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重阳节，又简称“重九”，例如东晋诗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里云：“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数字中的“九”，不仅在此有所体现，古时还被人们视作“天数”。
何谓“数”？古人解释曰：“数者，一十千百万也。”（《汉书·律历志上》）“数”在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深受“阴阳说”的影响，即将十位数中的双数（偶数）二、四、六、八、十，名为“阴数”；将单数（奇数）一、三、五、七、九，名为“阳数”。
其中，特别是将十位“数”中的“阳数”之极的“九”，视为“天数”，因天大地小，故“九”之“天数”格外受崇。所以从前“九”之“天数”被人们运用到许多方面例如：
3．九之“天数”与“龙袍”·文武百官·“皇宫”
封建社会时期，朝廷为了密切配合宣扬“真龙天子”（皇帝）无上权威的需要，根据“天子当阳”（《左传》）的要求，取其“阳数”之极，受崇的九之“天数”，将皇帝穿的龙袍，绣“金龙九”（《大清会典·舆服》）；将文武百官朝见皇帝时的礼节，规定为“三跪九叩首”（《日下旧闻考》）；北京故宫，即“紫禁城”，亦俗称“皇宫”，因是皇帝居住和举行大典及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重要地方，所以，建造宫殿的大师们，将“宫城”内屋宇问数，取“阳数”九之“天数”，设计建造成为9999间。
4．九之“天数”与今曰“天安门”
北京的天安门，原为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创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原名“承天门”，清顺治八年（1651年）改建后，称为“天安门”，至今。这座皇城正门的城楼建筑，建造宫殿的大师们亦是非常讲究妙用九之“天数”，如城楼，为面阔九间；歇山式屋顶是九条脊；檐角小兽亦为九：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门扇采用的是“九”的倍数，为三十六扇；城楼下方五扇门的门钉，取的是“九”的倍数，为九行九列，即“九九”八十一枚。
5．九之“天数”与“天坛”
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的建筑“天坛”，亦是格外讲究妙用九之“天数”，如精美的古建筑“祈年殿”的高度，建造成为“九丈九”（《奇门遁甲》）；“天坛”建筑群中的“圜丘坛”，分高矮三层，最高一层台面的直径是古尺九丈；中间一层台面的直径，取其“阳数”三、五的倍数，为古尺十五丈；下面最大一层台面的直径，取“阳数”三、七的倍数，为古尺二十一丈；三层台面的直径，其总汇是“天数”九的倍数，为古尺四十五丈。
6．九之“天数”与罗汉像
印度佛教中原有十六罗汉，都是释迦牟尼的最初弟子。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中国后，寺院有的佛殿内，配置的就是十六罗汉，如苏州紫金庵中最著名的彩塑罗汉像，就是十六尊。但因九之“天数”受崇，亦使佛家受到了影响。所以，我国各地许多佛寺，就逐渐出现将十六罗汉扩充为十八罗汉，使罗汉数亦成为“天数”九的倍数，即为十八罗汉了，以示尊崇。
7．九之“天数”与古典名著
九之“天数”受崇，使有的古典名著，亦受到了影响，如《西游记》中说孙悟空会七十二变，也是取“天数”九的倍数，即“八九”七十二；说猪八戒会三十六变，也是取“天数”九的倍数，即“四九”三十六；《水浒》中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们，使用的兵器，说是“十八般”，也是取“天数”九的倍数，即“二九”一十八。
受崇的九之“天数”，从前被人们妙用到各个方面，其实例还有许多，如“九龙壁”、“冬九九”、“九九消寒图”，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从农历十月讲究祭祖说起
1．祭祖的由来与发展
秦以前，天子、诸侯、大夫，皆可营建“宗庙”祭祖。为什么将祭祖的处所名曰“宗庙”呢？北宋经学家邢昺（932—1010年）对何谓“宗庙”做了比较透彻的解释：“立庙者，‘天子至士，皆有宗庙’……旧解云：‘宗，尊也；庙，貌也。言祭宗庙，见先祖之尊貌也。’”并且讲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皆要进行“祭祖”，“春曰祠，夏曰稐，秋曰尝，冬曰蒸”（《毛传》）。
然而，自秦始皇灭“六国”（韩、赵、魏、楚、燕、齐）统一天下后，规定：除“天子”（皇帝）可营建“宗庙”进行祭祖而外，“天子”（皇帝）以下，诸侯大夫、士等，一律不允许营建“宗庙”祭祖。对于此种情形，北宋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在《文潞公家庙碑》里，作了解释：“先王之制，白天子至官师皆有宗庙……［秦］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故名曰为“宗祠”，进行“祭祖”。
2．送寒衣
从前的“黎民百姓”怎样祭祖呢？对此，《帝京岁时纪胜》里作了记载，即每年农历“十月朔……士民家祭祖扫墓，如中元仪，晚夕缄书冥楮，加以五色彩帛作成冠带衣履，於门外奠而焚之，曰‘送寒衣’。”
其实，从前社会生活中，每年一到农历十月，民间百姓的习俗，或曰礼俗亦可，即给死者所谓“送寒衣”，实际上与给死者开追悼会，送花圈的活动，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属于对死者表示哀思；或者说，皆属于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然而，自古流传下来的“祭祖”，发展演变到明清两代时，帝王“祭祖”的处所名曰“太庙”，帝王“祭祖”成为“国之大典”，对此，《帝京岁时纪胜》里有记载，即每年一到农历“十月朔，孟冬时享宗庙，颁宪书，及国之大典。”
3．祭祖与北京太庙
同西方古代社会不同，中国社会并没有明显的自然神和人格神的崇拜，而是以祖先崇拜为其主要特征，这也是中国宗法社会的必然需要。在宗法社会里，人们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和联系的，这必然要求对同一祖先的认同。所以，祭祖活动在古代生活中是一件人们十分重视的大事。祭祖活动的兴盛与否，视为国家兴衰的标志，在古代典籍上，将亡祭绝祀视为国败家亡的同义语。在秦代以前，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大夫、士，皆可将其祭祖的场所称为“宗庙”。
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不仅统一了度量衡，而且亦对祭祖的“宗庙”作了新的规定：除皇帝祭祖的场所仍称作宗庙外，其他人祭祖的地方，一律不允许称为宗庙。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文潞公家庙碑》里说：“［但自始皇］，尊君卑臣，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历朝历代，都在营建国都时，把修建宗庙作为大事。不过作为目前保存最好、建筑艺术水平最高的皇家宗庙，还要首推明朝在北京营建的宗庙。
明永乐皇帝朱棣即位后，决定将国都定在北京，于是火规模的营建开始了。封建朝廷根据“左祖右社”的传统，以及密切配合帝王精神生活的需要，决定在承天门（即天安门）的东侧，为帝王修建一座祭祀祖先的宗庙，并将“宗庙”改名为“太庙”（取至高无上之意）。明代太庙的建筑雄伟壮观，平面呈南北方向的长方形，占地面积139 650平方米，整体布局非常匀称。它一共有3道围墙，最外面一道长475米，宽294米，其里面便是太庙的第一层院落，院内四周种满了成行的古柏，东面南端还有一些假山凉亭等。第二道围墙长272米，宽208米，院墙以内正面就是7座单孔石桥，各桥两侧都有汉白玉石护栏，在其东西墙的南端，各有黄琉璃瓦悬山顶房屋5间，东边是神库，西边是神厨，是调制配备祭品的地方。石桥以北是戟门，戟门东西两侧各有旁门一座，戟门就是第三道围墙的正门，太庙的主要建筑前、中、后三殿，便都坐落在戟门以内的院落中。
太庙中的三大殿，十分雄伟壮观，金碧辉煌，其中尤以前殿的建筑最为精美。它建筑在周围有三重汉白玉须弥座式的台基上，殿的规模为面阔11间，进深4间，重檐庑殿顶。殿的周围，设置雕石护栏，巍峨壮观。大殿的建筑用材，十分讲究，主要梁柱外包均为名贵的沉香木，其余的木构件，也都是金丝楠木制成，殿内天花板及明柱，皆贴赤金花不施彩画。这座前殿，是皇帝的主要祭祀场所，每到年末岁尾大祭的时候，将太庙供奉的帝后神主木牌移到这座殿里，举行“袷祭”。前殿两庑各有配殿15间。东配殿是供奉有功的皇帝神位的地方，西配殿是供奉功臣神位的地方。东南面有黄琉璃瓦砖砌的燎炉一座，西南有小燎炉一座，是行祭礼时焚烧祭品用的。
北京的“太庙”（即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北京最完整的明代建筑群之一。清代时，虽经历多次整修或者扩建，但其建筑形制和木石结构，大体上还保持着明永乐十八年落成时的原状。
4．年号·庙号·陵号
封建皇帝生前有名字和年号，死后则有庙号、陵号。
从中国历史上看，自汉武帝（刘彻）起至元代，皇帝生前的年号，则往往有若干个，造成历史纪年相当纷乱，不仅是使人们相当不好记忆，而且更重要的是给后人学习和研究历史造成很大不便和麻烦。如汉武帝刘彻生前的年号，就有十个，即建元、光元、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元汉、太始、征和。但是，到明代就不同了。皇帝生前一般只有一个年号，如明代第一个皇帝朱元璋生前的年号为“洪武”，第二个皇帝朱允坟生前的年号为“建文”……
明代十六个皇帝列表
第几位 名字 年号 合公元 庙号 陵号
1 朱元璋 洪武1—31 1368—1398 太祖
2 朱允坟 建文1—4 1399—1402 惠帝
3 朱棣 永乐1—22 1403—1424 成祖 长陵
4 朱高炽 洪熙1— 1425— 仁宗 献陵
5 朱瞻基 宣德1—10 1426—1435 宣宗 景陵
6 朱祁镇 正统1—14 1436—1449 英宗 裕陵
7 朱祁钰 景泰1—8 1450—1457 代宗
朱祁镇 天顺1—8 1457—1464 英宗
8 朱见深 成化1—23 1465—1487 宪宗 茂陵
9 朱祐樘 弘治1—18 1488—1505 孝宗 泰陵
10 朱厚照 正德1—16 1506—1521 武宗 康陵
11 朱厚熄 嘉靖1—45 1522—1566 世宗 永陵
12 朱载垕 隆庆1—6 1567—1572 穆宗 昭陵
13 朱翊钧 万历1—48 1573—1620 神宗 定陵
14 朱常洛 泰昌1— 1620— 光宗 庆陵
15 朱由校 天启1—7 1621—1627 熹宗 德陵
16 朱由检 崇祯1—17 1628—1644 思宗 思陵
所谓“庙号”，即皇帝死后，在太庙中所立祭祀牌位上的名号，叫“庙号”。如《旧唐书·高祖本纪》载：“群臣上谥日大武皇帝，庙号高祖。”所以，我国历史上就死后的皇帝简称之为“汉高祖”、“明太祖”、“明惠帝”、“明成祖”等。
明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县，距城约44千米的天寿山下，方圆40平方千米的小盆地上。十三陵，从明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起，直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修建成思陵止，前后经历200多年，十三陵地区成为一般人不能随意踏入一步的“禁地”，驻有一大批守陵的卫士。
腊八节
自古流传下来“腊八”的生活风俗，在《帝京岁时纪胜》里有记载：“腊月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皆於预日揀簸米豆，以百果雕作人物像生花式。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阖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燕京岁时记》里亦有记载：“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薏米、桂圆，用则伤味。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馈亲友，不得过午。并用红枣、桃仁等制成狮子、小儿等类，以见巧思。
按燕都游览志：十二月八日，赐百官粥。民间亦作腊八粥，以果米杂成之，品多者为胜。今虽无百官之赐，而朱门馈赠，竞巧争奇，较之古人有过之无不及矣。”
那么，自古流传下来的“腊八”生活习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早在远古时期，就有讲究“岁终祭先祖”（“岁终”，指农历十二月）的礼俗，如《史记·秦本纪》中载：“十二年，初腊。”张守节正义：“十二月腊日也……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
“岁终祭先祖”的这种生活礼俗，一直沿袭到汉代，仍以“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为“腊日”，并且在“腊日”“岁终祭先祖”的同时，还要进行“腊祭百神”。对此，《说文·肉部》里有记载：“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
“腊祭百神”，其祭祀的重点，则是“农田诸神”。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讲究“腊月”祭祀先祖的同时，还要祭祀“农田诸神”，其意主要以示农家喜丰收，属于人们的一种美好寄托，即祈求新的一年里，“农田诸神”不降灾害，庄稼能“五谷丰登”，家家户户安居乐业。
自汉以后，才逐渐出现将“岁终祭先祖”和“腊祭百神”的日期，改在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日，如《荆楚岁时记》里记载：每年农历“十二月八日为腊。”唐大诗人杜甫在《腊日》诗里，亦有反映，他说：“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人中国后，我国流传的“腊月”祭祀先祖和腊祭百神的生活习俗，深受影响，并随着佛教的兴盛和发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相传，佛家的始祖释迦牟尼，于一年“腊月初八”，在佛陀伽耶菩提树下“成道”。所以，佛教寺院，每年一到释迦牟尼“成道”之日，即每年一到“腊月初八”（农历十二月八日），造粥以示尊佛和供佛，并将造的粥，名为“腊八粥”。随着农业生产和生活不断向前发展，供佛“腊八粥”的礼俗，被农家所运用，逐渐出现每年到农历十二月初八这天，讲究用黄米、小米、大米、江米、花生、枣和糖等五谷杂糖及果实煮“腊八粥”食之，以示祝愿来年能“五谷丰登”，安居乐业。
腊月廿三祭灶
过去，人们讲究每年一到“腊月廿三”进行祭灶。对此古籍《帝京岁时纪胜》和《燕京岁时记》里皆有记载：每年一到腊月“廿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祭品则羹汤灶饭、糖瓜糖饼，饲神马以香糟炒豆水盂。男子罗拜，祝以遏恶扬善之词。妇女于内室，扫除炉灶，以净泥涂饰，谓日挂袍，燃灯默拜。”“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黄羊，近闻内廷尚用这，民间不见用也。民间祭灶惟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马也。祭毕之后，将神像揭下，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不仅如此，有的地方亦还有“灶君庙”。如《燕京岁时记》里就有记载：从前北京的“灶君庙在崇文门外。每至八月，初一日起开庙三日。盖即灶君诞日也。”
原始社会时期，随着火的发现，原始人将火逐渐使用于生产和生活。如生产上出现了刀耕火种；生活上则出现了熟食。熟食的出现，逐渐使人们减少“疾病毒伤之害”，这对延长人类的寿命，起了划时代的重要作用。然而，熟食与烹煮食物的设备“灶”，关系密不可分。正如古典名著《说文》里所指出的：“灶，造也，创造食物也。”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古籍《汉五行志》里，则作了这样高度的评论：“灶者，生养之本。”
那么，发明熟食与灶的，究竟是谁呢？自古有不同的说法。东汉著名的经学家郑玄认为，发明熟食和灶的，皆为妇女。他说：“老妇先炊者也”，而“灶者，是指老妇之际。”与郑玄同一时代的著名经学家许慎则说“为祝融，祀以为灶。”东汉时期著名的学者高诱则加以解释，说祝融是“火正死为神，托祀于灶。”随着社会发展，唐著名的经学家孔颖达在“老妇”和“祝融”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合二为一的观点：既不称作祀“火神”，也不叫做祀“老妇”、 “先炊”，而是统称为祀“灶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