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丹东已经让日本感到十分惊讶，而之后的火烧丹东更是让日本错愕不已。无论是日本外交官僚还是一些军阀政治家，他们所认识中国人都是懦弱无能，并且处处掣肘害怕事情会有额外的影响，尤其是北洋政府和麾下的北洋军，除了贪生怕死也找不到别的形容词来加以形容了。
虽然当北洋政府大张旗鼓的建立中央军时，潜伏在北洋政府高层的许多谍报人员多多少少暗示袁世凯对中央军所寄予的厚望。但日本本土情报机关的研究和推论，所谓的中央军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个人绝对统治权的名义罢了，中央军除了编制上扩大了一些之外，从军官到兵员几乎一成不变，无非是换汤不换药的勾当。
可是事情结果似乎是出人意料，但似乎也还在意料之中。
之所以惊讶，还是对于中央军顽强坚守阵地，以及毫不在乎各种外界影响而悍然反守为攻，俨然已经是摆出了扩大辽东战争的态度。至于火烧丹东从各种方面来说都是一种不道德的野蛮行径，但由此也能看出辽东的中央军本质上仍然是旧式军队的作派。
从中央第十师发动对丹东的突袭当天，日本本土各方面政治势力便按耐不住，主战派纷纷叫嚣增兵辽东，民主派和知识分子却认为应该严惩第五师团擅自行动，并且尽可能更快的结束辽东战争，并消除此次军事冲突的影响。
即便袁肃下令从第二天开始便组织人力武力抢救火灾，丹东铺天盖地的火势已然到了失控的地步。救火前前后后进行了三天多时间，在救火期间还造成了超过一百人员的伤亡，这才在十一月九日的时候勉强控制了火势。
丹东中部城区和部分南部城区被大火付诸一炬，损毁的民房超过千余间，四个街区彻底沦为废墟。大部分日本驻丹东的官署、军事单位、仓库乃至火车站、渡口等等，九成以上同样遭到不可恢复的毁害。
不可否认，在大火烧毁的五分之二城区之中，之前没有来得及转移的普通老百姓或多或少都有误伤，其中有中国的老百姓也有朝鲜、日本的侨民，甚至据日方初步统计大约还有十七名日籍官员于火海中失踪。
至于具体的伤亡统计，中国方面也仅仅只会做一些遮遮掩掩的草率调查，相信真正仔细的调查工作最终还只会是日本方面来不遗余力的投入其中。
在这三天里，第五师团依然被困在辽东防线上动弹不得，日本第二舰队每天消耗大批的物资为登陆部队提供掩护，甚至开始动用预备给十八师团进攻青岛所用的物资。盖州的第五师团主力部队本巷战和阵地战双重困扰，较之之前几天的大阵仗而言，虽然伤亡得到了有效遏制，但进攻的步伐却寸步难移。
师团司令部闻讯丹东的遭遇，全体上下都显得异常激动。
大谷喜久藏连续发出了七八封电文，又是告奉天领事馆要求外交谴责，又是发到北京东交民巷请公使馆出面主持此事，又是连发请愿电到东京，要求内阁为丹东一事严厉追究中国责任，并即刻批准下令增兵辽东。
同时，师团司令部众多军官、参谋和幕僚一致要求调动十八师团前往普兰店和庄河，截击中国陆军第十师。并且在能力之余还要尽快向盖州发起增援。
大谷喜久藏早先就有策动十八师团的意愿，只不过神尾光臣一直不愿配合。而现在有了丹东事件做为诱因，他觉得是时候向神尾光臣摊牌，如果十八师团还是不肯出兵，那么自己也只能宣布作战失败，并以死向天皇谢罪。
随即他在十一月九日下午派遣副官大久保公治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返回旅顺，全权负责说服十八师团尽快参战。临行前他还特别嘱咐，不管神尾光臣的态度是什么，大可从十八师团司令部其他将领身上着手游说。只要十八师团大部分军官支持作战，神尾光臣迫于压力一定不会再袖手旁观。
就在第五师团把最后希望寄托于第十八师团出兵的时候，日本内阁就丹东事件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然而这两次会议的结果都不是很理想。虽然声音各有不同，但大部分仍然是责怨第五师团擅自行动的不对，如今招来恶果那也是咎由自取。
日本军阀政治势力当中并非全部人都支持辽东开战，毕竟对于许多军阀政客而言，他们老早以前就把目光转向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而绝非是仅限于远东地区的纷争。因此到最后还是以主和立场为主的声音稍微占据了上风。
十一月十日这天上午，日本内阁正式委任外务省副大臣内藤新平为首相特使，即刻启程赶赴中国与北洋政府发起正式的外交谈判会议，就辽东局部军事冲突一事能够和平解决进行磋商。同时勒令要求日本驻华公使日置义尽快就《二十一条》一事拿出解决方案，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此次外交危机，将被“劝退辞职”。
陆军省也在辽东开战第十二天后做出了更详细的申明，和对旅顺司令部下达措辞更为严厉的命令。之前十二天因为内阁与国会就辽东问题争执不休，驻华公使馆也因为遭到游行示威而被切断联系，也不清楚到底该如何节制第五师团。所以都只是下达和发出了一些含糊其辞的官文、命令。
此次陆军大臣冈市之助受大隈重信首相的明确指示，对旅顺司令部做出军法限制令，要求第五师团立刻向中国军队停战，各路部队全员返回旅顺要塞待命。同时又朝鲜和本土分别派遣军法调查官和宪兵队，针对此次擅自开战一事进行严厉的彻查。
海军大臣八代六郎也即刻致电第二舰队驻旅顺海军基地，命令第二舰队迅速停战，海军运输船协助营口第五师团撤离，舰队全部返回旅顺海军基地待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