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胡锦涛提出要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方永刚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这个消息后，连夜调整了第二天的讲课稿，让这一新思想第一时间进入了课堂，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在假期中，他放弃休息，编写了科学发展观教学读本，初步形成了党的创新理论教学体系，为党的创新理论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进入学员思想作出了贡献。2006年10月份，他参加国防大学全军首届政治理论骨干研修班，正赶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同年11月，他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期间，他带病连熬3个通宵撰写了1万多字的文章《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发表在《光明日报》。结业时，所作的《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军队政治理论人才建设》的发言，就军队如何招才、引才、用才、留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的好评。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方永刚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感人事迹，折射出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度政治觉悟和优秀教师的高尚师德师风。他的先进事迹和可贵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方永刚精神可以集中概括为：深入学习党的理论、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坚定信仰党的理论、矢志不渝的执着精神，积极传播党的理论、不辱使命的拼搏精神，模范践行党的理论、知行统一的求实精神，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尚师德师风、忠诚党的事业的献身精神。
学习方永刚精神，就是要像方永刚同志那样忘我拼搏，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开展工作。方永刚丰富而又卓有建树的理论研究及传播实践活动，是坚持理论源于实践的结果，是敢于挑战、忘我拼搏的结果。他承担多项国家和军队重点课题，不仅年年超额完成教学任务，还要到地方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即使是在经受病魔折磨的情况下，他依然保持着进取的姿态。
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方永刚，2008年3月25日22时08分在北京病逝，走完45年短暂而精彩的一生。方永刚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与热爱，广大官兵和群众对方永刚的尊重与欢迎，让我们看到了党的创新理论的巨大魅力。我们要学习方永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发挥聪明才智，投身改革建设，创造辉煌业绩，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
忠诚好男儿——吉鸿昌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鼓舞下，奋起抗击日军进犯上海的作战。吉鸿昌一听到消息，立即结束欧洲之行，乘船回国。他很快同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北上天津，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不久，吉鸿昌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策划起义。孰料，其旧部大部分已被蒋介石收买或改编。于是，他又赶赴泰山，动员在此地隐居的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
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后又占领了承德。顿时，“驱除日寇，收复失地”的呼声响彻华北、响彻全国。吉鸿昌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为起兵抗日作准备。为了解决枪支弹药不足的问题，他毁家纾难，用变卖家产筹集的6万元，派人到天津购买武器弹药，运到张家口。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并宣布对日作战，收复失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全国纷纷响应，队伍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十几万人。
6月22日，吉鸿昌率部开赴张北抗日前线。出征之前，吉鸿昌作战前动员讲话。他铿锵有力地赋诗一首：
有贼无我，有我无贼。
非贼杀我，即我杀贼！
半壁河山，业经改色。
是好男儿，舍身报国！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英勇作战，相继收复被日伪军占领的康保、宝昌、沽源等县城，最后准备攻打多伦。
多伦是察哈尔东部重镇，是当时河北、热河、察哈尔、内蒙古之间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地，日军把它视为攻掠察哈尔的战略要地。为了保住多伦，日军调集伪军两万多人和日军骑兵团一千多人，配备了十几辆坦克，准备对抗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进攻。
前敌总指挥吉鸿昌深知多伦城的战略重要性，如果能打下多伦，不仅可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还可以唤起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团结御侮、战胜外敌的抗日精神。他下定决心，此役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誓死也要率部拿下多伦。
7月7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各路部队直捣多伦。经过彻夜激战，攻克了敌军的两道战壕。8日，激战一天，迫使敌军全部退守城内。9日拂晓前，敌军在多伦城外的大部分据点被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攻占，但多伦城池坚固，敌军火力十分猛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进攻受阻。是日夜，吉鸿昌亲率敢死队勇猛爬城三次攻打，均未成功。10日拂晓，日军大举出动，向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阵地发起反攻，并且调集飞机轰炸，给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造成不小的损失。
战役打响以来，多伦苦战不下，熟知兵法的吉鸿昌彻夜难眠，他忽发奇想，终于想出一个大胆的“特洛伊木马”计划。于是，他挑选精兵四十多人，化装成当地老百姓和伪军混进多伦城，择时里应外合，一举破城。
12日凌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趁天色黑暗之机，发起全线猛攻。吉鸿昌袒臂大呼，率部勇猛冲锋，喊杀声惊天动地。潜入城内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士兵四下高呼：“同盟军进城了！”并鸣枪响应，内外夹击，多伦城内的守敌一时阵脚大乱。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南、西、北三门冲入多伦城内，守城的日伪军仓皇而逃。至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率领下，经过五昼夜血战，收复了沦陷敌手72天的多伦城。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攻占多伦的战斗，是日军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遇到的首次沉重打击，也是中国军队首次攻克日军据守的城池，中外震惊，国人莫不举手称庆。
然而，面对刚刚打开局面的大好抗日形势，蒋介石却命令何应钦派重兵大举进攻察哈尔，“围剿”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各将领联名通电，谴责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表示“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
但是，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高压逼迫和内外夹击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处境十分困难，内部也开始发生动摇，1933年8月4日，冯玉祥被迫宣布下野。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内部也被分化。9月底，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内外夹击下失败。吉鸿昌在被押解北平（今北京）的途中逃脱，辗转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举家倾囊 全力抗日
1934年初，吉鸿昌与宣侠父秘密到上海，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汇报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情况，同时又接受了新的任务。随即，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天津筹备组织反帝同盟，发动各种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武装，迎接北方抗日高潮的到来。
1934年5月，由吉鸿昌出面，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起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岐等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
此后，吉鸿昌与宣侠父筹备创办了《民族战旗》杂志，作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吉鸿昌居住的位于天津法租界的一座小红楼设有一个秘密印刷所，除了油印秘密文件，同时也是《民族战旗》的编辑室。这座小红楼当时是中共地下秘密联络站，党的负责人路过天津时都在这里住宿，并以打牌作掩护，来开会和议事。
这期间，吉鸿昌与宣侠父等人秘密制订了中原暴动计划。吉鸿昌一面派人与旧部联系，加紧策反工作；一面着手准备在家乡河南发动暴动。与此同时，吉鸿昌与杨虎城的部队联合，开辟西北抗日根据地。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在各地发展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联络了一批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抗日爱国思想的军官，秘密将他们召到天津，由天津中共地下党组织谈话、训练后分别派往西北各省，组织人民武装自卫军，以配合中原暴动计划的实施。
短短数月，吉鸿昌重举抗日武装大旗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吉鸿昌的积极抗日活动也引起了敌特的密切注意，在他家附近安插了明岗暗哨。于是，为了地下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吉鸿昌首先改变了联络地点和方法。同时，为了保护好印刷所免遭敌特的破坏，他设法转移了印刷机。那天，印刷机刚装上汽车，一个化装成乞丐的特务便跟踪而来，吉鸿昌机智地甩掉了特务，使印刷机安全转移。
此后，吉鸿昌一改平时简朴和简居不出的生活习惯，整天到惠中、交通、国民等大饭店以访友、打牌、听戏为名，与各地抗日反蒋人士秘密联络。
一次，因抗日地下工作急需一笔资金，吉鸿昌回家取存有一万元的存折，妻子胡洪霞拿出存折后，迟疑地说：“再等几天就到期了，可以拿到一笔利息。”
吉鸿昌不无严厉地对妻子说：“搞反蒋抗日活动，是头等大事！这个时候，还管它什么利钱不利钱，好钢要使在刀刃上。不要担心我们的生活，再说，这些钱怎么能说是咱们的呢？还不是我当军僚时的薪水，哪一块钱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也算是物归原主，咱们不过是经经手罢了。”
不慎被捕 生死度外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天津国民饭店以打牌为掩护，同广西李宗仁的代表秘密会谈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肩部受伤，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逮捕。
吉鸿昌被捕以后，被押送到法国天主教堂医院就医。吉鸿昌设法将他被捕的消息转告妻子，让她立即将家里隐藏的秘密信件全部烧毁，并通知有关同志和人士迅速转移。
第二天，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审讯吉鸿昌，诱逼其供出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名单及活动情况。吉鸿昌冷笑一声说：“真是笑话！想叫我出卖同志吗？真是瞎了你的狗眼！告诉你们，要杀要砍，就我吉鸿昌一个！”
很快，吉鸿昌被捕的消息在英国《泰晤士报》以广告形式登了出来。蒋介石见吉鸿昌被捕的消息传开了，异常忧惧，急忙要求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引渡吉鸿昌。
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一面大量散发传单，公开反对和呼吁社会各界一起阻止天津法租界工部局把吉鸿昌引渡给蒋介石，一面准备花钱买通天津法租界工部局，积极营救吉鸿昌。
吉鸿昌听说后，设法传出纸条让妻子胡洪霞转交给党组织，上面写着：
让党组织不要再为我费那么大的事了，如果党相信我吉鸿昌，那就请把这些力量用到革命更需要的地方去吧。
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吉鸿昌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时刻惦记着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抗日工作。吉鸿昌生前总结自己的一生经历时说过：“我能够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拒绝利诱，见危受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召。”因此，他坦然要求党组织停止营救他的行动，以避免在抗日工作处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给党再造成新的损失。
大义凛然 从容就义
11月22日，吉鸿昌被秘密押解到北平（今北京）陆军监狱。在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的军法会审上，吉鸿昌大义凛然，痛斥蒋介石、何应钦卖国求荣，并揭露了他们残害爱国志士的种种罪行。面对审问他“为何加入共产党，危害国民”
时，吉鸿昌坦然回答：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当时，在军法会审现场采访的很多记者都被他的话深深打动，对他的崇高人格和献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理想，连连赞叹不已。就这样，对吉鸿昌的军法会审，反倒成了吉鸿昌的抗日演讲会，成了审判蒋介石卖国求荣的法庭，只好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庭审后回到狱中，吉鸿昌知道死亡正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但他仍然强忍伤痛，向难友们作抗日宣传。他把身上仅有的一块值钱的金怀表托监狱看守卖掉，一部分钱想方设法转给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为他向党交的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剩下的钱，托看守置办了一些可口的饭菜，送给难友们吃，并鼓励大家：“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出狱了可以继续抗日。”
在殉难的前一天夜里，吉鸿昌还在宣传抗日。有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
“我就要永远休息了，再让我多宣传几句吧。”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将军的殉难日。
在就义前几个小时，吉鸿昌要来了笔墨纸张，奋笔写下了革命遗书。在这封遗书中，他叙述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吉鸿昌的这封遗书被送到何应钦手里，何应钦看后气得脸色发青，身体颤抖，一把将吉鸿昌的遗书扔进火炉里烧毁了。
吉鸿昌给妻子、兄弟和朋友也写了简短的遗嘱。后来，几经辗转，遗嘱终于送到吉鸿昌妻子胡洪霞的手中。在遗嘱中，吉鸿昌对妻子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并再三叮嘱妻子，一定要教育好子女，“以成有用之才”。
吉鸿昌在给兄弟和朋友的遗嘱中，仍念念不忘他捐资创办的学校，希望他们尽力要很好地办下去。
是日下午13时30分，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昂首走向皑皑白雪的刑场。
面对不远处行刑的枪口，他“态度从容，谈笑自若”。途中，他突然停下脚步，弯腰捡起一根树枝，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在刑场的雪地上奋力地写下了一首浩然正气、撼天动地的五言绝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在刑场上，吉鸿昌面对那些前来行刑的国民党特务厉声说：“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
面对吉鸿昌将军的威严和堂堂正气，特务们不敢违拗，立刻照办。椅子搬来后，吉鸿昌慢慢地靠在椅子上。这时，行刑的特务悄悄地溜到椅子背后，想从后面开枪。吉鸿昌猛然回过头来，把手一挥，命令他们说：“到前面去！共产党人，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
行刑的特务愣了一下，犹豫地走到吉鸿昌前面，颤抖地举起枪……就在这时，吉鸿昌将军举起铁拳，用尽毕生的最后力气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枪声响起——中华民族抗日英雄、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吉鸿昌将军英勇就义，时年3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