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其实并非是元培的心之所属之人，而是兄长等人强加于他的。再加上王昭素有洁癖，每次“睡则先去外衣，次去裙，必以湿巾遍拭发及衣衽，十年如一日，其始归也，余恶其繁琐，常与之争。”其时的蔡元培还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余时持嫁从夫议，时有以制裁之……”可见他俩婚后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多少闺房之乐的。清朝末期是大变革的时期，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的思想竞相传人中国，蔡元培的思想在经受外部世界的洗礼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一改以前完全是一副封建大男子主义以我为主的做法，极力主张“男女平等”。在家里他也大力宣扬这一新思想，妻子王昭听了，也“颇以为然，而将次第实行之，余亦不之强，而俟其深悟而决去也，是以各信谆劝之有趣，而几忘女甲媒之为乐。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如焉。”《祭夫人王昭文》夫妻两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感情波谷后，反而更加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了。可惜他们“悔悟”得稍晚了些，几年后，即光绪二十六年四月，蔡元培因宁绍会馆一事前往嘉善途中，得到了连襟薛炳的急电，说王夫人身染小疾，盼夫早归。蔡元培情知不妙，事情没有办完就急匆匆地赶回了原籍，他见到的已是奄奄一息、病得不成样子的夫人。蔡元培悲痛万分，却又束手无策，只有在夫人的最后几天里整日侍奉在病榻旁。七天后，夫人瞑目而逝，享年仅有三十五岁。第二年夫人周年忌日，蔡元培挥毫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祭夫人王昭文》，在文中他痛不欲生：“早知君病人膏盲，当屏绝万缘，常相厮守，已矣。如宾十年，竟忘情乃尔耶？尝与我争礼俗，问浑圜大地，安置幽冥？嗟呼，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转眼间夫人逝世已一年有余，许多热心朋友纷纷劝说蔡元培续弦，蔡先生由于整日在外奔波，家中确实也需要有人操持，于是就同意了。同时他又提出了继室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一）天足眷（二）识字眷（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因这五项条件在当时比较“苛刻”，一时间上门求婚者寥寥无几，直到有一天，事情才出现了转机。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这样记述：“有林君为言都昌黄尔轩之女天足，善书画。黄先生方携眷属需次杭州，可托人深询。我适与童君又往临安，抵余杭，薄暮，童君识余杭某局长叫祖芗君，往投宿。
叶君设宴相款，我大醉，叶君谅我真率。晚餐后，叶君导观大厅中所悬之图画，均极精细之工笔画，款署黄世振，字亦秀劲。叶君说，这是我同乡黄尔轩之女，甚孝，尝到臂疗父疾，工书画。童君就告以我有求婚的意思，叶君慨然以媒介自任。后来借叶君之口，我得与黄女士订婚。”公元1901年11月，蔡元培和黄世振在杭州结婚。结婚典礼没有遵循传统的礼仪，而是独辟蹊径，当时，来宾们在蔡元培的首倡之下纷纷登台发表男女平等的演说，把一场婚礼变成了一个宣传新思想的演说会。这场婚姻“怪异”的举办形式无异于是一枚重型炸弹，对素来尊崇传统的中国人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婚后，夫妻俩夫唱妇随，如鱼得水，蔡元培在中年得一贤内助，心里自是十分欢悦。在夫人黄世振无私的支持下，蔡元培在事业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后由于不满于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携夫人及子女远赴法国。1916年12月，袁世凯去世后，在大总统黎元洪的盛情邀请下，蔡元培又携夫人返回国内，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校长任内，蔡元培大力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宗旨，一时间把北大办成了全国思想学术的中心。作为丈夫坚强后盾的黄夫人自然功不可没，但这时的她已沉疴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可当丈夫被选为代表远赴法国交涉庚子赔款退款事宜时，黄夫人不但没有阻挡，反而力劝丈夫“按预约之期以行”。在乘轮船赶赴法国的途中，蔡元培得到了妻子病逝的消息，他流着眼泪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祭亡妻黄仲玉》的悼文。在文中，他回想起妻子待自己的种种好处，欲加悲从中来，只能仰天长叹！
黄夫人的死，对蔡元培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心好像也随着夫人仲玉而去了，此后好一段时间，他一直没能从悲痛中恢复过来。蔡元培第三次做新郎，是他已57岁时候的事了。和上次一样，这回蔡元培又提出了择偶的几个条件，其一就是原有相当认识；其二年龄略大；其三须熟谙英文而能为研究助手者。其实，蔡元培的心已有所属，意中人是他在上海爱国女学时的学生周竣。他提出的三项条件，周竣自然条条都是上上之选。经周竣女士同意，1923年3月，蔡元培和周竣在上海举行了订婚典礼，在仪式上，蔡元培志得意满之余还挥毫当场手书“谨以最纯洁最诚恳之爱情与周竣君订婚”的条幅作为纪念。四个月后，这对老夫少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婚礼，“午后三时，往周宅所寓之惠中饭店亲迎，即往留园，四时行婚礼。”“客座设礼堂，音乐队间歇奏乐，有客来要求演讲，因到礼堂说此次订（缔）婚之经过。”婚后不久，夫妇俩就相偕相伴赴欧，“勤学将为海外游”。
在欧洲，夫人周竣进入了巴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艺术，此后，周夫人在相夫教子之余，也搞一些绘画艺术，竟然在一千同仁中还小有名气。蔡元培这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在夫人的精心护理下，一时还可保无虞。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蔡元培与夫人一行来到香港，本来他准备取道香港前往抗战大后方，但赢弱的身体却不容许他这么做，只得滞留香港静养。这期间，已年届古稀的蔡元培仍然拖着病残之躯为抗战大业东奔西走，长期的劳累积劳成疾，蔡元培这时已走到了自己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刻。1940年3月3日凌晨，蔡元培突然大口吐血不止，这天正好是星期天，所以请的医生直到中午才到，年事已高的蔡元培没能抵住病魔的吞噬，两日后与世长辞，终年74岁。
蔡元培一生中的三位夫人，都是有一定知识，一定文化的才女，都可堪用“贤内助”三字来形容，蔡元培和三位夫人纯洁、平等、挚爱相始终的感情维系永远是我们后人的楷模。
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张恨水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次婚姻是由老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
在张恨水17岁那年，由于父亲去世，养育母亲和五个弟妹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肩上。为了支撑门庭，他母亲决定替他完婚，便托媒人为他说了一门亲。女家是当地的大户，姑娘也贤淑，母亲听了很满意，便与媒人提出亲自去相亲。过去相亲不是正式见面，而是找到机会偷偷相看。
正好有一天村子里搭台唱戏，人们三五成群坐在台下，女方三姐妹也在台前就坐，媒人陪着母亲，指着其中一个最为漂亮的说：“喏，就是这个姑娘！”母亲一看喜上眉梢。只见这姑娘端丽秀美，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透着机敏。当即定下了这门亲事，接着就下了聘礼。张恨水知道后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还很年轻，学业未成，难以自立，但一腔孝心，又使他不能违抗母亲的意愿，加上母亲一再说姑娘如何如何贤淑美丽，让读过许多才子佳人、浓词艳章的张恨水对这桩婚姻既难以拒绝又充满了躁动和甜蜜的幻想。
然而洞房花烛之夜，张恨水在长辈们的怂恿下，胆怯又兴奋、迟疑又急切地掀开了新娘头上的那块红盖头。红布一掀，整个新房里的气氛突变，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新娘既黑又瘦，盘在后脑勺的发髻，像贴着的一块乔麦粑，嘴里露出来的大门牙，紧压着下嘴唇，就像舞台上的丑旦。张恨水痛苦无比，头埋在两臂之间伏在桌上，他的心在颤抖。那幸福的幻想，被冲刷得无影无踪，他的心在骚动地呐喊：这爱从何来，情从何来！他的母亲更是茫然无措，她责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当初为什么不做得周到些呢？此时此刻，她偷偷地吞噬着自己那苦涩的泪水，原来，这桩婚事中了女家掉包之计，妹妹换成了大姐。
母亲知道自己误了儿子的大事，难以挽回又难以甩掉的失误使她不得安宁。她流着眼泪对儿子说：“我对不起你，此事是我做错了。现已生米煮成熟饭，不可挽回。人，抬到张家，就是张家的人了，你还年轻，以后遇到中意的，你可以再娶，但你要待她好！母亲一番话，使张恨水既不能伤母亲的心，又不能陷新娘于绝境，两难之中，只好违心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新娘不识字，又拙于言词，连徐文淑这个名字还是小姑给她起的。在婚后生活中，没有新婚夫妇的男欢女爱、耳鬓厮磨，两人终日无话，一年以后，张恨水带着痛苦和惆怅离开家乡，从此开始浪迹江湖的笔墨生涯。
尽管这是一桩痛苦的婚姻，但张恨水认为她和他都是封建包办的牺牲品。虽然两人之间无情爱可言，但他十分同情她，决心养她一辈子，一直承担她的生活费用，并为她在家乡添置了房产、田地。1926年，张恨水把母亲、文淑及家人接到北京。此时，张恨水和徐文淑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限水去了大后方，他们再也没有生活在一起了。
张恨水的第二次婚姻——与胡秋霞的结合也是颇有戏剧性的。
1919年张限水到了北京，兼着几个报馆的工作，还要从事小说创作，工作之余，难免感到形影相吊，心境寂寞，很希望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后经朋友介绍了救济院一位姓马的姑娘。那时救济院里收养的无依无靠的女孩子，如果能被人看中，只要双方同意，便可按规定办手续领娶。他去了救济院，一见之下，双方都很有意。那马姑娘人很灵秀，也有点文化，他有心娶她。当他向院方提出申请时，竟遭到拒绝。原来这位马姑娘已被别人看中，只是她自己不同意，那人便疏通院方，对她施加压力。马姑娘无奈之下，便把另一位姑娘介绍给他，这姑娘便是胡秋霞。
秋霞是四川人，出身贫苦，自幼被拐卖到北京当了丫头，因不堪虐待，进了救济院。了解了她的身世，张恨水十分同情她，更因为是马姑娘介绍的，不由得产生了“爱屋及乌”的想法。他娶了胡秋霞，把对爱情的渴求和对不幸弱女子的深切同情，全部倾注在她身上。秋霞意外地得到这样一位丈夫和一个舒适的家，对张恨水充满了感激之情，全身心地照顾他。虽然秋霞没有文化，却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她经历的不幸生活遭遇。几年后，张恨水以秋霞为模特儿创作了长篇小说《落霞孤鹜》，真实地反映了他与秋霞结合的思想基础。
婚后两个人各有所得，生活还是幸福的。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文化层次的差异和生活中各种复杂的原因，夫妻之间于感情上产生了裂痕。1926年，张恨水已是名噪南北的小说家了，收入渐丰，便把全家老小接到北京。
原本两个人的小家庭顿时变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这时，秋霞已经有了第一个女儿。亲人团聚，添人进口，给张恨水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烦恼和劳累，他要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不得不日夜工作，白天在家写小说，夜晚还要到报馆去编报，他不可能常和秋霞单独在一起。失去了往日丈夫的温存和怜爱，秋霞感到自己受冷落了，常常独自借酒浇愁，醉酒之后更是无所顾忌。这一切使张限水十分无奈，感情上的裂痕更加难以愈合。
经历了两次婚姻，张恨水的情感世界仍是孤寂冷落，但他内心依然怀有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两年之后，他终于落入了爱情的漩涡，成就了由相互爱慕直至终生相伴的真正婚姻。
在一次社交活动中，张恨水见到一位能歌善舞、招人喜爱的女孩，她就是春明女中的学生周淑云，从此后，他脑海里忘不掉她那娇小活泼的身影。由于他的妹妹与周淑云有着师生关系，两人相识了。周淑云爱读张恨水的小说，爱唱京戏，而张恨水也是个京戏迷。虽然两人年龄悬殊，但在一起时却有谈不完的话。以至张恨水将她引为红粉知己。周淑云对张恨水也由仰慕发展到产生爱恋之情。
随着爱情的发展，张恨水如实告诉周淑云自己的婚姻状况及无奈的心情，她却表示，只要和他终生相伴，并不在乎他是否有妻子。张恨水大喜过望，觉得自己的爱情此时才真正找到归宿，他新的生活将从此开始。他用《诗经》中一篇名，为周淑云改名为周南，并按老规矩与周南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两人南游苏、杭、沪，度过了一个“新派”的蜜月。
与周南的结合，给张限水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感受。蜜月归来，他全力投入写作。过去他曾说自己是“文字的机器”，而现在，辛勤的笔耕变成了愉快的享受。写作时，一个伏案挥毫，一个铺纸研墨；休息时，或夫妻对弈，或一人操琴，一人引吭。这个时期，是张恨水生活上最幸福的时期，也是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陆续创作了长篇小说《金粉世家》、《锦绣前程》、《水浒别传》等。
张恨水与周南组成家庭后，对秋霞仍尽他作丈夫的义务，周南体谅他，并不干预。秋霞却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心情更加变坏，越发沉沦于杯中之物。出于无奈，张限水只得与她分开生活，后为她另置一处房子，安顿她和她的两个孩子。每月去探望一次，送去生活费用，此后，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也已名存实亡。
婚后周南与张恨水生有四儿二女。他们一方面要养育自己的六个儿女，另一方面还要承担文淑与秋霞及她的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用，生活过得是清苦的，但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是丰富的。当年她曾以“南女士”署名，在《新民报》上发表过《早市杂诗》，诗云：“嫁得相如已十年，良辰小祝购荤鲜，一篮红翠休嫌薄，此是文章万字钱。”“朝霞沾鞋半染衣，街头浓雾比人低，晓凉敢说侬辛苦，昨夜陶潜负米归。”从中可以看出她与张恨水同甘共苦的生活，也可以看出她对张恨水的体贴、挚爱之情。正由于有了这种爱，张恨水才能够安贫若素，在战时生活重压下，写出了（《八十一梦》、《水浒新传》等许多好作品。
周南素来身体孱弱，由于长期过度操劳，不幸患了癌症，两次手术也没能挽救她的生命，在她44岁时离开了人世。她的病逝，对张恨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的生活不能没有周南，他在床头挂满周南的照片，犹如她就在身边。他写了一首又一首悼亡的诗和词，追忆他与周南同甘苦的往日，倾诉他对周南的无尽思念。周南去世后，秋霞常去看望张恨水，并表示愿意陪伴他度过晚年，却被他谢绝了。他守着周南的照片和遗物，直到离开这个人世。
近代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毕生创作了一百多部长篇小说，小说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我国社会的风俗民情和人们的悲欢离合，有他自己的爱情生活，也和他的作品一样，深深地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爱情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