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都不做。”
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中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可以帮助不幸的人，那么他感觉更加富有了。”
李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令人想不到的。我们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
李嘉诚说：“1957年、19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两年，我很快乐。”尔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
等到想通了金钱的意义，跳离了金钱的圈套，李嘉诚就把这一感悟传授给自己的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李嘉诚14岁丧父，今日的成就是依靠自己千辛万苦挣出来的。于是他明白，只有磨练，方知做人、做事的艰辛，温室里的幼苗是不能够茁壮成长的，他带他们去看外面的困难，让他们去领会人生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档，看那一边卖报纸一边还在温习功课的小女孩，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求学态度。他带着两个儿子，从身边的大众身上去接受、领悟人世的坎坷，品味该如何去做人。
每当星期天，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必定会跟父亲出海畅游，这已是多年的习惯，像一日三餐不可或缺。也许大家感到奇怪，不就是出海吗？人人都会，人人都去。但是，他们出海畅游的目的，在于他们要协力上演的一幕“压轴好戏”。
据李嘉诚所言：“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明白，但那却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的宗旨。”
做生意跟做人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有些生意，给多少钱让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舒坦。
李嘉诚给儿子们的“最高指示”是，凡事要低调，不可大张旗鼓，大肆渲染。但是在一些适当的场合里，他也会做一些巧妙的安排，让两个儿子曝光亮相，出现在众人面前。
比如在1990年万博家园推出预售之前，长实集团公关精心安排，让当时的集团执行董事长李泽钜出现在媒体面前，接受两家杂志社的访问。但是在一些平时场面里，他总不让儿子“坦面”于众，以免树大招风，无助于心理成长。
1992年4月，李嘉诚在北京中南海的古典建筑物前，向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介绍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同年7月，新任港督彭定康参观葵涌四号货柜码头，李嘉诚亲率大军迎接。那天，李嘉诚要庆祝属下公司处理第2000万个货柜，李泽钜、李泽楷两人和父亲一样佩戴公司名牌，上面简单地写着本人的名字。
回想起那一天，按有关规定欢迎彭督的男性要员，入场一律不允许穿长衣、深色的长裤，但是唯独李泽楷穿着带过肩吊带的长裤，和父亲伴在“肥督”身边全体合照，李泽钜则远离此地，静静地站立在外围。
1992年10月，港督与商界午餐聚会，被称为“小超人”的李泽楷也来参加了，等到过了几日，在彭定康宣布“总督商务委员会”的名单当中，包含的成员就有香港18位主要的商界人士及3位官府议员，在这18位成员之中，就有长实集团执行董事李泽钜在内。成员任职期限是自1992年10月的那天起一直到1994年年底结束。
李泽钜获总督总委（有说这是港府的“商政局”，成员有利国伟、荣智健等）后三个月，在长实集团荣升为副董事总经理，再过一个月后生效，取代长实“老臣子”周千和的位置。而在年前，李泽钜已趁父亲辞去汇丰董事时，就进入狮子银行的董事局内。
两项新委任，有没有关联？1994年底首届总督“商委”任满时，李泽钜是否已经接管李氏王国？这是后话。至于取代追随父亲打江山的老臣子在公司的地位，则应属李嘉诚精心部署的一招。
李嘉诚以念旧见称，周千和因年老而退下来，就变相担当“师傅”角色，让世侄李泽钜时时请教。
其实就在那时，周千和之子周年茂早已经是李氏的重臣了，在李氏集团里，主要是专门处理有关地产发展的问题。除此之外，多年来也是李泽钜的“指导员”，特别是在集团的地产业务方面。
尽管1993年2月李泽钜出任“旗舰”长实集团的副董事总经理，但上有“师傅”与“指导员”“看住”，而总司令李嘉诚又仍牢稳地坐在决策的位置上，并没有丝毫轻言放权之意。就是对在和记大厦办公的李泽楷，由于“鞭长莫及”，虽然放手让他打理卫视，但仍自任了卫星广播有限公司主席，实行“遥控”。
李嘉诚对儿子再次下达“最高指示”，就是“凡事低调”，但搞电视、搞大众传媒，本身就是“曝光”行业，由于激烈的竞争，又不得不以高姿态行事，那么如何才能达到矛盾的统一呢？以李嘉诚的解数，相信亦非容易之事。
李氏兄弟二人，自出道以来，由于“高姿态”而受到老父的责骂、教训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有一次，李泽钜按照父亲交待，在用来迎送贵宾的劳斯莱斯车内装置一台镭射机，由于未做足一百分，而被父亲训斥两句。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李嘉诚还是训子从严，对其“接班”期望之殷切，由此可见。
李嘉诚联合信托公司的注册地在香港。如迁址，香港将会有1000多亿资产权益流到海外。香港的家族基金设立地点多在海外，如瑞士、加拿大、巴拿马、卢森堡等，这些地方不收遗产税，并为储户保密，被称为世界“洗钱黑窝”和“逃税天堂”。
正是因为这些，香港证券界对李嘉诚信托基金最终注册地的担忧，既有道理，又毫无道理可论——包氏基金在港注册，爱国爱港的李嘉诚也必将香港作为他永久的注册地。
1995年夏，《财富》杂志刊出一篇哗众取宠的攻击性文章，称“1997年后香港一回归都会改变，因而走向死亡”。
面对这种谬论，李嘉诚等香港各界的爱国人士立即给予激烈的驳斥，这种谬论毫不希奇，事实证明那是毫无根据的的“预测”。《中英联合声明》已发表10多年了，香港至今经济不是仍然保持着快速向前发展的良好势头吗？就1994年来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达2.1万美元，这一切难道不是真实的吗？
事情发生之后，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邵逸夫、曾宪梓等几位富豪纷纷捐款筹建‘香港明天会更好基金’。各人均捐出了一笔很可观的钱款。
同年9月29日，李嘉诚等22位基金会理事的合影照片，整版刊登在全港各报章。宣言标题是：“我们立场一致，全体一心为香港！”
正文是：
“香港未来的发展和繁荣是香港人的切身问题。今天我们坚持立场，携手创立‘香港明天会更好基金’——一个非牟利和非政治性的组织，目的在凝聚力量，建立信心，使香港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国际商贸及金融中心的领导地位。我们需要万众一心，商界、政府、劳工和各行各业以至每一个香港人都应各尽所能，为香港现在及未来的辉煌出一分力。让我们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为更好的明天努力。”
1993年8月，李嘉诚让其次子李泽楷任全系主力舰和黄集团的舵手。但是李泽楷却没接受父亲安排，而是走上了一条独立创业发展的道路。
儿子自立门户，李嘉诚显得很豁达：“年轻人到底有自己的理想，和黄管理层有人手，我不会强迫他做。”
对儿子单飞，李嘉诚送他两句话：
一是“树大招风，保持低调”。
二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李嘉诚的箴言，不仅是他对两个儿子的要求，这也实在是他一辈子经商心血所凝成的经验，同时也是他自己一生行商的准则。
李嘉诚的经商准则，让李嘉诚结交了无数商界朋友，赢得了广大股东和职员的信赖和支持，树立崇高的形象，为他赢来了无数的财富，同时也登上香港首富、世界华人首富的宝座。
“靠自己”需要渗透到人的骨髓里面去，这样的意识一旦生根发芽，就有了做事成事的根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