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摘自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历史哲学一语，若于严正的意义用之，则为哲学组织的一部分，非能离于哲学系统而别自存在者，即非可属于一个特殊科学的史学范围内者；然于严正意义的历史科学(即历史理论)，亦非能为哲学组织的一部分，非可存于哲学系统中，而当与记述历史等共包括于广义的史学内。
摘自李大钊《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1种。
史学原以历史的事实，即是组成人类经历的诸般事实为研究的对象，故调查特殊的历史的事实而确定之，整理之，记述之，实为史学的重要职分，就历史的事实为科学的研究，诚不可不基于就特殊情形所为事实的观察与征验；故特殊史实的精查，乃为史学家的要务。然史学家固不是仅以精查特殊史实而确定之，整理之，即为毕乃能事；须进一步，而于史实间探求其理法。
摘自李大钊《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1种。
严正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间的关系，恰如严正的自然哲学与物理学间的关系。翁特认自然哲学为其哲学系统的一部。此以哲学系统的一部而存在的自然哲学，与以一特殊科学而存在的物理学，自不能不异其趣。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之关系亦然。
摘自李大钊《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1种。
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此种思想，久已广布于世间，这实是史学界的新曙光。
摘自李大钊《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51种。
古时的书籍，没有一部书是“著”的。中国的书籍虽多，但有系统的著作，竟找不到十部。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他的脉络，研究他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摘自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东方杂志》第18卷第16号1921年8月。
三百年的科学家忍气吞声的“敬宗教而远之”，所以宗教也不十分侵犯科学的发展。但是到了达尔文出来，演进的宇宙观首先和上帝创造的宇宙观起了一个大冲突，于是三百年来不相侵犯的两国就不能不宣战了。达尔文的武器只是他三十年中搜集来的证据，三十年搜集的科学证据，打倒了二千年尊崇的宗教传说！这一场大战的结果，——证据战胜了传说，——遂使科学方法的精神大白于世界。
摘自胡适《演化论与存疑主义》《申报五十年纪念册》1922年。
人类理智发达，于事物繁复之中，终觉有意旨之可寻，于是对于史实之中，欲推究种种原理，以作人生意义之解释，而供人生之指导。吾国古代，哲理发生极早；故学者解史，多挟哲理。西洋自宗教势力衰后，始有明显哲学史观之可言，而其发扬阐述，颇具精理焉。
摘自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
经济关系之中，地理势力颇占重要，故今之所谓地理史观者，亦可谓经济史观之支派也。此派主张，大致以地理环境足以支配人类活动，故可为历史基础；其稳健者则多及地与史之关系，而不如经济史观之自信过当也。
摘自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
科学常用之法有二：曰归纳，曰演绎。前者发明公例，俾散见者得有系统之谓也；后者推勘公例，以验其是否与事实适合之谓也。历史法则兼此二者而并用之。盖其研究结果，常足构成各种原则，而同时即用演绎法以试验此种原则，使之诣于实验的、历史的之境也。
摘自缪风林《历史与哲学》《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
新历史范围推广之方向有三：所述人类之意趣与活动加广，一也；上及吾人关于人类行为起始之时代之知识，二也；旁及全世界，使近代史渐成为世界之事业史，三也。有此三者，而新历史之范围，遂非昔日之史所能企及矣。
摘自衡知《新历史之精神》《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号1922年6月。
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
摘自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人类离自然而独立自由，完全在于探悉自然界的公律。人类历史的发展里，人若欲求得自由，欲求脱离社会现象之“自生自灭性”的压迫，而进于自由处置社会现象的威权，亦必须探悉社会现象里的“必然”的因果律。
摘自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历史统计学，是用统计学的法则，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绩。这个名称，是我和我几位朋友们杜撰的。严格的说；应该名为“史学上之统计的研究法”。因贪省便，姑用今名。但我们确信它是研究历史一种好方法，而且在中国史学界尤为相宜。
摘自梁启超《历史统计学》《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1923年。
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
摘自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梁任公学术讲演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3辑。
人类学和人种学使历史增加了生理的背景，风俗学和考古学使历史认识到文化的源头，经济学为历史指出经济生活对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经足以使历史学家眼界大开，头头是道；而近二三十年来社会学的进步，又使历史家深切地了解，“社会”这个建设对于人类的活动有一种超个人的力量。
摘自李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东方杂志》第23卷第20号1926年10月。
现今的历史作法，一方面是地域风土的注意，一方面是民族生命的追溯。历史上人物的背景便因之浓厚起来，历史上事情的解释也因之明白起来。固然生物学家如赫胥黎(Huxley)，生物学派的历史学家如戴仑(Taine)，他们纯然以生物学上的原则来规定人类一切的活动，不免过当一些；但是近今历史学家，如果再像从前那样，完全不顾环境和民族说话，也就要被人笑话了。
摘自李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东方杂志》第23卷第20号1926年10月。
研究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大步骤：第一步是搜集材料。这是一步基本的工作；无论研究哪种科学都不能缺少的。第二步是分析。把搜集到的材料，按其性质，加以种种解剖的工夫。这一步工作又可分为辨别真伪、知人论世和明白意义三个阶段。第三步是综合。将分析研究所得的结果，全部综合起来。这一步工作也可分为断定事实、编比成文和勒成专著三个阶段。经过了这三步工作以后所得的结果，便是历史的著作。所以就方法讲，搜集材料是起点，著作成书是终点，中国一定要经过许多分析和综合的工夫。
摘自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民铎》第10卷第1号1929年1月1日。
我以为历史材料的供给者和一般著作家必须具备下列几个理想的条件：(一)耳目聪明；(二)意诚心正；(三)至公无私；(四)学问渊博；(五)识见卓越；(六)长于文才。(一)属生理，(二)、(三)属心术，(四)、(五)、(六)就是吾国所谓良史的“三长”。假使我们自问没有具备这五个条件，我们就不配而且也不应该做著作家或者史料的供给者。
摘自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民铎》第10卷第1号1929年1月1日。
历史著作中引用成文愈多愈妙。历史家和文学家不同，对于成文决不可过用割裂剪裁的工夫。历史的文章，非到万不得巳时，不应该自己造作。对于有一定程式的史料和足以表示历史人物个性的成语，尤其不可凭文学上“言不雅驯”的理由，任意的去改头换面。因为这样，才能保存史事的真相。
摘自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民铎》第10卷第1号1929年1月1日。
叙述史事的时候，下笔要特别慎重。史文和史料，必须表里相符。史文应该绝对反照事实的真相；丝毫不得增减。可疑的应直言其可疑，可信的应直言其可信。是非虚实，秉笔直书，才算是正当的办法。学术上最可贵的美德，就是忠实两个字。章学诚所说的“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就是这个意思。
摘自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民铎》第10卷第1号1929年1月1日。
科学方法在现代是研究学术的基础，在史学上更须用着它。然而用得着的，只不过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并不因为时代需求或它的实利，而一定要去研究。换句话说，我们要拿科学方法从活的方面去研究历史，但是不能因为时代需要科学，便以为历史没有研究的价值。学术界实利主义化，万不是一个好现象。
摘自徐琚清《谈谈历史》《燕大月刊》第4卷第2期1929年4月。
为什么我们的史料要整理呢？理由是很简单的：人类的寿命有限，史料的增加却是无穷，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唐宋人研究历史须研究到唐宋为止，我们现在就要研究唐宋以后的历史了；不止这样，唐宋人研究历史的范围只局于中国及中国附近，我们现在因为交通便利，东西文化接触的结果，就要把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去；这么一来，我们若是不想法子先把中国的史料整理起来，就不免要兴庄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之叹了。
摘自陈垣《中和国史料的整理》《史学年报》第1期1929年。
历史之伦理观，乃是一种最根本的历史观。伦理的问题与情况，往往构成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范围，所以史学家又要研究伦理学。
摘自黄公觉《新史学概要说》《师大史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31年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