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面说了几次“有说有笑”，因为这是测验契洽程度的最明显的尺度。中国人看英国的Punch是笑不起来的，即使跟着人笑，也只是皮笑肉不笑，更笑不下肚子。幽默、笑话，有着文化的界限，穿不过去。所谓文化的限界就是在同一历史中养成的同一价值态度。
我说了这一大段话，目的还是在想从这两种社会关系中去看我们乡村家庭的结合究竟是共生性质还是契洽性质？更确切一些，这二者关系哪种比较强？
普通用familism等一套名词来说明中国社会特性的人，意思里总是以为中国人的契洽关系常限于在家庭和家庭所扩大出来的家族之中，一出这圈子就入了这“何必曰道义，惟利而已矣”的领域。也有人从这个理论说明了中国缺乏公民观念的事实。除了血统和裙带之外只有“互相为用”，都是“手段”，讲不到“道义”。
我在这里只想提出这个问题来多想想，多看看。如果我在上面里提到的事实有相当概然性的：就是在我们乡村里，家庭的结合是以经济作中心，好恶相同，气味相投，有说有笑的集合却在家外——这事实如果是乡土中国的一般情形，则我们从“家庭中心”说里推论出来的说法都得重新加以考虑了。
根据我的观察所得到的假说，因之和一般的看法略有不同了。在我们中国社会基层的乡村中，地方结合，或是说乡土性，可能是比亲属结合在经济事业之外的文化生活上更为重要。这基本的事实使我们中国的经济上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在家外的社会关系中充分地让“人情”去活动，阻遏了根据于“利”的法理的发展。关于这些说法，我在以后的杂话中还要提出来讨论。
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向哪里去？去年我参加炎黄文化研究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当今的世界正处于全球化的转型时期，世界经济开始走向全球化，那么世界文化是不是也要全球化？我们中国文化向哪里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迫切的问题，那次会议，反映了与会者关心这个问题的急迫心情。世界形势正在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思考。我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思考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中华民族还存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延续，当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候，中华民族文化将向哪里去？这是我们在文化传承方面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提出文化自觉，要明白自己文化的来龙去脉，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来的，经过哪些波折，又将向哪里去。这不单单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大问题，也是全世界每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共同的大问题。
文化自觉最主要是回顾前人的经验，从前人的文化发展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中国历史悠久，前人留下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好下一步向哪里走，走得更稳当一些。这几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想到了考古学界的朋友们，想请你们考虑一下，在你们的学科中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地方，帮我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有很多事曾得益于考古学界的朋友。早年搞民族工作时，当时正在筹建人民代表大会，要了解中国有多少个民族，各民族的情况怎么样，如何才能团结成为一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尹达、曾昭燏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协助我在云南做调查，一路上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从云南的少数民族历史里，我们选择与考古学相关的南诏大理史迹的调查，绕滇池走了一圈，真是得益匪浅，通过调查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同民族可以融合起来的道理，这是历史事实所证实了的事情。回京以后，我在民族学院开了一门课，用多元一体的观点来讲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所以我要感谢考古学界的朋友帮了我的忙。接下来我碰到苏秉琦同志，他从考古学上把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展也概括为多元一体的模式，得出了和我同样的观点，并且写出书来，从而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这些事实证明我们是可以互相帮助的。现在又到了需要互助推动的时候了，请考古学界的朋友帮忙，先来推动我。
我曾和几位考古学界的朋友聊天，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讨论中西文化有什么区别，有什么重要的不同，差异在哪儿。如果从远古史讲起，当时尚无纪年，也没有文字，考古学家工作的重点就是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来恢复远古的历史。譬如有人告诉我玉文化是中国有特色的文化，玉器不能说外国没有，但外国人没有像我们对玉器那么重视。我想可以抓住这个特点，来弄清玉这个东西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这便是我建议召开这一“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的原因和目的。这种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研讨是反映时代要求的，而且很急迫，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十多亿人怎么活下去，还要代代相传，我们要给子孙留下些什么东西？这里面有历史问题，从过去看将来，历史问题不搞清楚，对将来会有很多迷茫，所以考古学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我提出在中国玉器的文化上做些研究，其意在此。这就要依靠考古学界的朋友们了。
我是学人类学的，人类学里面应当包括考古学，可是我没有学考古学。
当年我的老师史禄国，为我制订的学习计划是先学体质人类学，再学语言学，最后学社会人类学，其间还要自学一段考古学。但是，两年以后他便离开了清华大学，我也离开清华去英国学习了。在史禄国指导下，我只读了体质人类学，懂了点人体测量，对考古学则没有接触。原来以为将来总会有机会和时间可以补上这门课程，谁料我的一生变化无常，以后再无缘补上这一课。现在，我已年逾九十，但是在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我仍愿重新补上这一课。这就是我提出问题的背景。
最近我读到了一些关于考古学方面的文章，我想谈一点读后感，谈谈从中获得的教益。其中有两篇关于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
第一篇是许倬云先生写的《神只与祖灵》。许先生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教授，去年在香港我和他见过面，谈得很投机，但对他的文章却没有好好读过。在美国的中国考古学家中还有张光直先生，我在访问美国时与他见过面，交谈过，可惜今年初他去世了。我的一些考古学界的老朋友都故去了，尹达、夏鼐去世了，曾昭烯、苏秉琦先生也去世了。因此，现在我要同考古学界沟通时，只好通过比我晚一辈的朋友了，如社科院考古所的潘其风，就给过我很多帮助。
我和许倬云先生私交不深，见面交谈以后觉得他的学问确实不错。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信仰神灵上天和祖先崇拜，都与玉文化有关。许先生研究红山文化的玉器，是以研究牛河梁红山文化墓地为对象的，在研究方法上是以群体来研究，不是孤立的文物研究，他的着眼点是墓群，他把单体的文物纳入到一个群体之中去研究，我非常欣赏他的这种研究方法。我自己在做民族社会调查时也如此，我不是只调查一个人，而是以一个村子为单位，要调查人与人的关系。许先生从对这一墓群的调查中看出禘郊与祖先崇拜两者之间的区别。牛河梁红山文化有两组墓地，一组葬在高地上，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随葬品中有玉器，看不见或很少见到陶器和生产工具；另一组是在低地上的墓葬，随葬品以陶器或生产工具为主，很少有玉器随葬。这种现象说明什么意义？玉器起什么作用？功能学派讲究探寻活的意义和作用，也就是要研究玉器在墓主人活着的时候的意义和作用。许先生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墓地所出土的玉器集中地说明，红山文化社会中有两批人：一批是有玉器随葬的人，另一批是没有玉器随葬的人。有玉器随葬的人很可能是代表神（God）的萨满（shaman），是上天的代言人，是通天的，他有象征其身份的特别表象（或称符号symbol），这种表象便是玉器。我认为许先生说得有道理，红山文化的玉器是一种表象，因为当时的人信奉上天，他们要通过一个人来与上天沟通，这个人要有一种特殊的法器，某些有特殊形制。的玉器便成了这种人的法器。说起来很有趣，我的老师史禄国认为，通古斯人起源在黄河流域，北方有些部族中就有萨满，他们就是一种能通灵的人。萨满起源很早，几千年来一直保留下来。文化是不可能完全被消灭的。但是，史先生在讲通古斯的萨满时没有讲过萨满是否使用玉器。在中国萨满阶层没有传下来，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文化中，没有发展出萨满文化来。
许先生认为玉器的早期功能是起通灵的作用的，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与上天通话。墓中只随葬陶器和生产工具的人，是不具备与上天通灵的资格的。当然，这些问题的阐释都是一种初步的研究和推论，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探讨。
总之，当时红山文化的社会已分化为两个阶层，上层是可以与上天通灵的人，下层则是不能通灵的生产者。这种现象不单是在红山文化中存在，在良渚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情形。
东西方文化的发展各有各的途径。西方历史中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产生，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是基督教的新教徒，这是韦伯讲过的，他有一本很大的着作：《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ischEthikunddenGeistdesKapitalismus）。
第二篇是郭大顺先生谈红山文化“惟玉为葬”的文章，他相信早期玉器是可能通灵的说法，提出从“惟玉通神”发展到“以玉比德”，这一观点比许倬云的文章又有发展。玉器的内涵从通神到通人，即从表示人与天的关系发展到表示人与人的“礼”和“德”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没有宗教，从相信上天转变到推崇礼和德，要有一个过渡时期。礼是将人与人的关系神圣化（sacred），礼不是法，礼是大家公认的行为准则，譬如我们见面鞠躬行礼，这种行为不是强迫的，而是大家共同遵守的礼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坐有坐相，立有立相”，随心所欲，那是不文明、没有规矩的表现。我小时候没有规矩是要挨打的。我说的这些都是平常的小事，礼最要紧的是管人与人之间的大事，“三纲六纪”是它的最高原则。从礼到德，德是用自己的力量来约束自己，是一种内化的自觉行为，内化就是将外在的规则通过思维变成自己行为的是非标准。从礼到德的过渡是反映人们认同礼的思维过程。中国古代的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德又是从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这些都是历史学家要回答的问题。我觉得从有阶级的文明社会产生以来，礼便在建立，西周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春秋以后，孔子的儒家学派诞生，“以玉比德”的概念才逐步形成。
讨论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必须与中国古代社会分化的历史联系起来。中国古代社会分化，即社会阶层开始变化时，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便是有了君子与小人之别，君子是高人一等的人，但同以前能够与天沟通的萨满不同，萨满是得天之灵的巫师，而君子则是通晓礼法“士”。孔子只懂得“周礼”，有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问礼”。礼和法不同，法是凭外力控制，带有强制性，礼则是甘心情愿遵从的。我想从礼到德的过渡时期，文字的应用和“士”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士在有了政治地位以后，就不仅是君子，而且是“士大夫”了。
那么，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大体说它们之间关系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玉器的初期阶段，它主要是作为萨满同天沟通的法器而存在；第二个阶段是在文明社会中作为表现礼的等级制度的佩饰而出现；第三个阶段是把玉器作为装饰品来佩用，但把人们的道德观念。与玉器相联系起来，视玉器为人们道德品行的象征。因此，中国人喜爱玉器历数千年而不衰。
中国玉文化的研究，在上述两篇文章中都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可见我们选择中国玉器与传统文化这个课题来讨论是恰当的。最后谈几点我对研究这个课题的意见：第一，要吸收一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考古学虽然是以研究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为对象的，但它要阐释的却是以人类古代社会为主体的问题，因此，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很必要的。研究者不要把遗迹、遗物孤立起来，要把它们放回古代社会之中，叫被发掘出来的遗迹、遗物说话。考古学家就是这些古人类遗迹、遗物的代言人。第二，要研究中国古代玉器变化的历史。考古学家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玉器做分区、分期的研究，要研究不同文化系统的玉器的特点和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考察早期玉器与萨满的关系，为什么玉器是萨满通灵的表象？为什么后来玉器又成为人的人格、行为、道德的表象？并用它来教育人。第三，我还要强调在我们这个课题的研究中，一定要坚持科学性。科性的基础必须是经过科学发掘出来的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玉器的收集和研究有很长的历史，从公元10世纪末北宋时代，一直到19世纪末叶，属于金石学的范畴，利用古玉来“解经读礼”。从明代开始古玉变成了古董，成了有经济价值的商品，传世古玉中的假冒伪劣之品，逐渐充斥市场，给学术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20世纪初现代中国考古学产生以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但是，在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中，科学与非科学的斗争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终止。我希望考古学家要站在科学的立场上，保卫玉文化研究的纯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