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胜利后，李季濂出任广东省民政厅秘书兼广州市政府顾问，重新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新政府的官场。
但是仅3个月，袁世凯就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了旧势力的手中，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广东也落入北洋军阀势力范围。
李季濂的偶像李怀霜，一直被袁视为眼中钉，被迫亡命海外。难以有所作为的他重又生出归隐之心。只有具备广东咨议局议员和中华民国临时众议院议员，以及国民党党员多重身份的杨永泰，依然对革命事业充满无限的信心和热情。杨永泰在上海与沈钧儒等人一起组织民主宪法党，还创办《正谊》杂志，又与黄兴等人组织欧事研究会，并任上海《中华新报》主笔，百折不挠地反对袁世凯称帝。
李季濂向妹夫杨永泰表示自己想重新归隐的愿望，杨永泰却极力将他拉进了刚成立不久的广东咨议局。
所谓咨议局，是清政府在向全国人民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的第二年即1906年，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的国会在各省设立的。咨议局成立的第一年，议员们在为地方兴利除弊、弹劾官吏、审核政府财政收支等方面，积极参政，提议案，论改革。特别是1910年至1911年间，副议长丘逢甲和古应芬、邹鲁等议员发起禁赌运动，以禁赌整治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与苏大阔等庇赌议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获得了胜利，并因此在社会上赢得了口碑，为咨议局树立了很不错的形象。除此之外，咨议局还做了一件在当时惊世骇俗的事情，那是1911年11月8日，广东咨议局主持召开了满汉八旗以及绅商各界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广东独立问题。次日，广东各界代表聚集咨议局，庄严宣布广东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都督府。广东因而和平光复。这两件与咨议局紧密关联的大事件在社会上激起了很大的反响。
不幸的是，李季濂担任广东咨议局议员的时候，咨议局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了。
那次被摆上桌面的禁赌运动，因为涉及政府财政收入和部分议员个人利益，令清政府设置咨议局的虚伪性暴露了出来。清政府成立咨议局的初衷，只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因此对咨议局的职权范围有所钳制。表面上，规定咨议局可以议决本省“应兴应革”、“预决算”、“税法及公债”、“单行章程细则之增删修改”、“公断和解自治会之争议”、“收受陈请建议”等事项，但是各项议事主持、采纳和裁夺权都在督抚手中，咨议局实际上有名无实，不过是地方行政长官严密监控下的点缀门面的机关。
再加上新政府的官员良莠不齐，旧时代的官场恶习并没有得到改观。孙中山先生从民国大总统到军政府大元帅，其人格魅力和作为领袖的号召力举世公认，并且有着很先进的执政理念和施政纲领，但是他始终未能掌握一个国家首脑必需要掌握的最根本的东西：兵权。更严重的问题是，手握重兵的都是些军阀作风严重、“人人都想取而代之”的大老粗，而且大多数缺乏长远的目光和进步的思想。
1922年6月15日，与孙中山政见不合的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在贴身秘书，也就是李季濂的信宜同乡兼忘年交林树巍的保护下逃离粤秀楼，避居海上。叛军攻破总统府和粤秀楼之后，立即在街上张贴“请孙下野”的布告，驱逐国会议员，残杀革命志士。广州陷入空前混乱和动荡之中。
李季濂就在那场混乱中逃离了广州，只身到了香港。
他是真的厌倦了这种打来打去的“革命”，早年追随孙中山出生入死的热情，已经被在新政府的官场难以作为的现实一点点地消磨掉了——这不是他期待的曾经以命相许的革命的结果。他觉得一盘散沙的中国太需要一位真心革命、可以一统天下的军事政治家了。但孙中山却在已经错过了改良的最佳时机之后，总思谋着一边改良一边革命，试图通过一些政治途径来达到军事方面的一致行动，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军阀们谁都不服谁，谁都认为自己可以当皇帝当总统。在这样的情势下，必得有一位比所有军阀都强硬的人物来进行“四海归一”，手中根本没有军队的孙中山，会成为统一中国的军事政治家吗？李季濂深深地彷徨了……
11月，当孙中山在痛定思痛之后，决意着手改组因旧势力盘踞而渐现腐败没落迹象的国民党的时候，李季濂没有回去。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就任大元帅，被任命为金库主任的林云陔，受已担任广东省省长的杨永泰的委托，写信到香港劝李季濂回广州，继续为新政权效力。李季濂也没有回去，只是在回信中坚决地表示，他会继续想办法在经济上支持革命，但不会再担任任何政府职务。
林云陔写信骂他半途而废，是革命的逃兵，他干脆连香港都不呆了，只身到了马来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