少隆和裕隆几个儿子，到英国读书时都未满10岁，2个女儿刚到入学年龄就被送往澳洲……以至于孩子们只会说广东话，连中文都不会写！也正因为这种种因素，尽管他后来退出政坛之后，将自己创立的银行超过千万的原始股票，捐赠给马来西亚高州总会作为教育基金，以弥补自己多年的遗憾，他仍然在国人的心中留下了“对华文教育表现平淡的印象”。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也是李孝式一生中最大的悲哀！
他的妥协——无论是对英国人还是对自己的同胞，都是为了保全。马来亚千千万万的农民华工，都在他的妥协下得以在夹缝中安居乐业，安然度过那段不亚于黑暗的日本军政统治下的困苦岁月。
无论是对英国政府，还是对马来亚共产党，还是对马来亚的国家和人民，李孝式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和风范，以及他的高瞻远瞩，都是无可指摘的。
“从那时起就居住在那些地方的华人，很多都因为拥有土地而成了百万富翁。”
时隔60多年后，笔者采访当年马来亚共产党员的后代，其本人也曾经加入马共的黄先生，问起他对敦李的印象时，他提到得最多的是李孝式移殖新村时为华族同胞做的好事。
虽然，黄先生也曾说：“敦李是当时的贵族，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但李孝式利用自己协助当局移殖新村的机会，努力将华侨们移居到富庶的地方，他认为这是要有相当的深谋远虑才能做到的。尽管因为政治信仰的关系，很多人并不喜欢李孝式，但大都公允地认为，“李孝式是真正全心全意为国家为民族作出卓越贡献的政治领袖”，黄先生更是觉得，敦李之后，大马再无政治家，有的只是政客。言谈之间，流露出深深的怀念。
当疲惫的马共终于放下武器，重新走出森林之后，对当年李孝式的种种作为，都一直保持缄口不言的态度。就连马共领导人陈平在劫后余生的平安岁月里，用笔回忆当年的战争岁月，在他的一度风靡东南亚的历史传记著作《我方的历史》中，也对与李孝式有关的一切避而不谈。
“吉隆坡苏丹街有一间由活跃于政坛的富甲一方的李孝式先生家族经营的酒店。李孝式较后出任东姑阿都拉曼的独立政府的财政部长。李孝式的祖父（作者注：这里其实应该是父亲。）以引进契约劳工——我们所谓的‘卖猪仔’——到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门路致富起家。较后其家族业务转向锡矿，也越来越富有。到了1946年，该间苏丹街酒店为往来马来亚和中国的商家提供膳食，在这方面，它与当地的中国国民党领事馆有特别的安排。我们的一位同志碰巧与酒店管理人有交情，因而得以把附上一笔款项的莱特照片交付酒店，不久后即为他取得一本中国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C·H·Chang，或是张灿红。不甚合法，但很管用。”这段文字，是“一位在马来亚森林里领导反英反殖战争12年的游击队领袖的回忆”，是马共领导人陈平著的《我方的历史》这部厚达480页的长篇历史传记中，唯一一处提及李孝式的地方。
“亨利——亨利——”东姑的声音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打断了他绵长的思绪，“我们到伦敦了，你看……”他有些茫然地转过头，随着东姑的手指往舷窗外望去，薄雾下面，伦敦的街市和建筑物依稀可见。
飞机终于降落在伦敦机场。
李孝式仿佛从一场遥远而漫长的梦里醒来，下意识地摸摸脸颊，脸上残留着不知什么时候溢出的泪水。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一切的一切都像是发生在昨天。却又恍若隔世。
“还在想你的父亲吗？你的脸色有些不好。”一直走在他身边的东姑关切地问。
“要是他老人家还在，看到今天的马来亚，他曾经打拼过的寻找过梦想的土地，就要获得独立了，一定也会感慨万千吧！要是父亲知道我从头至尾参与了国家的独立谈判，一定会非常欣慰吧……”李孝式默默地想着。他朝东姑轻轻地摇了摇头，像是要摇落无限的思绪一般。然后与东姑肩并肩地步下了旋梯。他要调整好思路，迎接新一轮的牵涉到200多万同胞生存权利、平等权利的谈判……
每个代表们的脸上都是一副严肃的表情。这是他们第二次以马来亚独立谈判代表的身份踏上这片陌生的，对李孝式而言却像是久违了的土地。他的眼前不期然地浮现出与争取独立有关的场景，思绪再一次不受控制地回到并不久远的往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