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卧室中间的那张床。双人床。
上面并排放了两只枕头。
安弟的目光在那张床上停留了两三秒钟。然后王小蕊就在外面叫她了。王小蕊说出来喝茶吧。茶准备好了，还有一张新的碟片。可以边喝茶，边看碟片。
是部外国片。讲一个电视台女播音员到机场迎接母亲。母亲是个演员。年轻，甚至还有点风骚。在女播音员小的时候，母亲经常抛弃她外出拍戏。而她憎恨继父，把他吃的药换成了安眠药。继父开车犯困出了车祸。她知道她丈夫早年与她母亲有过关系，所以三人相遇时，她紧张地观察着母亲与丈夫的表情。当晚，三人去了一家夜总会。夜总会里有个男人能够男扮女装，模仿她母亲的演唱。在后台，她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与那个男人发生了关系。一个月后，她丈夫被人枪杀，她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自己是凶手，但又说不出细节和凶器。母亲与她会面，她对母亲说出那种又怨又爱的心理。母亲很受震撼。一天，她晕倒在法庭上，被查出已经怀孕。法官把她放了。她发现法官正是那个男扮女装的人，而法官也发现她怀的正是自己的孩子，要求与她结婚。与此同时，母亲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母亲准备承担一切，在手枪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片子蛮长的。大约要两个多小时。两个人看片子时都没怎么说话。只是演到夜总会后台那场戏时，气氛有点尴尬。女播音员穿着袒露的小礼服，走到昏暗的后台去。她的男人和她的母亲。他们那种眉目传情的表情。即便他们并不真正是在眉目传情。又有谁能够知道呢。女播音员的眼睛被后台的灯光衬出一些亮色。嫉妒。悲凉。哀怨。欲望。或许，还有罪恶。
安弟和王小蕊都有些紧张。知道底下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虽然这紧张并不针对事情的本身。然而，这样的场景，突然需要由她们来共同面对：
比不得那张暧昧的双人床和那两只暧昧的枕头。比不得这艾温公寓的隐秘之处。甚至那些流言与传奇。那些都是有退路的。可以体恤，可以心照不宣，也可以视而不见的。
她们可不想遭遇强光。一下子把来时的道路照个通体透明。那些曲里拐弯的痛楚。挣扎。妥协。有些是必须的。有些不那么必须。有些是过程。还有些则是代价。现在它们已经被时光搅拌在一起了。痂是痂，茧是茧，老肉长在新肉的里面。
安弟有些慌乱地把话岔开去。安弟说这女演员真好，欧洲国家的女演员就是不一样，不像国内那些片子。
王小蕊也说是呀是呀，身材也好，不像东方人穿礼服，撑都撑不起来，穿不出什么样子来。
你一言我一语的。王小蕊还站起来，往安弟的茶杯里续了点水。地上那条狗软绵绵地睡着了。王小蕊走过去，拍了拍它的尾巴。
等到两人再次安顿下来。那个尴尬的场面已经过去了。偷偷松口气，不经意地抬眼看看对方。没想到目光与目光还是相遇了。
仍然有些尴尬。
都是有经验的女人了，比不得从前了。
与性有关的几个问题
与安弟许久未见的那几年里，王小蕊过着既简单又复杂的生活。母亲终于嫁人了。嫁给了那个老出纳。他们小心翼翼、生怕王小蕊生气似的结了婚。母亲临出门时，还紧紧拉着王小蕊的手。他们小心翼翼地回头看她。觉得把这孩子孤单单扔在这世界上，多少总有些歉疚与不安。而她那个弟弟则终于还是惹了事，给送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劳改去了。
只剩下了王小蕊一个人。
有许多人来约会王小蕊。她的公司客户，公司客户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胖的，瘦的。很有钱的，一般有钱的，不那么有钱的。他们约她吃饭，喝茶，唱卡拉OK，说点黄色笑话。有时候，还会送她一些小礼物。临到后来，其中的一些人，有预谋或者没有预谋地对她提出了一些要求：
关于性的。
在这个问题上，王小蕊本身并不存在什么信念。
对于王小蕊来说，性并不代表一种真正的欲念。真正的欲念需要人本身的力量来支撑。一种谈不上邪恶或者高尚的力量。这种东西，王小蕊是不具备的。王小蕊也不是很相信情感。王小蕊只相信简单的东西，简单，明亮，准确。比如说，女人年轻漂亮时的年轻漂亮和男人有钱时的钱。王小蕊从来只相信现在时。她不需要历史，历史对她这样的女孩是不起作用的，它只能误事。王小蕊天生是这个时代的尤物。时代现实，她比时代更现实。但有一件事情她还是在乎的：既然看不到大的宏阔的事物，那么，细小到局部的准则便成了她的提纲挈领。有些市民必须遵守的东西，涉及体面的——虽然暗地里可以不遵守，但表面上还是要维护的。
她不能乱来。但她可以找个情人。偷偷的。
在那些有预谋或者没有预谋的人里面，王小蕊选择了一个。
是个商人。从外地来上海发展的。比王小蕊大十几岁，中等身材，长得不算好看，但很敦实。他的上辈人是做小生意起家的，非常精明。到了他这一代，终于成为一个实业家。他做地产，三五年工夫在浦东拥有了一座自己的楼盘。在生意上，他顽强，规矩，甚至还称得上正派。他和王小蕊见了几面，有点喜欢上她了。她很漂亮，很聪明。更重要的是：她很年轻。
比起他放在家里的那位。
他们定期见面。他为王小蕊租了房子，每个月给她一笔数目不小的零花钱。他很少带王小蕊出现在公共场合。只有难得的一两次，他去见客户。他穿着深色西装，王小蕊穿着浅色套装。他介绍王小蕊说：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行政助理。
他们在床上很和谐。甚至还有过几次难以自持的激情。他不属于那种很懂得女人的类型，略微有些胖，动作和情话都不是上海男人的做派。但他确实很疼王小蕊。她的身体那样富于弹性，即便在床上，她也是聪明的。无师自通的。她提供给他的性正是他所要的：她那样年轻，那样鲜嫩，几乎就像刚刚开放的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性从来没有过灵魂的参与，他们把性的意义最大限度地简单化，赋予它最实际的功能。
有时候，快乐反倒来了。
后来这事情不知怎么被他妻子知道了。和他闹了几次。他来找王小蕊。坐在她对面，抽了几支烟。
他说：她知道了。
只说了这一句，他停下来，眼睛看着王小蕊。
王小蕊先是怔住了。很快她就平静了下来，也抬头看他。看了两秒钟，她已经完全明白了。
就像洪水到来时的野生动物，他们一个要落荒而逃，一个则要择枝再栖了。
两人没有太多考虑就分了手。当然，他给了王小蕊一笔钱。分手的时候，他们一起出去吃了餐饭。他有些喝多了。说了很多话。他说他是个商人，讲究物值平衡。他说现在的时代，需要一种新型的男女关系。夫妻太容易厌倦，情人又太容易受伤害。所以说，这种关系应该是第三种关系。他说他本来就想和王小蕊建立这种新型的时代关系。但现在失败了。生意场上的用语，就是遇到了不可抗力。
他还说到了他的楼盘。他说他今天站在那幢楼的下面，看着它，突然觉得非常感动。他说他拥有它很不容易。他要珍惜。
王小蕊没和他多说什么。她甚至想，后面的话他完全可以不说。
他们是同道中人，知道怎样把事情善始善终。
其实，一个人对于性的看法，是很可以展现他人生大致的经纬度的。
有时候，安弟会突然地想起老魏，还有王建军。几年前的一天，她喝醉了，躺在床上。老魏坐在她的旁边。老魏说如果她安弟不愿意，老魏一根汗毛都不会碰她。老魏说他是个生意人，而好的生意人都应该是讲究规则的。
安弟当时觉得非常反感。非但反感，而且可怕。性成了一种物件。一把钥匙。招之即来的。然而，现在安弟回头再想，另外一些意味倒出来了。
她突然发现了老魏身上的力量。那种遍体鳞伤后血肉重聚的力量。一针见血。这血大致是有病毒的，是有些脏的。是不大能够见人的。她现在回头想来，老魏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真理。血淋淋的真理。
而因为不愿意流血，所以她以前是根本看不到真理的。
当然，老魏早已是个没有激情的人了。安弟现在认为：这是人过多地接触真理的缘故。安弟现在还认为：性其实也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当然，能不能把它看得简单，与人接触真理的次数也是有关的。
现在是认识大卫的时候了
安弟对大卫的第一印象非常奇特。她觉得他们仿佛是同一类的生物：有着相同的质地与触觉，在某一年的某一天，在这个世纪的末端，只一眼，他们就看出了对方的内心。安弟想：
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如果这种相识来得早些，安弟认为自己是不懂得大卫的好处的。或许也会懂，但都是些表层的东西。比如说，她第一次在十宝街上班时，看到的“海上繁华”里的那张小凳子。又比如说，第一次见到老魏时的迷惑：他不动声色地咧开嘴笑，并且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香烟。有些事物的潜质与背景，根本就是无法预先解释的。需要时间与阅历，才有可能进入骇人的里层。修行五百年就是修行五百年的法力，修行一千年就是修行一千年的道行。双手一挥，四目相对，同道中人就是同道中人，狭路相逢就是狭路相逢。
说什么都是抵赖不掉的。
如果早个几年，安弟见到大卫，安弟也是会感到赏心悦目的。
大卫是安弟喜欢的那种类型。大卫看上去相当儒雅。西服和领带的牌子不是那样触目惊心，但每个细节里面，都有着含而不露的讲究。大卫的头发是黑颜色，样式不时髦也不守旧。却是那种富有品质的简单。大卫的声音也属于中音，不太愿意提高了。又不完全落下去。还有大卫的笑。从很深的里面泛上来的，但也就只维持在那样的高度。
早个几年安弟会认为：大卫的儒雅就是儒雅，简单就是简单。一个很成功的、有着自己公司与实体的年轻企业家。每年的税前利润是个让人有些吃惊的数字。他还具有一定的衣着品位，是那种定期去健身房的类型。或许因为要求较高，所以至今没有结婚。他或许在等一个姑娘：年轻。漂亮。会体贴人。为他操持家务，生个孩子。留守一个美好家园。
他是强大的。强大，而且优秀。如果早上几年，安弟会对大卫作出这样的判断。
现在安弟不这样想了。现在安弟一眼就从那种儒雅里面看出了颓废。而那些所谓的简单，现在安弟认为：那里面有种疲惫的东西。是经历的底子。有些事情已经看穿了。有些事情还隐隐有些希望。有个想头。至于要是再晚个几年遇到大卫——这个，安弟不敢想了。
最重要的是：安弟认为，这种人生状态，与自己倒是正相吻合。希望与希望碰在一起了。想头与想头撞在一块了。
“这位是安弟小姐。”
“大卫。就叫我大卫好了。”
几乎可以用欣喜这个词来形容安弟的感受。有什么等待已久的事情，好像终于就要发生了。一连几天，安弟心里一直回响着一个声音：
现在是认识大卫的时候了。
再不认识大卫，就真的来不及了。
有种孤注一掷的悲壮。
不按牌理出牌的结果
安弟与大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雨天。雨一直在下，不停地下，一直下了两天两夜，还是没有要停的意思。
雨不停，过年的日子却一天天临近了。
是个新年活动。安弟公司的老板有些留洋的背景，喜欢搞点新奇花样。所以说，天气虽然很古典，选择的地方却很前卫。就叫做“前卫酒吧”。
大卫是安弟公司老板的朋友。什么样的朋友还不太能够准确判断，但可想而知，大卫是重要的。新年活动的请柬上写着这样一行字：来宾请穿唐装。即女宾穿旗袍，男宾穿长衫、对襟中装，或者早期的中山装。但大卫没穿。既没穿早期或者晚期的中山装，也没穿对襟中装，更别谈长衫了。大卫穿了件非常合体的西装。中性的灰色，有些细条纹。领带和衬衫则都是深灰色的。
大卫是那天晚上唯一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有了大卫的对比，现代服装与古代服装的差异性立刻就显现出来了。大卫是化繁为简的，其他人倒有些作秀的嫌疑。大卫是格外清爽、极具理性的，其他人则难免有些拖泥带水、牵扯不清。安弟公司的老板有些滑稽地一手拎起长衫下摆，三步并作两步，笑容满面地赶到门口与大卫握手——与不按牌理出牌的傲慢，也形成了一种对比。
大卫是不懂规矩的。或者说，大卫已经不屑于这种规矩了。只有这两种解释。
结果也是两个。这使得大卫看上去，既超拔，又孤独。
大卫的一些经历
大卫，那时候不叫大卫，叫张治文。
张治文那时候也不是商人，是个画家。还不能称作画家，是个画画的，也叫做艺术爱好者。
张治文不是上海人。十年前张治文背着画布画框来到上海时，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张治文是坐船来的。那时候的张治文不像十年以后的张治文。那时的张治文很穷，不能像鸟在天上飞来飞去。但那时的张治文觉得自己的心像鸟。张治文在上海的一个弄堂里租了间屋子。是上海人通常讲的那种亭子间。亭子间很小，但还结实。拉开窗帘，可以看到人家房子的客堂一角。还有一小块蓝天。
张治文搞抽象画。在张治文的笔下，鸟不是鸟，鸟是一种感觉。有时候这种感觉是方的，鸟就是方的。有时候这种感觉是圆的，鸟就是圆的。有时候没有感觉，鸟就是一团空气。在张治文的笔下，女人也不是女人。她们是一些游移的物体，多半是深色。并且经常在天上飞。
张治文画过一张画。画面上是两个穿黑色长衣的女人，背影。她们跪在一个巨大的金色物体上。远处是庞然的黑色耸立物。还有像灯光一样刺眼的亮点。画的题目叫《祈祷者》。
张治文想表现信仰。就像所有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一样，张治文觉得，自己浑身都聚集着一种力量。因为张治文是画抽象画的，他就用抽象画来表现这种力量。如果他是个建筑工人，他就用手里的砖瓦、铁铲来表现这种力量。如果他是百货店糖果柜的售货员呢，那么他就会觉得：
生活就像柜台里的那些糖果那样香甜、单纯。
张治文就这样，浑身充满了一种力量，来到了上海。他希望在上海寻找一些与现代文明相匹配的题材。他觉得这样就能扩充那种力量。张治文看过一些关于老上海的画册与摄影作品。《黄浦江上的一条舢板》。讲的是当时轮船驶入黄浦江，旅客并不从虹口英联船坞码头上岸，那里嘈杂、肮脏。人们宁愿坐舢板到几百码外的外滩。舢板极其缓慢地驶过苏州河口。河水是浑浊的。汽笛在远处长鸣。语调凄凉。还有《外滩》。更像孟买维多利亚时代的道路建筑。外滩铺上了石块，简洁，宁静。那时候的居民与他们的夫人们在上面驻足，散步，看上去就像迁徙刚刚完成的鸟群。还有个管弦乐队演奏亭。外面是静静等待客人的人力车夫。
车往前倾，两根扶手辕杆顶地，车座上空有一块带流苏的遮篷。
张治文认为这样的上海充满了人文气息。充满了人性的微妙之处。但那是以前的、老日子里的上海了。那么现在的上海呢？
张治文坐的船是在晚上进入上海的。满眼的灯火。江上的，陆地上的，还有水里的倒影，地上的倒影。张治文立刻想起了他的那张画。他的《祈祷者》。那些黑色耸立物上，漫布着的金色亮点。两种景象是如此一致。
张治文非常兴奋。那时候张治文认为：这就是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