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部队之所以会在抗战初期一溃千里，主要还是一个士气问题，不敢和日本人拼命、真干，或者说，敢拼命的将领和部队太少。日本人能打，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装备先进，而是训练有素，日本人的单兵素质，尤其是射击的精度，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武士道精神和同乡观念，日本军队是很疯狂的。在装备不够先进的中国军队面前，他们的疯狂，能够取胜，可是面对装备真正精良、并有着进取精神的盟国军队的时候，他们的疯狂，只能是自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玉碎”，这种死亡冲锋，往往是集体行为。
战争是“铁血”的碰撞，是真实的战力的碰撞，异想天开、夸大其词，甚至胡说八道，只会给战争史的研究制造麻烦。战争遵循实力法则，脱离实际的鼓吹，对于国家、团体甚至军队都是一种误导。季我努学社的多位作者是具有军事学背景的，我们希望避免上述纯粹的臆想。
由于不了解，导致错误的产生还可以原谅，主观上故意就不可以原谅了。某些文字或者影视作品虽然打着抗战的名，实际上是对先烈的亵渎。我曾看过一个作家写的中国远征军野人山撤退的故事，以女兵作为卖点，写的是女兵被男“野人”掳走，男兵被女“野人”掳走的故事，格调之低下，令人作呕。任何以情色作为卖点的抗日题材电影、电视，或者文字作品，都是对祖国和英雄、同胞的侮辱。
我们要写的抗战史遵循统一史观的指导。
抗战史的主流是全国各阶层团结在以国民党、共产党为首的统一战线之下，在盟国的支持之下，打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真实的抗战历史，不是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分裂的抗战史，而是中国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统一的抗战史。
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之下，一切为国做出过牺牲的武装力量，无论其归属、性质，只要站稳了民族立场，都是可敬的抗日武装。合作抗战是澎湃的波涛，偶尔的摩擦，只不过是波涛中的小小漩涡。共御外辱的伟大合作，并不会因为兄弟间偶尔发生的“家务事”而改变性质。
统一的抗战史观，并不意味着“一刀切”的方法可以大行其道。抗战史是复杂的，抗日统一战线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大局的是非观，不能掩盖摩擦，甚至是罪恶。客观的历史态度，追求的是真实，要让一切是是非非真真切切。另外，抗日统一战线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虽然可以贴上抗日的标签，但是也应该正视它具体的行动。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的精髓就是斗争妥协。抗战史是明暗交替的抗战史，对抗主体、合作主体之间，都存在着纵横捭阖。
有合作，也有摩擦，有轰轰烈烈的明里的战斗，也有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这些汇成了抗战史。我们必须正视，并要去探寻的抗战史。一是一，二是二，褒扬，还是贬斥，都应该根据事实来说话。
在此，我拿军统举例子。
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在抗战期间极为膨胀，它不仅在国民党的谍报领域独占鳌头，还通过插手警政系统、在敌后战场建立“忠义救国军”等游击队，拥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历来被誉为“反共的急先锋”，可是在抗战中，它也是制裁日寇、汉奸的先锋。相比较于国民党其他的特务组织，比如军统的老对手中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等，惩治日寇、汉奸，军统干得更加出色。在抗战当中，比较有影响的、成功的刺杀日寇、汉奸的大案，基本是军统所为。军统的很多特工人员，为了刺杀日寇、汉奸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军统是抗日的功臣。
然而，军统作为忠于蒋介石政权的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匕首”，它在抗战中也对中共，甚至某些国民党将领犯下了血腥的暴行。它与青红帮势力勾结，甚至与日伪勾结，走私、贩毒，牟取暴利。这些都是罪恶。要给抗战时期的军统一个客观的评价，就得把它放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考量。从整体上而言，它是有功的，却也不能忽略它的罪恶。
但是，对于某些军统特工而言，他们却可以是顶天立地的抗日英雄。他们的英勇可昭日月。我在梳理抗战中刺杀日寇、汉奸的大案时，不经意地发现，基本上所有成功的，都是军统干的，或者有军统背后的支持。中统的最初的骨干，基本上是中共的叛徒，对付中共有一套，要对付日本人，还是军队出身的军统在行，狙击、爆破、投毒，还是骨干为黄埔军人的军统干得来。军统是抗日惩奸的利剑。
以上四点是季我努学社整理史料的原则。下面说一说本书书稿形成的过程。
本书是一本公版书，原作者万斯白先生在1943年就被日军逮捕杀害了。他的人生经历非常复杂，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著名的间谍。他出生于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远东地区为协约国联军情报处工作。“一战”结束以后，他被东北军阀首领张作霖收入麾下，主要帮助张作霖对付外国人在东北的走私、贩毒、贩卖人口的行为及对付他国间谍。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以他家人的生命安全威胁他，强迫他为日本军方从事特务活动。在此期间，他被迫帮助日本人迫害在东北的各国居民。1936年9月初，日本特务发现他秘密地与东北义勇军联系，便准备逮捕他，他在朋友帮助下逃到上海。在上海写出了《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时间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血腥统治和敲骨吸髓般的巧取豪夺。日本人想置他于死地，他逃到了菲律宾马尼拉，在马尼拉生活了下来，1942年初日军通过偷袭占领该地，他被日军逮捕，于1943年遇害。
本书最终文稿的性质应该是一个修订的全译本，它的形成参考了两个版本，英文原版来源于V.高兰兹出版有限公司（V.GollanczLimited）1938年版，于伦敦出版发行。中文版来源于国光印书馆1945年版，译者是文缘社。当时本书是国光印书馆《译报丛书》当中的一本。我认为1945年版的《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这本书本身已经成为史料了。为了保存史料，也为了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华章同人出版公司的徐宪江主任邀请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吴昊对这两个版本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比对。可能是因为本书的英文版不是初版，或者是国光印书馆在出版此书的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编辑加工，相较于英文版，国光印书馆的这个版本丢失了不少语句和段落，这些语句和段落我都重新进行了翻译。粗略统计重新翻译的内容加起来有两万字之多。在这两万字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
我在校订、补充翻译文缘社的前一版本的时候，采取的原则是尽量保留前人的原文，如原文翻译欠妥或者漏译则进行校订和补充翻译。我的爱人多国丽在我校订完全文之后又进行了一遍校对，并且为方便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补充了一些必要的注释。本书删去了1945年中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书评》和《读者的证明》。因为这两部分内容英文版中没有，不好校对。
以上就是本书文稿的形成过程。应该说这个版本凝聚了万斯白先生本人、英文版序言作者著名记者田伯烈先生、文缘社参与翻译本书的前辈、国光印书馆的编辑以及V.高兰兹出版有限公司的编辑以及我和多国丽、吴昊及华章同人公司徐宪江编辑、王冷阳编辑共同的心血。还要感谢张宪文先生和马振犊馆长的精彩序言、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步平教授的精彩导读，著名军事作家萨苏和余戈老师的精彩书评。感谢萨苏老师提供了大量的精彩照片。
借此机会我想特别向张宪文先生表示特别的敬意。张先生这位中国近代史的巨擘是我们季我努学社直入云霄的大纛！季我努学社是我和一些在京的媒体朋友于2011年7月发起的一个以青年新闻出版工作者和高校教师、海外留学生为主的民间社团。学社成立之初，蒙祖师爷垂青，祖师爷欣然同意担任荣誉社长。张先生对于学社的出版工作给予了坚强有力的支持。
张先生对于学社的史料整理出版工作始终给予鼎力的支持。张先生为学社的第一部“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辛亥革命》撰写了精彩的序言，他盛赞该书：“当我翻阅了布朗这部大作后，深深地为这位传教士对中国的深刻认识和入木三分的评述所打动。他的看法是那么吸引着我。他的这部著作，简直像是一位中国爱国者撰写的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读起来感受多多。”对于这本书出版的价值，他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011年，当海内外华人隆重纪念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的庄严时刻，解放军出版社推出了美国著名远东问题专家、20世纪最伟大的传教士布朗博士的这部著作。让我们惊奇的是这部书撰写于1912年3月，也就是在辛亥革命发生和中华民国诞生不久的时刻。布朗博士以一个外国人的睿智和锐利眼光，对辛亥革命和革命发生前后中国所面临的一切成功和困难，作了最全面和最深刻的描述。我们期望这部译著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有了张先生的序言，《辛亥革命》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历史研究》副主编李洪岩研究员在《中国图书评论》上撰文，将该书评为“2011年最值得阅读的历史书籍”。《辛亥革命》刚刚上市之时，还在“十一”长假期间，2011年10月6日，张先生又在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本书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张先生的发言长达一个半小时，系统地介绍了该书的史学价值。
季我努学社现在与华章同人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设立了以整理出版近现代史料为目的的季我努书系。张先生既然为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笔者就邀请他担任季我努书系的总顾问，祖师爷再一次欣然允诺。上文提到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得以获得国家的重视，赢得“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的荣誉，与张先生担任本丛书的总顾问不无关系。这个丛书由四本图书构成，分别为《缅泰死亡铁路》、《樟宜战俘营》、《地狱航船》、《不义之财：日本财阀在二战中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充当奴隶劳工》，基本上都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外版书。此丛书将于2015年由华章同人公司推出。
除了这两套“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以外，张先生还给予了我个人一次机会，参与《宋美龄文集》当中的《宋美龄书信集》的翻译工作。我翻译了宋美龄与艾米·狄龙·米尔斯夫人的通信（从1938年至1977年的）。我硕士毕业以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但是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是一个学习历史的人，我依旧怀着在史学上有所建树的梦想，我深知参与这种影响力巨大的原始的史料翻译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对于祖师爷对我的信任，我无比感激。
张先生除了支持学社的出版工作，还积极支持学社的实体活动“季我努沙龙”。“季我努沙龙”是季我努学社创办的以普及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公益性讲座。由于邀请的专家都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著名专家，沙龙已经在北京图书馆界举办的公益性讲座中小有名气，很多读者反映，季我努沙龙办得不比国图和首图的差。
2013年6月1日，我与爱人多国丽专门来到南京，请张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南山专家楼一层报告厅，做了一场《历史与当代：关于人物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厅里座无虚席，不仅来了不少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而且还有一些校外的大学生慕名而来。这场报告会由我的硕士生导师张连红教授主持，他简单地做了开场白后，张宪文先生就开始演讲了。祖师爷当天穿着一件竖条纹的衬衫，外加一件薄薄的针织线衫，满头银发，神采奕奕，侃侃而谈。他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关于人物评价的问题回溯到晚清民国，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逐一梳理，听得我们这些学生如痴如醉，甘之如饴。目前季我努沙龙1-12期的专家讲演集已经在三联书店结集出版，该讲演集收录了张先生在2011年的《辛亥革命》新书研讨会上的讲演（13000字）。
经过三年多的深入交往，蒙祖师爷垂青，我与祖师爷的交往已经非常密切，有些时候一天要给祖师爷打上两三个电话。我现在已经能大致模仿张老师在白天接听电话时候的语音语调，如果他很忙的话，他会跟我说，“我晚上给你打，我晚上给你打。”祖师爷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手头有事，要么就是在开会，要么就是在接受采访。
用一句中国的成语形容祖师爷再恰当不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于我们季我努学社的这些年轻人而言，我们希望也用八个字自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季我努学社希望在张宪文教授这位老当益壮的头马的带领下，为近代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最欣赏张先生的是他的满头银发，我也希望自己年纪大了的时候，能像祖师爷一样有一头漂亮的银发。满头银发在我看来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象征。张先生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希望张先生在为中国史学操劳的同时，好好保重身体。祝愿祖师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最后，向各位读者说声抱歉。由于本着保存史料、尊重前人成果的初衷，本书没有脱离1945年的版本全部重新翻译。加上本书内容都是我和多国丽在工作之余抽出时间校对和补充翻译的，时间仓促，必定有很多讹误。请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不吝赐教！
康狄
2014年1月于北京水碓子东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