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婚后的生活可见算得上是美满的，但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隔膜，胡兰成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婚后生活：“……我与爱玲结婚已两年，现在仍像刚做了三朝，新郎和新娘只合闺房相守，无事可为，却在亲热中尚有些生分，自然如同宾客相待，有时并枕躺在床上说话，两人脸凑着脸，四目相视，她眼睛里都是笑，面庞像大朵牡丹花开得满满的，一点没有保留。我凡与她在一起，总觉得日子长长的……”
然而这种神仙伴侣的日子只过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一点胡兰成早有预感：“我们所处的时局亦是这样实感的，有朝一日，夫妻也要大限来时各自飞。”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胡兰成预料到自己的大限将至，其罪难恕，就化名张嘉仪，逃到温州躲了起来。张爱玲夫妻情深，每月都寄钱给他，维持他的生活。未曾想到，胡兰成却用张爱玲辛苦挣来的钱觅了一个叫范秀英的新欢，并与之公开同居。消息传来，张爱玲气愤难平，火速赶到温州，要胡兰成就此事作出解释，然而胡色迷心窍，对张的劝说置之不理。张爱玲看到事情已无法挽回，哭着离开了温州。到上海后，她哭一阵、写一阵，用尽全部的心血完成了一封令她心碎不已的绝交信。此信发出后，双方就再也没有来往过。1949年底，胡兰成这个汪伪余孽因国内无法藏身，逃到了日本。在日本，他恶习不改，又和另一个女人同居，并隐姓埋名开了一家咖啡馆。
这则掌故，无论是对于张爱玲还是她的读者，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
对张爱玲来说，与胡兰成的结合可谓是费尽心血，得不偿失。婚后的家庭生活曾使她一度放弃了创作。到被胡兰成抛弃时，张爱玲已心力交瘁，力不能支，创作更是急遽下滑，“大片的空白突然出现。就像电影断了片。”《自由谈》“腰斩”性爱小说家
为了吸引读者、招徕生意，《申报》从1911年8月24日起，出了一个取名《自由谈》的副刊。此副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鸳鸯蝴蝶派控制，连篇累牍地刊载表现才子佳人哀情艳史的作品。鸳鸯蝴蝶派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曾先后做过《自由谈》的主编。但是天长日久，读者对这些不食人间烟火、专门描写性爱的作品，表示厌烦。1932年12月，《申报》老板史量才为革新副刊，大胆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年仅28岁的黎烈文为《自由谈》主编。黎接编《自由谈》后，一改文风，大量发表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等左翼进步作家的作品，把《自由谈》办得生气勃勃，深受读者欢迎。不久，黎又毅然停载张资平的色情小说，轰动整个上海文坛。
张资平早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都是创造社的开山鼻祖，也曾写过几篇比较有社会意义的小说。但是不久就陷入创作上的色情涡流之中，成为职业的恋爱小说家。他热衷于描写三角、四角甚至多角恋爱，把功夫下在人物的情欲挑逗和感应之中，使他的小说成为一种满足一些人感官欲求的软性工具，从而把自己的艺术前途葬送于“‘性欲享受”的苦海中。
黎烈文刚刚接编《自由谈》时，曾向张资平约稿。张资平欣然从命，赶忙写了一部描写三角恋爱的色情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送交黎烈文，在《自由谈》上以连载方式刊登。小说登出几期后，引起读者的普遍反感，许多读者纷纷投书报社指责，黎烈文也觉得在自己办的副刊上登这样的小说不妥，决心停载，但对读者应该有个交待。于是，黎在1933年4月22日的《自由谈》上刊出启事，声明：“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日，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
启事声明一刊出，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上海的一些右翼报刊如《社会新闻》、《微言》等，借机捏造事实，攻击黎烈文，影射鲁迅。
他们说黎烈文在鲁迅的指使下，排斥异己，腰斩张资平，企图为“左联”建立清一色的天下，把《自由谈》变成“赤色王国”，鲁迅则是这个“赤色王国的暴君”。一些无聊透顶的马路文人，又在街头小报上兴风作浪，颠倒黑白地攻击和诬蔑黎烈文。说黎的姐姐定是史量才的小老婆，要不然年纪轻轻怎能当上《自由谈》的主编？张资平更是忿忿不平，一肚子气没处出，就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广告，恶毒谩骂黎烈文，说什么：“我不单无资本家的出版者为我后援，又无姐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更进而行其‘诬毁造谣假造信件’等卑劣行为。”黎烈文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污言秽语泰然处之，一日在报上郑重刊出启事，称：自己只有一妹，已嫁在湖南原籍，如再有人以此造谣生非，必将以破坏名誉罪起诉。这一启事如无形利剑，使张资平等人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这场风波才嘎然而止。这场风波也牵涉到鲁迅，但鲁迅对此嗤之以鼻，将张资平的无赖攻击斥为乡村流氓打架时手持“粪帚”的战法。据后来了解，《自由谈》腰斩张资平的小说，并非鲁迅出的主意，但鲁迅对张资平这位性爱小说家公开发表过如是议论：“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
《自由谈》腰斩张资平的爱作，虽非鲁迅直接授意黎烈文，但鲁迅所起的间接影响确乎存在，这就难怪那位性爱小说家要将矛头在鲁迅面前耍一耍、晃一晃了。
其实，爱情永远是生活的主题。至今，在小报杂志上，没有爱情的花边新闻是不可思议的。靠招徕生意的小报以及一些报纸副刊，往往是谈情说爱的“前沿阵地”。《自由谈》不过开了报界的先河。
康有为和他后二任妻子
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在世界各国流亡的过程中，前后三次客居日本，住了三年时间。1911年6月7日，康有为应他的弟子梁启超的敦请，从新加坡移居日本，次年春天，搬至须磨“奋豫园”，此行又播下一颗爱情的种子。
“奋豫园”依山傍海，坐落在遮天蔽日的古树群中，空气清新极了。康有为住定后，经常参加当地华侨举办的爱国活动，去各地浏览，不觉对日本的风土人情发生了兴趣，遂经人介绍雇了一名十六岁的神户少女市冈鹤子作女佣。
鹤子怀着神秘感来到了康家。康有为仔细打量鹤子，只见她细眉小眼，嘴唇微翘，额头高耸，虽貌不惊人，但那副羞答答的神情，恰似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他便通过秘书兼翻译阮鉴光对鹤子说：“姑娘，请坐下，你不要拘谨。日子久了，你就会产生宾至如归之感了。”
鹤子与康有为相处久了，发现这位长者很慈祥，从他那儿她知道了中日交往的绵长历史，以及鉴真东渡、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感。
鹤子见来康家的客人都是气度不凡的中国人和日本名流，他们坐下便谈笑风生，出语惊人，而她对康的好感与日俱增。1913年早春二月，鹤子随康有为，何旋理去须磨海边散步，忽地长空一声雁叫，康有为举目仰望，想起自己远离故土已有十五个年头了，如今还在浪迹天涯，眼中竟涌出一层晶莹的泪光。他放眼大浪东去的太平洋，再次忆起了戊戌维新的悲壮画卷，鹤子这才知道，主人居然是在中国能与清朝皇帝对话的数一数二的人物，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对大海那边的文明古国充满了憧憬。康有为夫妇对这位位充分体现日本女性温文、柔顺和善解人意的少女，表示了彼此间水乳交融的深情。
康有为归国之前，正是心绪极为复杂之时，他既为逃离祖国，与母亲生离死别而悲伤，又为能从新踏上故土而欣慰。为了平息心中奔涌的情愫，便由鹤子陪同，去参拜“奋豫园”附近的净土真宗现光寺。在这座飞檐翘角的大庙上空，覆盖着楠树、松柏、银杏等树，绿油油、黑森森一片。
寺内的钟声伴着海涛悠悠地飘来，使人产生空灵之感。他们从大雄宝殿下来，默默地向前走着，康有为从日本的这座寺庙联想到中国净土宗的发源地——庐山的东林寺，不禁喟然长叹：“唉，1889年我上匡庐，去参拜东林寺时是何等意气风发，当年情景犹历历在目啊！”“大臣，这儿不是也有寺庙吗，”鹤子尚不知康有为将回国，便柔柔地宽慰他，“您老为何叹息呀？”
康有为捏须仰首，望着蓝天碧云，良久才答到：“老夫想到归国在即，却拿不出一贴救国救民之良药，不像年轻时有那么一股豪情，故而叹息。”
“什么，大臣要……回去啦？”鹤子闻言泪如雨下，“我可合不得你们离开呢。我非常喜欢同凝，还有……还有……”鹤子脸上飞起一朵红云，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中。
康有为一眼看穿了鹤子的用心，他何尝舍得与这位典雅的日本姑娘分别呢。他注视着局促不安的鹤子，斩钉截铁地说：“鹤子啊，我和三太太都需要你，孩儿更离不开你。等我们回国，一定会请你来的。”鹤子这才破涕为笑。
康有为迁回上海，念念不忘鹤子，便修书一封，邀请她来上海做客。
鹤子接信后欣喜若狂，马上与父母商议，其家因十分贫困，父母见康家厚待女儿，遂欣然允诺。鹤子赴沪，不出数月，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康有为的四太太。
何蔟理在世时，鹤子与其妹妹相称，双双得到康有为钟爱。何旋理去世后，康有为极为疼爱鹤子，每逢出游，必携她同行。
可惜好景不长，鹤子毕竟是异国女性，在中国有许多不适应之处，加上难以与康氏大家庭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终于产生了归国之心。1924年晚秋，鹤子尽管已有身孕，仍决定回国，遂于一个西风萧瑟、落叶纷飞的日子，与康有为挥泪告别，怆然回国。她这一走便成了与康氏的永诀。鹤子归国不久，生下一个女儿凌子。1925年2月的一天，鹤子在惨淡的夕阳下，卧轨自杀于须磨郊外。她为何走绝路，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康有为的第六任太太叫张光。张光后来成了康有为生命旅程中最后几年最宠幸的太太。他精心培养这位没上过学的浣纱女，特意请了家庭教师教她读书，自己又亲手教她书法。等张光有所长进，他大一挥，赠她对联一副：
惩忿窒欲改过迁善；仁民爱物知命乐天。
这儿也反映了康有为拖着封建尾巴的三从四德和天命观。可是，他们结秦晋之好后，多年无小孩，康有为不免若有所失，张光也深感愧对康家。
最后经他俩商量，在康有为去世那年，张光抱来了出生才三天的亲侄女，取名康静谷。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做毕70大寿，适逢北伐军东进之际，于21日抵青岛，感到周身不适。30日晚，一位广东同乡请康有为吃饭，未终席而腹巨痛，急回家请日本医生就诊，断为食物中毒。次日黄昏，康猝死于“天游堂”居室，终年70岁。据康有为之女同环回忆：“康有为卒前挣扎痛苦，七窍都有血渍，当然是中毒的现象。不过所谓食物中毒，可能是酒楼的食物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
康有为猝死对张光的打击尤深，因为她年纪轻轻守寡，在旧时代不允许再嫁人的。她将康有为留下的一箱字画视作生命，每当怀念康有为时，就打开箱子看他的字画。久而久之，张光的秘密露了眼。1945年那箱字画不翼而飞。她打开箱盖后当场晕厥，从此一病不起，命归黄泉，追随夫君而去。
康有为在改良失败后，已经是个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人物了。从他娶最后的两任妻子来看，也足见康有为集进步与保守、新思潮与封建旧传统观念于一身的人物。他一方面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但又南辕北辙，妻妾成群，谱写了一曲曲黄昏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