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了手,烤了火,我与一些胆大的兄弟到树林左侧去观看千佛山主峰下沉的势头。雨雾轻柔地缠绕在半山腰,主峰与次峰连接处像佛祖巨手撑开的虎口,地震将它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豁口,豁口外泻满了细碎的土,像燃烧过的煤炭灰;不时有滚落的石块砸进沟里的激流,颇有乱石崩云的气势。次峰的外岩上,早已不见了郁郁葱葱的植被,只剩下黑黝黝的裸岩,自下而上裂开了上百米的缝隙,随着山体的一次次剧烈震动,所有岩缝都冒出一股股白色的烟雾,虎口在一点一点地张大。有人说,是不是山里边在往外边冒水哟?我说不会哟,肯定是地气和岩石撞击出的粉粉噻。管他是啥子,反正我们这儿是安全的。于是,受小范邀请,我钻进帐篷躲雨去了。
这是一顶浅黄色的单人单层帐篷,斜斜地搭在坡地上,篷子里已经有小范、小杨兵、陈小玲三位,我进去与小范在一头睡。帐篷四边都已湿透,靠角落的被子也已打湿,四个人只好半坐半躺地蜷缩在这个小小的篷子里。时不时有几只不知名的小黑虫在篷布上蠕动,偶尔也钻进篷布里,爬到人的脸上或脖颈上,美女们吓得花容失色,男人们被搞得心烦意乱。篷布外的,我们弹掉它,钻进来的掐死它,免得小虫子影响大家的心情。小范拿出一副扑克,我们斗起了“干瞪眼”。我的手气奇好,连整几把都赢了,气得他们三位没了兴致,罢、罢、罢,不来了。收起扑克,小杨兵拿出笔记本,就着昏黄的天光写笔记,真实而又详细地记录如何地震了山垮了逃过了转移了“混帐”了。他刚写完,我们就听到小邓说开饭了,一人半块白斩鸡鸡腿或翅膀,这可是好东西,我小口小口嚼着,连骨头都细细地嚼了咽下。好香啊!可小范看着白生生的鸡翅膀,怎么也不肯下口。我说,小范,你必须吃下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你不吃就没劲,就没法逃命。在我的鼓励逼迫下,小范终于皱着眉头“津津无味”地把鸡腿吃了。
晚餐后,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陈肃从保险公司美女的帐篷里探出头来问我:梁哥,你们那里还可以挤个人吗?我说:不嫌挤你就过来嘛。他好不容易挤进帐篷,我调头到了小杨兵和陈小玲那头(主要是他们二位要苗条些)。三人并头,确实挤得难受,别说翻身,动都动不了,我侧身而卧,弯着腿,脸时而贴着帐篷,时而紧挨着小玲的脑袋。小杨兵不知从哪里要来半块方便面,带点挑逗性地一点一点分送到我们嘴里,脆脆的咸咸的,真香。但香香的方便面也抵挡不住篷子里的五味杂陈,大家又挤又闷,小玲美女率先被挤了出去烤火。夜里,千佛山的主峰还在时不时发出咚咚、轰隆隆的闷响,偶尔,还听到山下的人上山来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听烤火的人说,山垮了,把老街都给埋了。幸亏我们转移上来了,我暗暗地佩服邢行长他们的先见之明。后半夜,雨似乎停了,倦意袭来,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留守
迷迷糊糊中,帐篷外有人喊我:梁哥,梁哥,喝酒,喝酒。揉揉惺忪的睡眼,咦,帐篷里咋只有我一个人了呢?喔,天亮了,他们都出去了。钻出帐篷,有人给了我半块方便面。东小说,梁哥,来,整口茅台。说着就给我倒了半碗。我问,你们从哪儿搞的酒呢?东小说,我从藏民那儿要来的。我喝了两口,递给了李志和。酒传来传去,又传到我手里。我递给小范,她扯起普通话说:我不要。我说不喝不行的,喝了就对嘛。她勉强喝了一口,又递给我。我想,这么好的东西,你们都不晓得享受,还是我把它享受完得了。于是我喝了一个碗底朝天。
天已大亮了,5月14日的缕缕朝霞洒进了小树林,不少人陆陆续续收拾东西下山了。刘总叫住我:梁哥,麻烦你帮我给“长城”他们说一声,我出四万请他找四个兄弟把我抬出去。邢行长说,莫先说四万,先说给两万。我说,好的。我找到“长城”,他们正在收拾场地准备出发。他为难地说:“领导,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人太多,又是拖儿带母的,等我们出去后再回来抬他行不行?”
我只好说:“算了,算了,你们先走吧。”
我返回去向刘总汇报,他叹了一口气,沉默不语,一副茫然无助的样子。邢行长和我连忙安慰他:“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带你出去。”
看到其他队伍撤走后丢下了不少毛毯和被子,我们挑着干净的收到营地。江油支行的老杨太有才了,他把毛毯一破为二,用刀割了三个口子,往头上一笼,穿出两只胳膊,再用带子一捆,就成了一件土红色的呢子大衣,其他人纷纷效仿,不多一会儿,林子里的我们就变身成了一支由某位宗教人物带领的杂牌队伍。我说,你们要注意解放军的空中侦察,如果发现了我们,再误会为叛乱的队伍,我们可就完了。大家说着笑话,邢行长带着我和小杨兵及陈肃等四五个兄弟下山,去搜罗长期驻扎需要的生存资源。
我们下了山,看见大草坪里的人们都在慌慌张张收拾东西,我顺便捡了一双女式旅游鞋。我们直奔那些开着门又无人守的商店,见到吃的喝的和穿的东西就搬到大巴车上去,有点像“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土匪”。上到天音楼,洞经乐团的老人们请我们吃炖鸡,喝鸡汤。我边说谢谢,边整了两碗带肉的鸡汤和一碗面条。小杨兵他们留下继续搜罗,我与邢行长听山上下来的同事说,他们正在盘刘总下来,就又上山去接应,我们上到公路与坡地交接处,就碰到定忠与小范他们下山来了。我把捡的鞋交给小范,要了定忠拄的那根竹棒,远远看见山上一队人马抬着刘总正吃力地往下挪,我们迅速上去与他们一起合力将刘总盘下了山。
下得山来,听到有人说,明天可能有大暴雨,趁着天晴,被困千佛山的国兴银行的兄弟姐妹们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和小杨兵自告奋勇留下照顾受伤的刘总。实际上,我们在13日上午搀扶刘总上山转移的路上就已约定,如果大部队要撤离,我们一定会陪着刘总坚守待援。我留下,并不是我有多么高的觉悟,而是基于五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受伤的刘总是咱们的银行人,是朝夕相处的好兄弟,扔下他,我于心不忍,大部队留下等他,没有什么必要;其二,我想,我老婆和小孩都在绵阳城里,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尤其是儿子,已是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了,应该具有自救和救人的能耐,老婆子呢,要么在家里,要么在公司,要么在银行的哪个网点,应该也是安全的;其三,我相信,只要大部队能够安全撤出去,一定会组织人马来营救我们;其四,千佛山主峰下沉的势头已经不再那么厉害,我也问当地老乡,这个季节连续下大暴雨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说不大,我想,发生特大泥石流的可能性也不大;其五,我在行里也没有特别重要的业务工作,而其他的同志都肩负着十分重要的部门和机构负责任务,我留下,相对心理负担要小得多。
邢行长左右为难,他不想丢下任何一个人,又没有其他办法。临别,邢行长掏出身上仅有的三千二百块钱交给我,并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我说:“你快走吧,赶快追上大部队,别忘记目前你是这支队伍的最高领袖,我们自己会注意安全的。”
大家走后,我去买了十包“硬云”,与小杨兵回到天音楼。这里是洞经乐团的住地,一座全木结构的吊脚楼,老头老太太们非常热情地请我们吃午饭,希望银行来人营救的时候我们能带着他们一起走,我们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吃罢午饭,我们一起开了一个短会,相互介绍认识之后,洞经乐团的王团长给他们的成员作了分工。一位姓杨的大爷负责煮饭,姓桂的大爷和姓邓的大爷负责洗碗,我和小杨兵负责尽可能多地搜罗生存资源。小杨兵给他们讲了必要的野外生存知识和技巧,我强调了与其他留守团队合作的注意事项。就这样,我们与乐团的老人们开始了两天的留守合作,彼此公开了各自的生存资源并统一保管,因为怕有限的矿泉水被其他人拿去,我们将水集中放到了自己的大巴和小车上。随后,我与小杨兵分头行动,他去找精神食粮(洞经乐团一老人想找一盘千佛山风光的碟子),我去找洗洁精。我一个人进入餐厅,从窗子钻入厨房寻找,突然一次较强余震袭击,把我吓惨了,连忙破窗而出,当时我想这下要是被埋了,我就只好与家人和兄弟们彻底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