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多妻的现状1992年前后，全国人民最高法院统计，重婚罪占妨碍家庭罪的比率1983年为63.5%，1985年为67.9%，1990年为78.4%，1992年为76.1%。从另一个角度看，重婚不过是一夫多妻制的别名而已。上面这个不断上升的数字表明，重婚已经越演越烈了。1992年为市场经济初建之年，社会秩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守和稳定的，但1992年以后，这种情况恐怕就很难说了。徐兆寿：现在做生意的和一些贪官“包二奶”现象已经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事实上的一夫多妻现象已经很普遍，怎么看这种现象？刘达临：一夫多妻，是男权社会中的一种丑恶现象，是男子对女子实行性掠夺和性剥削的表现。徐兆寿：“包二奶”只是暗中实施一夫多妻，但重婚纳妾就是明目张胆了。20世纪后期这种现象看上去已经很严重了。刘达临：是的，这是不顾法律，故意违反法律的一种行为。20世纪后期中国的重婚纳妾现象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纳妾人与妾年龄相差悬殊，二是纳妾人中个体户所占比率高，三是纳妾行为是半隐半露状态，四是妻子对丈夫纳妾的默认。徐兆寿：妻子怎么会对丈夫纳妾默认呢？刘达临：妻子对丈夫纳妾一般肯定是不同意的，但在既成事实面前，如果坚决离婚，自己会面临经济上的许多困难，因此，妻子只能对丈夫讲条件，对纳妾默认和容忍的态度，在矛盾和痛苦中生活。徐兆寿：传统观念的影响看来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过去男人都是三妻四妾，现在有何不可呢？有这种观念的丈夫和妻子恐怕才能默认一夫多妻的现象。
老年人的性生活据1989年至1990年举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从停止过性生活的平均年龄来看，女子为46.19%，男子为50.34%。在这些人当中，停止过性生活的主要原因依次是：年老而没有要求，占23.7%；怕影响身体，占22.7%；条件不允许，占13.5%；分居，占12.7%；感情不合，占9.5%；性交困难，占12.8%。徐兆寿：有人说，这个世纪是老龄世纪，因为人类迎来了历史上人数最多、问题也最多的老年人的时代。据统计，目前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到了我国总人口的10%左右，已经名符其实地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是和平的馈赠。如何让我们的父辈生活或祖辈以及未来的我们生活得更好、更方便，成为这个世纪初人们谈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而性，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了。上面这个数字告诉了我们上个世纪90年代初老年人的性状况，那么，我们如何分析它呢？刘达临：从停止过性生活的年龄来看，确实过早了。从停止过性生活的原因来看，其中60%的人是由于年老性功能下降或怕影响健康；近10%的人是由于夫妻感情问题，约四分之一强是由于客观条件造成的。其中，“怕影响健康”这是个观念问题。人的年龄越在，性功能下降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只要夫妻互相配合得好，互相加强刺激，再采取一些药物或工具的辅助措施，夫妻性生活仍旧可以过得很好。对于这个问题，国外做过很多研究，发现一些恩爱的老夫妻，性生活都能保持到七八十岁。这也是人性，也是老年人应有的权利。徐兆寿：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性一直是回避的，老人尤其是这样。很可能在老年人中，隐藏着无数的性疾病患者，但他们因为觉得自己老了，不需要生儿育女了，就觉得这不是个问题，所以长期以来，对老年人的性没有给予过足够的重视。刘达临：是的，尤其对老年人的性生活需要加强引导，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做得远远不够，比如，在性教育中，中老年人的性教育也是关键，但是在这方面基本还是个空白。徐兆寿：在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人们发现一个惊人的数字：
近半数的老人过的是单身孤独的生活。有位心理学家曾对5000多人作过生活事件与疾病关系的调查，结果发现丧偶后患病的可能性最大，尤其是老年人，生活惰性大，更不易适应丧偶所引起的生活剧变，相继产生的抑郁情绪和孤独凄凉感难以排遣，常使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甚至使死神提前降临。如何使这些人安度晚年，从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中国人讨论的一个问题。更多的人主张丧偶的老人走出孤独与寂寞，重新去寻找他们的老年伴侣。可以说，中国人在老年人的问题上，一样走过了一条观念更新的道路。那么，时至今日，老年人在再婚的问题上还面临着什么困难呢？刘达临：一是择偶困难。再婚老人的男女严重失调。据一家婚姻介绍所统计，来登计的男女比例为8：1，有些高龄组的差距就更大。徐兆寿：这是因为独身妇女少的缘故吗？刘达临：恰恰相反，由于女子平均寿命比男子长，所以实际上老年独身妇女约是老年独身男子的3倍左右，但是她们很少去婚姻介绍所求偶，主要由于面子问题，说出去觉得难听。另外，老年妇女承担第二代、第三代的事比较多，性要求也比男子为低，所以自然地找老伴的愿望就远不如男子为高。老年人再婚时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就是子女问题。这有观念的问题，也有感情上的问题，不愿意接受一个陌生人取代他们母亲的角色，而且也根本取代不了。此外，还有经济上的问题，如以后在财产的继承、房屋分配方面不就多了一个人吗？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份子。最后所面临的问题是世俗的偏见。世俗偏见对老年人结婚是看不起的，对老年妇女的再婚或异性交往尤为苛求，在农村更为保守。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当老年人闯过这几关后，千辛万苦地和新的老伴结婚了，但很快又离婚了，婚姻的巩固率一般只有15%左右。徐兆寿：这是为什么？刘达临：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再婚动机不同，有的是为了解决生活照顾问题，有的是解决经济与房子问题，有的是为了解决性问题，双方期望的不同；二是性格与生活习惯有差异，青年夫妻的可塑性强，容易相互适应，但老年人就不同了，不可能在这时候才改变自己了，所以往往合不到一起；三是双方心里往往各有一笔帐，如自己过去的积蓄往往有所保留，凡事双方都首先想到各自原有子女的利益，“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隔阂就产生了，矛盾就加剧了。针对这种情况，有些社会学家提出，老年人可以不办手续而同居，这就可以避免法律手续上合和分的许多纠纷，避免在双方子女的利益而引起的许多矛盾。徐兆寿：对于这种做法，老年人持什么态度？刘达临：当然大都造成，认为老年人再婚主要是为了生活上相互照顾，不像年青人有很多问题纠缠，所以对老年人再婚，政策应该放宽，不必像年青人那样严格。徐兆寿：国外怎么处理这类现象？刘达临：国外的情况也不大一样。从西方国家来说，他们的性观念比较开放，在婚姻方面的态度也比较开放，老年人是否结婚由他们来定，子女一般是不会干涉的。他们只要喜欢，就可以在一起同居。另外，也没有我国老年人那么多的财产纠纷。
一个人同时能爱上两个人吗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不仅仅迎来了文化和政治上的革命，同时也迎来了性的革命。妇女解放运动一直是中国百年来一项未尽的事业，而性的观念也是随着这一系列革命与时俱进、并行不悖的。
在这个世纪，不仅仅革命的浪潮在汹涌向前，而且旧的生活也在上演。那么，我们究竟赢来了怎么的性（新）生活，又面临着怎么的旧困扰？徐兆寿：在1988年10月4日的日记中，您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你在黄山讲性教育课时，遇到了3个30岁左右的女子，学历和气质都不错，但都有婚外恋情况，而且都存在相同的情节，既不想放弃现在的丈夫，又不想和情人分手。她们问您有没有办法。你告诉他们只能放弃一头，保住另一头，否则两个家庭都得遭殃。但您在日记的最后两段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家庭观的“爱情专一”与封建社会提倡的“从一而终”是一回事吗？人们说，爱情是排他的，但是，可不可以出现一个女人同时爱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男人，反过来，一个男人可不可以同时爱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女子？
你说那时你还没有勇气来研究这个问题，十几年过去了，后来你再研究过这个问题吗？刘达临：一直在思考。我觉得一个完全可以爱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性，比如，他现在爱着的这个女人在长相等方面很好，但另外一个女人在品德等方面很好，他同样都爱。这两种爱实际上是不矛盾的，这是现实存在的。徐兆寿：实际上婚外恋在过去西方国家很流行，这是十九世纪的小说告诉我们的。那些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伯爵夫人总是光明正大地拥有情人，他们的丈夫大部分也知道，但似乎不怎么反对，因为他们也有情人。他们一般是不愿意离婚的，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尊贵的生活，所以只好以情人相补。这大概就是恩格斯对一夫一妻制批判的原因吧。不过，在中国，一个男人同时爱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女人也是有的。在过去的封建家庭里，男人在成家后若又爱上一个女子，便把这个女子娶回来。他这样做，并不是说他不爱原配妻子了，而是又爱上了。在那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女人们还得互相喜欢，相安无事。甚至有结发妻给丈夫主动娶小老婆的。我们在大学时也经常谈这个话题。因为很多人都发现，一个人可能会同时爱上几个人，只不过爱的程度有区别而已。但是在“爱情专一”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只好选其一，不得不把其它的爱从心底里驱走，不得不伤害其他的女子。我在大学时还遇到过一个女子，她同时爱着两个男生，她既想跟这个好，又想跟那个好。若上午跟这个约会了，下午就跟那个约会。这两个男生也是好朋友。她不想伤害他们的友谊，大部分时候就和他们共同相处。她也很痛苦，两个男生也很痛苦。但是，世上没有任何办法让她圆满，除非她把这两个男生同时“娶上”，但两个男生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我认为主要是观念的问题。“爱情是专一的”，这样的观念也不见得就适合每一个人。这是宣传的误导。但一夫一妻制却永远都要求人专一，这是一种法的约束。人的心总是变幻莫测的，人的感情也如此，这是人的本性，但这种本性如果不加以约束，也就是说没有社会性的参与，是不能与社会共处的。所以我觉得一定社会时期的爱情是有一定含义的，并不能以点概全，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去看问题。徐兆寿：您1988年10月6日的日记，我看着看着就忍不住笑起来了。一个女士来了，您把门开着，“以示光明磊落”。过了一会儿，一阵风吹来，把门关上了，“司泼灵”也锁上了。您去把门打开，想把锁弄好却失败了。过了一会儿，又一阵风把门给关上了。
您就想用椅子挡，可是又觉得太可笑。所以您在日记里感叹：白天，自己在讲堂上大声地向世俗挑战，可是晚上却又这样地保守，有点“做贼心虚”的样子。您说这是一个大矛盾。比起李贽来，您是不是觉得还是太拘〔，没有李贽那种放达的名士风格？实际上，李贽也是一个矛盾的人。我想问的是，您在生活中也是一个矛盾的人吗？刘达临：应该说我所提倡的与我的生活还是有一段距离。比如，我在对待大学生同居时，我觉得应该开放一些，但实际上如果我看到自己的女儿在跟别人同居，可能会受不了；在对待婚外情时，看到别人的妻子搞婚外情，就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去理解，但若碰到自己身上还是受不了。我虽然在提倡很多观念，但我自己的生活还是很严谨，我们搞性文化研究的人不能给人们留下一个风流的话柄，好像风流是性学家的本性似的，是风流成就了一个性学家。徐：也就是说，有情感方面的制约，这就使得性学家在看待社会上的事时和家里的事时有了出入。刘：不过，因为我们有开放的观念，所以在遇到什么问题时，总是要比别人多一些理解和宽容，会相对开放一些。徐：谈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性学先驱华生，他和女秘书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一事，成了社会的丑闻。90年代中期，有个叫詹姆斯琼斯的作家写了一本金西传记，书中揭露了金西不但自幼有同性恋倾向，而且具有裸露癖和性受虐癖，在成年后这些癖好变本加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