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眼问花花不语
明代贤人洪应明说：“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位老先生可能是对仕途者的忠告：对于一时的荣耀屈辱要心无所动，像悠闲自在地观看庭院中的花开花落；对于在位或离职亦应无动于衷，似漫不经心地浏览天边浮云随风聚散。
宦海沉浮有时是由不得个人心愿的。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革命忠诚，有坚贞的信仰，德才兼备，可是他一生几起几落，这说明一个坚持真理的人，其仕途上是否一帆风顺，并不完全决定于自己的思想行为正确与否，努力与否，在特定的时空里，有时环境与气候则是决定性的因素。
仕途上的潮起潮落与大自然中的花开花谢，旁观者不一定看得出其中的奥秘，大多情况下，人们只能听任其“起落”与“开谢”。北宋的晏殊似乎从中看出了一点点门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而欧阳修却与晏殊用了完全不同的笔调：“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他看出的门道似与晏殊的不同，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恐没有几人真正说得清楚。
总设计师无愧于人们对他的崇敬，他是一位真正宠辱已经无足惊喜的人，潮起也罢，潮落也罢，他都不曾大惊大喜，都像是看庭花流云，任其翻卷舒展或吐艳坠英，听其自然。所以如此，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不可撼动的信念，那信念就像花儿坚信春天一定会到来，并一定在春光中怒放。
世间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也不容易。有时自以为心静如一湖春水，无所谓走运与背运。其实不然。自己看重自己，在人群中在别人的心目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更佳的自我，这几乎是所有人的潜在意识。智者可能很看重群众和朋友，有时觉得别人比自己更有作为，但是在心的最深处，人们十有八九会不自觉地以为“我比别人强”。这也是上进的一种动力，它会使你为了事业，为达到一个目标，超常地发挥，显得突出与优秀。
但是出头的椽子先烂，这话你不信也不行。凭邓小平的资历、能力、魄力，他若是像某些人那样，做一个“委曲求全”的小媳妇，或是“文革”重新出山后不再大刀阔斧地搞什么“整顿”，而是唯命是听，宁可“不作为”，也不再做“出头的椽子”；一个古稀老人了，举举手，鼓鼓掌，本可以“安度晚岁”的。不行，小平是个革命人，社会批判的立场是革命人的基本立场。他再度出山时，伟人本是抱着极大希望的，并以“三七开”、“政治强”、“绵里藏针”等美言高度赞誉他，回答了某些反对派的声音，支持了周总理的鼎力推荐。可是邓小平的骨子里有一种天生的革命人的“不安分”，他说他像维吾尔族姑娘，有许多辫子被人抓，但是他不会因此就不革命了。他最后一次复出后，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消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支持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平反冤假错案、批判“两个凡是”、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经济特区、实行“一国两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性的突破。这一系列的伟大创举与改革对改变我国面貌所起的作用，国人瞩目，世人瞩目。
最令我钦佩的是邓小平的胆识。我多次想过，假如伟人是针对别的什么人说过：“说是不翻案，我看靠不住。翻案不得人心。”那么这个人可能要时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每迈一步都要警告自己：老人家生前就说我会翻案，并说翻案不得人心。恐怕每遇到涉嫌“翻案”这个幽灵时，都要退避三舍。小平是革命人，敢于实事求是，翻了许多大案要案，非不得人心，而是大得人心。
这主要与一个革命人的使命感有关，但与那种“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淡定心态也是至关重要的。
“花开花落”，造物主的初衷是什么意思，人们无从知晓。不过人类对这种自然现象总要产生诸多象征性意义。一般的欣赏者可以惊叹其绚烂，回味其韵致而不及其他。诗人可以从中开掘新的意境。而哲人呢，可以悟出点什么？古人有见桃花悟道的，他从中悟出了什么？连黑格尔这样的精神殿堂建筑师，居然也这样说过：一朵瞬间开放的小花，也胜过亘古不坏的长城。可见世人对于花，有多少偏爱之情！
（原载《人民日报》2012年2月4日）没有金牌的胜利者
第29届奥运会的圣火照耀着北京鸟巢。在享受平生最高贵的一次体育盛宴的日子，但见五星红旗一次次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各体育场馆，我兴奋不已。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看见那些夺得奖牌的运动员的笑脸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纳吉宾的短篇小说《胜利者》。
小说还是年轻时读的，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书中人物的姓名已经模糊不清，但是主人公的心灵、品格及故事情节却鲜活在记忆里，尤其在这盛况空前的体育大赛的日子里，更觉得心情激荡。
一位滑冰运动员，创造了一万米的新纪录，且保持了六年无人打破。由于年龄的关系，甚至连他自己也很难再达到当年的水平。有一位年轻的滑冰小将，曾经是老将忠实的粉丝，他的各方面条件都相当好，是最具潜能的新秀，整个国家都期待他打破保持了六年的万米纪录。
这孩子有个毛病，每当他冲在最前面，把其他运动员拉得很远，没有人紧紧逼近他时，他就兴奋不起来，自觉不自觉地松了劲。有一次比赛，那位创造纪录的老将也在看台上观看。他看破了小将的弱点。心想：若是他也参赛，一定能逼近小将，激发他的潜能，就有希望打破保持六年的纪录。
老运动员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如果再次参赛，注定要输给自己的粉丝，成为年轻人的手下败将，不仅仅创下的纪录可能被打破，连六年多的“冠军形象”也将受到损害，新纪录的荣誉再也不属于自己。于是他找了许多条不再上赛场的理由，要在全国人民心中永远保持胜利者的形象。
无论找出多少名正言顺的理由，都不能让滑冰老将心安理得。那个万米纪录不是他自己的，是集体的，是祖国的。他没有权利独自霸占。他有责任激发后来者冲刺纪录，刷新纪录，让这项运动攀登更高的巅峰……
他终于战胜了自己，在一次大赛中披挂上阵，成了小将最有实力的对手。老将一直在前面领滑，小将顿时爆发了夺冠的兴奋点，紧逼在老将身后。热情的观众们为老将捏着一把汗。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老将求之不得的场面。当滑到最后一段赛程时，老将拼命挣扎着加速，小将岂肯落后，迸发出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热情，潜能终于全部激发出来。
结局是小将夺冠，并创造了新的万米纪录。当奖杯和鲜花一齐捧在小将胸前时，老将心头成了打碎的“五味瓶”，苦辣酸甜俱全。只是在一位教练道破比赛中的秘密之后，全场观众欢声雷动，人们对失败者的欢呼，超过了对胜利者的欢呼，那欢呼声中蕴含着崇高的敬意与感动。
不论是世锦赛，或是奥运会，中国这个体育大国、强国，已被世界公认；中国体坛的一代代名将，也早被世人熟知。但是在金牌与冠军的背后，有多少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物与故事，是圈外的人不得而知的。
我认识一位体操教练，他说运动员没上场时，心情紧张、焦虑、担忧，上场比赛之后，一般就一心做好每个动作，不再多思多虑。教练员却不然，没上场时心情与运动员差不多，还要给运动员鼓气；自己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还要面带笑容地给运动员释放压力。运动员上了场，教练员的心就悬在嗓子眼儿上了，比在场上的运动员紧张得多，平日训练时，要担当多种角色，既是父亲，又是母亲，更是老师。有些小运动员撒娇，他得哄；有些大运动员耍脾气，他得训；有些老运动员不该退役时想退，他得劝。
还有那些陪练的运动员，他们的竞技水平，有的并不亚于上场的运动员，只是为了让上场的运动员能应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他们或是模仿某位运动员的打法，或是演绎某运动队的攻势，或是扮演挨摔挨拳的“失败者”。他们只在幕后奉献，从没站在前台接受过任何荣誉。有的人在体育界干了半辈子，只是做运动员登上领奖台的阶石。
大凡无名英雄，多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以体坛而言，他们心中虽也想过掌声、鲜花、金牌，可是还想过比这些更崇高的东西，那就是祖国的荣耀，民族的尊严，奥林匹克的神圣。还说那位滑冰老将，他为了让一项运动达到新的高峰，也为了年轻选手更快成长成熟，毅然地选择了“失败”。但是当他在观众忘情的欢呼声中，与胜利的小将一起绕场一周时，他又一次享受了胜利者的幸福。只是这一次胜利得来得更加痛苦与艰辛，是一次灵魂的胜利。
（原载《文汇报》2008年9月10日）泥泞中有脚印
汪曾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1957年“戴帽”时的心情，难过虽然也很难过，可又说略有庆幸之感，否则这一辈子就太平淡了，没有一点波澜。这话虽有些苦涩，却也真的讲出几分生活的哲理。
人，来世间一场，总该留下几个脚印。成大师、当大人物、干大事业，自然算是给人世间留下了脚印。但那毕竟是少数精英的人生。一个普通人呢？我看走一段坎坷的道路，受一点人间的苦难，可能就给人生积累了财富，留下了脚印。逆境总会有的，人生就是进击。莎士比亚借用他剧中的人物说：“逆运也有它的好处，就像丑陋而有毒的蟾蜍，它的头上却顶着一颗珍贵的宝石。”
据说鉴真大师刚刚遁入空门时，寺里的住持表现得对他不甚重视，让他做了谁也不愿做的行脚僧。鉴真心里不大痛快，住持也看出了几分。
有一天突然下起雨来，住持便请鉴真陪他在寺院周围走一走，边走边拍着鉴真的肩头说：“你是想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想做一个光大佛法的名僧？”
鉴真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瞅着脚面沉默无言。
住持笑了，然后问他：“你昨天是不是在这条路上散过步？”
鉴真点头说：“常在这条路上散步。”
住持低头看看地面：“你能找到昨天留下的脚印吗？”
鉴真肯定地回答：“不能。昨天道路干燥，平坦坚实，踩不出脚印来。”
住持很满意鉴真的回答，接着问道：“今天下雨，路湿泥泞，能留下脚印不？”
鉴真的脚走在泥泞中，恰好一步一个脚印，便微笑着说：“已经留下了。”
住持非常满意，也非常高兴地告诉鉴真一个道理：“泥泞的路才可能留下脚印，世上芸芸众生莫不如此啊！那些一生碌碌无为的人，没经历过任何风雨，就如同走在干燥坚硬的路面上，什么东西也留不下啊！”
鉴真意识到了住持让他做行脚僧的用心，对这次“雨中行”也恍然大悟。
道理说穿了都很简单，可是真正按照这个道理去做人做事，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曾经抱怨过自己的命运，八岁就在日本人的株式会社里当童工，十一岁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虽没有到前沿阵地打过仗，但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围困长春”、“辽沈战役”……都算是参战者。
转业到地方以后，识字不多，却偏偏爱上了文学，并于1956年出席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梦想成为一个歌唱新中国的诗人。可是，我不曾想过，文场也是战场，文学也同战争一样，有中弹倒下的时候。1957年，就是因为写了几首批评官僚主义的诗，我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往日的荣耀统统离我而去，“红小鬼”于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小鬼”，被打入“另册”。后来“发配”西北，一去二十八年，直到1978年底才获得改正。
回想这一生也很有意思，十一岁参军时，首长们都喊我“小鬼”。我不高兴，明明是个活人，为啥要喊我“鬼”呢？后来见凡是年岁小的，首长们一概叫他们“小鬼”。有人对我说：“叫小鬼是省略了一个字，应该叫‘红小鬼’。”后来叫长了，听惯了，慢慢也就习惯了，还觉得挺亲切。
1957年夏天，有人开始背地里称我“右派分子”了。我一百个想不通。我十一岁参加革命，家庭出身好，父亲是革命干部，本人历史清白，没犯过错误，没受过处分，原本是“一张白纸”，怎么经过党的十一年教育，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那几首讽刺诗，讽刺的都是坏人坏事呀！再说，国民党的战犯、中国的末代皇帝，本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是经过改造、教育、感化，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了，有的还当上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政协常委，这说明党很伟大，把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改造成拥护自己的人了。可是出身好、吃革命“奶”长大的红小鬼，怎么经过党的十一年教育，倒成了右派分子？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是没读过书的穷孩子，革命部队把我培养成作家，国家还给了我许多荣耀，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缘故是什么呢？
不过我读了鉴真大师“雨中行”的故事，特别是我的逆境人生，使我在社会最底层生活了几年，饱尝了坎坷与辛酸，加深了对社会、对历史的感性认识，熟悉了各种人群、特别是底层大众的宽容与善良。这些都拓宽了我晚年的写作空间，开阔了审视大千世界的眼光。我觉得我比同年龄但阅历比我简单、经历比我顺利的人，写作的时间、内容、深度，都可能长些、广些、深些。有一位散文写得非常精彩的副刊编辑对我说：“你写那些有历史感的散文随笔，有沉重的时代的重量，真实可信，读了你的这些文章，有感同身受的体验。”
听来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赞扬，可是我特别满足，我觉得这就是“命运的泥泞”给我的恩惠，它让一个平常的人也能留下几个脚印，也能给人们一些思索。
我这样说，并不等于人生需要冤假错案，冤假错案是一百个要不得的，它可能对人有一定的磨炼作用，但是代价太高，不是一个让人有尊严的“学校”。制造过冤假错案的人要反省，要接受教训，尤其是不能赖账。社会在不断地进步，我希望再没有人去重复我的命运，也希望比我年轻的人，留下比我更美丽、更有价值的脚印。
（原载《今晚报》2009年12月6日）水本无形
上行下效的典故，几乎历朝历代都有一些记载，如皇帝喜爱细腰，喜欢女人着男装，偏爱紫色的服饰等等，于是朝中便成为时尚，乃至整个社会都受到广泛影响，风靡一时。但是这些典故都不及明太祖时的一桩事，它更让人感到深刻，更具教益。
朱元璋建都南京后，打算在郊外狮子山造一座“阅江楼”，以记载他统一天下的功绩，昭示后人。当时正处于洪武政权建立之初，天下还不稳定，四野荒芜，老百姓的日子大多过得凄苦。若在此时大兴土木，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很难收到预期效果。朱元璋想到此处，反问自己：我能这样想，那么满朝文武会不会也这样想？他想以此事考核一下，看百官中有多少关心国家和百姓的忠臣，以备日后重用。
没有想到，朱元璋把兴建“阅江楼”的圣旨发下后，送上来的奏章，清一色全是称赞造楼的颂歌，没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人。朱元璋对群臣大失所望，气急败坏地大呼：“我朝没人才呀！没人才呀！”
马娘娘听丈夫大发牢骚，急忙走近劝解：“大明朝已平定天下，忠臣如云，勇将如星，怎么能说没有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