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的四川已经未寒先冷，盆地气候非但没能挡住高远扑来的寒流，反而将冷空气窝成一团。事实上，在成都和重庆两地陆续发生的几次南北交锋的战事，并没有像发往北京的电文里所描述的那么激烈。就如同现在的天气一样，反而是一种很冷淡的胶着。
早在七八天之前，刘存厚、王陵基、周骏等人的部队便分别退守潼南、北碚和璧山一带，这三处都是重庆向西的交通要道，扼守住这三个据点，重庆便能高枕无忧。至于中央陆军第十五师的主力部队，从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重庆，反而将泸州的部队也陆续抽调了回来。
从护****正式宣布讨袁开始，至今已经过去了快四十天的时间，中央陆军基本上没有与护****任何一个梯队发生正面冲突。整整四十天的时间里，即便是被当作炮火推向前线的川军部队，也只是与护****前沿部队偶尔发生零星擦火，大部分仅仅是侦察部队之间的冲撞，仅此而已。
纵然第十五师现在披上了中央军的番号，期间也按照中央军的制度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整训，但这支部队的底子终归还是北洋旧军。可以说了，放眼北洋政府中央系统，只有袁肃的中央陆军第十师及其中央陆军第一兵团，是从成立之初便严格灌输新式的军纪、思想教育，并配合全新的训练方式打造出来唯一合格的中央军。其余部队都残留不同程度的旧军习性。
毕竟中央军系统才建立不到两年的时间，从士兵到军官都远远还没到新鲜血液更迭的阶段，可以所谓的中央军也仅仅是在旧式北洋军的制度上加以改善。要想真正起到明显的精英效果，必然是要经过一段漫长时间的砺合。
也因此，十五师除了在兵员数量和装备后勤上面有很大的优势之外，其余方面也不过尔尔。好不容易平静了两年的时间，又是大总统刚刚登基当上皇帝的大喜期间，许多北洋军都不适应也不情愿在这个时候作战。于是旧军的那股赖皮性子渐渐占了上风。
当然，四川局势之所以发展到眼前的地步，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陈宦本人的思想变化上。
在外界很多人看来都以为陈宦是袁世凯的心腹，袁世凯把陈宦当半个儿子来看待，可是任谁也不知道陈宦和袁世凯二人的关系究竟从何而来。甚至在历史上对于陈宦的介绍也并不多，只知道最后是陈宦的一封通电，给了洪宪帝制最后的致命一击。
然而，袁世凯之所以将陈宦当亲信来看待，事情还要追溯到庚子国难那段时间。当时陈宦在率残部仅八十余人突围京城时，于途中拾获了共计十多万两白银的饷银。对于逃难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天降巨财，只怕很多人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带走这笔饷银，去南方寻一个太平的地方过荣华的日子。
倒是当时的陈宦却出乎意料，带着这笔饷银一路往西，直到赶上了皇帝西巡的队伍，随即将银子一分不落的全部呈交了上去。而这笔银子便是当时袁世凯用来孝敬朝中大员的贡礼，本是派遣了一队人马护送押解，万万没料到出京城后便下落不明。也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将陈宦“拾金不昧”一事牢牢记载了心中，认定陈宦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在随后的十多年里，陈宦无论是在对待革命党，还是在对待清朝末年的政治态度上，都表现出非常合时宜又有原则的一面。一九零七年时革命党人曾经到四川试图策反陈宦，陈宦是以时机不成熟为理由婉拒了革命党人的邀请，时隔一年之后，陈宦又因为剿灭革命党有功而被上司提拔升迁。
到后来民国成立了，陈宦积极拥戴袁世凯掌控国家统治大权，并运用各种手段消除地方军阀的影响，先后参与了“邀请”黎元洪北上和“诱骗”章太炎进京软禁的活动。由此奠定了袁世凯左膀右臂的基础。
不可否认，陈宦确实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的原则就是遵循一条旧官僚主义的行为规则，一切全部是为了服务于官僚阶级利益。在袁世凯称帝之前，他曾经真正意识到帝制对官僚阶级带来的极大利益所在，也因此不遗余力的左右奔走、遥相呼应。
可当他被外派到四川这个夹杂于南北对冲的地方之后，接触到南方算不上庞大但是却十分密集的反帝制、反袁世凯声音，甚至还有自己昔日的同窗、故友和老乡，这一切都在主观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他本人并没有任何“主官意愿”，自己儿时常年跟在叔祖陈学棻身边，深受保皇思想的影响，对封建礼规十分看重。他并不奢望自己能够成为袁世凯那样的人上人，只希望能成为辅佐人生人的那种人。间接的而言，在一定思想高度上面，他是没有任何主见的人，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随着护****政府的成立，在北洋军政府内部已经有不少势力在暗中行动，这些势力基本上都是打着反对帝制的旗号，认为帝制是毁灭北洋的导火索。虽然稍微有些理智的人，都能听出这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真正的目的无非是想要借助反帝制来重创袁世凯的元气，从而瓜分北洋的统治权。
但是对于陈宦这样缺乏主见又极其保守官僚主义的人来说，他很容易的就受到了主流势力的影响，从而渐渐靠拢这股主流势力。
虽然他承认袁世凯对待自己不薄，可自己却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是袁世凯的心腹。这只不过是袁世凯和外界众人的一种误解罢了。他无非是没有像冯国璋、段祺瑞、黎元洪那样拉帮结派，搞一个什么皖系、直系之类的派别，所以就很容易的被当作是效忠于袁世凯的嫡系。
如果要说派系的话，他自己一个人就是一个派系，因为在这个年代已经很少有像他这样“纯粹”的官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