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电影小组确有偏得，听了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的两次讲课，很开脑筋，一次讲的是：《夏伯阳》是苏联电影的一个重大突破；另一次是分析《董存瑞》给我国电影创作的启示。会后我与诗人佟明光（也是青创会代表）为修改电影脚本的事，还与荒煤先生通过信，他回了一封长信，对我们的剧本提了很好的意见。
1957年，我因为六首小诗被打成右派，1958年在工厂翻砂车间劳动一年，后来以我是回族为理由，叫我去“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实际上是“发配”到大西北。临行时我想把作协的会员关系转过去，就硬着头皮进了一回“大帅府”（当年沈阳作家协会会址在原来张作霖父子的帅府），接待我的人听说我要转关系，愣住了，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反右戴了帽子的会员，都除名了。”
我垂头丧气地往外走，在大门口迎面碰见了谢挺宇。自从当了右派，我见了熟人从不主动打招呼。谢挺宇拦住我说：“连‘团长’都不认了？”我向“团长”表示了歉意，告诉他我马上要去大西北。
他一切都明白了，安慰我说：“也好，大西北是文学的处女地，作家总待在繁华城市里，终没有多大出息。”
“我已经被开除会籍了，不是作家了。”我当时的脸色肯定很难看。
他觉察到说走了嘴，没在意我的脸色，马上改口说：“作家不是谁封的，读者承认就行。”
我说：“现在还有人发表右派分子的作品吗？”
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到大西北去，或许是‘塞翁失马’，眼下看是祸，将来也可能是福。你幼年参军，还很年轻，好好积累生活，总会派上用处的。”
当时，许多人不大敢跟右派分子说话，谢老主动跟我打招呼，还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已经很感激了。
黄沙扑面，黄河东流，一去二十八年。
1985年落实政策，我从宁夏回到辽宁。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谢老，我拥抱了他，连声喊着：“老团长，老团长好啊？高深活着回来了。”我和谢老的眼睛都湿润了，我知道，他从延安“抢救运动”到“文化革命”，这么多年也经历了许多的磨难。临分别时，他嘱咐我一句话：“别当官。写东西。”我当时在一个贫困县当县委副书记。
1993年，辽宁省委为作家协会换届物色人选，马加、方冰、谢挺宇等几位老同志都推荐我去驻会主持工作，省委组织部也找我谈过话。我左思右想，认为不可进“大帅府”，宁肯辜负老同志的一片心意。
在辽宁大厦开作协代表大会那天，马加同志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方冰、谢挺宇几位老同志也在。马加见了我劈头就问：“高深，你说说，你为什么不来？”
我说：“马老，你叫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马老说：“讲真话！”
我说：“我就是想多活几年。”其实，我真实的想法还有一层，我在省城人生地不熟，作协又是个穷单位，不能为老同志解决任何实际困难，怕辜负了他们对我的厚望。
方冰老听了我的话直摇头。谢老则大声地说：“我们几个老头儿真心实意地希望你来。后来听说你不来，我说：高深呀，真聪明！”
谢老就是这么一个真诚的人，不摆资格，不端架子，很有亲和力；说真话，又有分寸；讲原则，又富于同情心；即便批评人也很幽默，一般不让你下不来台。
谢老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愿他的灵魂安息！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和他那一代的文坛前辈！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8年8月29日）歌者无悔
秋天。收获的季节。战争年代也不例外。
一片一片的稻谷，全低垂下头，感恩大地；树上大个头的橙子熟了，染一树金黄；小不点的枣子也熟了，抹一树紫红。然而这个秋天最大的收获却不是这些。
那是1949年9月下旬，我们铁道兵团二师（其前身为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队，再前身系抗战时期的渤海回民支队），奉命从广东坪石返回离开不到半年的湖南衡阳。司令部、政治部和宣传队又驻进了衡阳铁路局大院，各团则开拔广西，驻扎在柳州一带，准备抢修来宾至镇南关一段的“来镇段铁路”（镇南关现为友谊关）。
一住下来，宣传队继续投入大型话剧《李闯王》的排练，同时还演练一些喜庆欢快的小型节目，都是为迎接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
9月27日那天排练结束时，马文忠队长宣布，宣传队要出一期壁报，主题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写诗、写散文、回忆都可以，谁写就到韩干事那儿领稿纸。
在这之前，部队已经得到消息：10月1日，北京将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并有海陆空三军阅兵式，届时毛主席将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那年我十四岁，已经参军三年多了。虽然参军前我没跨进过学校的门槛，可是宣传队成了我学习的课堂，队长马文忠找到半部《水浒》，叫我拿它当“课本”，请全队识字的人当老师。一年半以后，我认识了三千多个汉字，读了一些诗歌、小说、民间故事。宣传队的几个“大知识分子”，看了我给母亲写的信，都说：“小高‘初中毕业了’。”这句话对我鼓励很大，壮了我写作的胆子。那天我也跑到韩干事那儿领稿纸，想写一首歌颂共和国的诗。
韩干事见我也来领稿纸，很不理解：“你领稿纸干啥？”那时候白纸都很稀罕，稿纸就更难得一见了。
我怕别人听见，贴近他耳边小声说：“我想写一首诗。”
“什么、什么……？”韩干事一口气连说了几个“什么”，翻起眼珠瞅了我好一会儿：“你不是说梦话吧？那诗歌，是谁都能写的？乱弹琴！”
我一腔热情，被韩干事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诗也是人写的，我为什么就不能写？我不服气，攥着小拳头跟韩干事争辩：“你太小瞧人了，凭什么我就写不了诗？我读过那么多的诗，艾青的、田间的、李季的、马凡陀的、毕革飞的，怎么不能写？”
韩干事没料到我还有这一手，有点蒙了，不过他很快就清醒过来，考问似的问我：“你读过李季的什么诗？马凡陀？我咋没听说有这么个诗人？”
我扬扬得意地告诉他：“我读过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马凡陀嘛，那是他写‘山歌’骂国民党用的假名，真名叫袁水拍，是当代有名的诗人。”我心里说，你不知道的诗人还多着呢！
韩干事无可奈何，很不情愿地数了十张稿纸，并警告我：“先找废纸打底稿，写好了再往稿纸上抄。写不出来，就别硬憋，把稿纸交回来，不许拿去写信。”
韩干事太门缝里瞧人了。临走时我不冷不热地给他撂下一句：“您放心好了，没有金刚钻儿，我也不敢揽那瓷器活。”
其实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在广东坪石时我借到一本《唐诗三百首》，虽然大部分字都能认下来，可是诗中的意思不太懂，有些字还认不全。
不过我有一股子犟劲儿，不管干啥，愈是别人瞧不起我的，我偏要做出个样来给他看看。韩干事的话，无疑伤了我的自尊心，可也激将了我。
那两天我悄悄翻遍了能看到的军、地各种报纸，想找点参考材料。可是还没到“十一”，既没有关于国庆的新闻，更没有欢庆建国的诗文。
宣传科长简群，老燕京大学毕业，学生时代就发表过新诗。他听说我要写《共和国颂》，就把我叫了去，一见面拍着我的光头，说：“有出息，大胆写。不用看别人怎么写，你就把自己心里想的写出来；把回民支队战士对新中国的情感、心里话，都说出来，就是诗。”
于是，“表达自己的心声”就成了我最初的“诗歌理论”。
太多的感受，太多的激情：想到了家乡、母亲、牡丹江（参军的地方）、天安门广场，也想到了土地改革（1947年我在回族地区搞过土改，当儿童团长）、辽沈战役、南下抢修淮河大桥（我被漏排的地雷炸伤），还想到了牺牲的战友沙金学、韩大姐……万千思绪，不知从何处落笔。直到“十一”当天，听到收音机里传来毛主席的声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才灵光一闪，一下子找到了兴奋点，马上在椅子上铺开稿纸，蹲在地上写起来：
心潮像海涛不能平静，
笑脸像朝阳似的绯红；
中国人伸直弯弓一般的脊背，
铁锤与镰刀唱出铿锵的歌声。
一位用兵如神的伟人，
以很重的湖南口音向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从此四万万各族人民做了主人，
所有的权利都属于百姓。
农民挑起丰衣足食的重担，
工人开足马力机声隆隆；
保卫共和国边疆海疆和蓝天的，
是走过万里长征的子弟兵！
我这首诗，不仅上了宣传队的壁报，还登到师政治部办的油印小报《南进报 （号外）》上。从此，韩干事对我刮目相看。简群科长一见我就笑呵呵地喊“小诗人”。他还郑重地报告我的父亲：“你们司令部知道不？咱们二师宣传队，有个回族小诗人与共和国同一天诞生了！”
真的，自共和国诞生的那天，一颗“诗人”的种子就埋在我的心头。若干年后，我真的成了一名诗人，1956年出席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至今已出版了七部诗集和六部长、中、短篇小说与杂文随笔集，《中国少数民族新文学大系·诗歌卷》、《建国50年诗选》、《20世纪新诗词典》、《20世纪中国新诗分类鉴赏大系》、《与史同在》、《诗刊50年诗选》等多部新诗选集都选了我的诗；先后四次获得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联合颁发的“骏马奖”。
1981年我写过一首《我默立在海瑞墓前》：
不是因为你是回回／我才对你特别敬爱／因为你给回回民族／留下了为官的清白／／不是因为你是清官／我才对你特别崇拜／因为你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由衷的信赖／／我千里迢迢跨过南海／不是只为了一次默哀／要向回回民族的历史／借鉴一些做人的正派。
这首诗被“九叶派”老诗人辛笛编入《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并有如下评语：“此作是对做人的深沉思考和探究，显示了诗人对人生底蕴的深刻理解和豁达态度……”又说：“因为你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由衷的信赖’。这是诗人精神境界的逐级升华，从种族、从为官清白而提高到华夏民族的高度对海瑞表示由衷的崇敬。”
我的诗记录了共和国六十年的足迹，也记录了一个回族诗人的成长历程与命运。这六十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复兴的时代，有灿烂的阳光，也有风雨阴霾；有华厦崛起的欣喜，也有众所周知的隐痛。我曾为这个时代歌哭，祖国没有亏待一个曾是胸无点墨的“红小鬼”，“小鬼”也不曾辜负祖国的栽培。我写下的每一行诗，不论是激情的赞美，如《中国，是一座高山》，或是辛辣的鞭笞，如《给官僚主义者》，都是一个回族诗人献给共和国的一颗赤诚的心，也是为祖国六十年艰辛步履立下的路碑。
六十年，人生的一个甲子，不论诗歌给我戴过荆冠或是桂冠，我都无怨无悔。正如著名诗人雷抒雁在《旗帜上的风——读高深的诗》中所说：
今天，当我重读高深的诗歌时，喉咙里有一种灼热感。我们骄傲，在需要勇气呐喊的时期，我们不曾逃避。
那旗帜上拂过的风，是呼唤他永不放弃的诗情，是激励他永不沉沦的人格，是支撑他永不堕落的正直……依然是战士的品质。
孕育着新中国的解放战争，是参与者毕生的记忆。新的征途、新的使命在召唤，作为一名老兵，“不负满头苍白发”，只要一息尚存，我的诗还将“是受伤老兵手中／倒下又扶起的旗帜！”
（原载《中国诗人》2009年第3期）劝夫
西北风嗖嗖地刮着，街上的行人稀稀落落。我走了半个多小时，打听了几个人才找到了青年车工赵英岐的家。
这是一间矮小的平房，坐北朝南，阳光充足，屋子不大，倒很清洁。房中央放着一台崭新的缝纫机，墙上挂着照片和一些宣传画。屋里没有大人，只是炕上熟睡着一个白胖的娃娃，大概这就是赵英岐常向人夸耀的那个又灵又乖的“大女儿”。
不多时，一个年约二十四五岁的妇女和一个小孩抬着一桶水进来了。她把水倒在缸里以后，朝我打量着，还没等我向她介绍，她倒先猜透了。原来昨天赵英岐已经把今天有人来访的事儿向他的爱人罗敏讲了。
“听说赵英岐干得不坏？”我问。
“是。比过去好多了。”她慢条斯理地说。
“这是由于你的帮助吧？”
“人家自己进步了，有我啥！”她腼腆地笑了。
“厂里的同志都这么说呀！”
“他们愿意那么说呗！”她把头发往后撩了撩说，“其实咱一个家庭妇女能懂个啥呀！”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屋子显得特别静，静得使人发窘，只有那马蹄表在清晰地“嗒——嗒”地响着。于是使我找到了话题。
“听说买这台表你们还吵过架，那是因为啥呀？”
罗敏见我又谈起家常事来，比刚才自然得多了。她回答得不慌不忙，很有条理。
“那是1955年秋天的事。那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他每半个月只能发十六七块钱，日子过得挺紧，就是省吃俭用，每个月也总是不够花……有一次发了薪金，我提出买台表，他死活不同意。”
“你怎么想起买表来呢？”我问。
“还不是因为他早晨爱睡懒觉，你要召唤他就跟你喊，‘忙什么？离上班还早着呢！’可是我偷着向邻居打听，人家都说他每天迟到。我问他，他还瞒我说‘很少迟到’。再不，就拿没有钟表作借口。我寻思要是有个表，到时催着他上班不是好一些吗。谁知道他就是死活不同意买。”
“那么，后来怎样了呢？”
“后来我一想他说得也有道理，半个月才发那么点钱，要是买了表，日子还过不过呀！这样我就下决心零攒。”她喘了口气说，“从那以后，明明家里没有买菜，我也说买了二斤土豆，或是买了几块豆腐。这么每天一角、两角或者几分，攒了六七个月就攒了十来元，正好又赶上发薪金，我就又凑了两元，到街上买了这台旧表……英岐回家一看桌上添了台表，把他吓了一跳，冲着我说：‘看你，到底买了这玩意儿，我看这半个月的生活怎么过！’我一看他真急了，赶快把实话告诉他，他一听乐了，把表放到耳朵底下听，拿到灯下看，一个劲地说：‘太好啦！太好啦！’”
“有了这表以后他还迟到不？”
“不了，从那以后再也没迟到过。”
“再也没有迟到过？”我心里有些怀疑，因为在1954年以前赵英岐还是一个专心跳舞、不爱生产、常常违反劳动纪律的青年工人。那时候，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夜晚，他是伴着通宵的舞曲在舞场里度过的；往往当太阳快要升起来的时候，别人随着汽笛声朝气勃勃地阔步走向工厂，然而赵英岐却懒洋洋地拖着沉重的步子，低头看着脚背迈进了家门；或是正站在机器前打着瞌睡。上班迟到、早退甚至旷工，在当时，赵英岐已经成了习惯。
车间的领导人不知道对赵英岐进行了多少次的教育都没有效，一台马蹄表能改变他迟到的习惯吗？可是罗敏几句话就打消了我心里的怀疑。她说：“起初他倒没理会我买表的意思，人家邻居们都跟他说，‘赵英岐呀，你要是再迟到可对不起你媳妇了，她省吃俭用攒下钱买了这台表，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个钟点，你上班好不迟到吗！’人家都这么说他，他就是石头心肠，还不开开缝呀！有一天他跟我说‘罗敏，你瞧着吧，从今天起我保证再也不迟到了。’真不错，第二天早上，人家没等我召唤就起来了。不怕您笑话，这还是我和他结婚一年多来他头一次起得早呢！哪知道过了几天又不行了，起一回床也得看十次八次表，早一点也不起来，非磨到再不起就迟到了的时刻才起来。我看他这样，就想了个办法骗他，每天都把表往快拨三十分钟，这样他靠到点起来，到厂子还余三十分钟。时间长了，等他知道了这事，也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