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
薄脆的纸张或者瓷器，
和战火和兵燹争夺，
硝烟散尽，
获得了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抗日战争的前夕，为了避免日军入侵北京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当时的国民政府把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南迁；到1948年底，国民政府又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挑选出来一批珍贵文物。将这些文物用军舰一起运到了台湾。
文物运台之后，经历过一段命运多舛的岁月，几度辗转，甚至一度保存在台中市糖厂的仓库里，直到1965年在台北市建立起新馆。新馆的建立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所以叫做中山博物院。在之后，台湾当局颁布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规程》，规定设置“国立故宫博物院”，并把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文物交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保管使用，而中山博物院就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址。至此，运台文物终于得到一个稳定、安全的庇护所。
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阳明山脚下的士林区，占地16公顷，仿照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样式设计建筑，吸收传统宫殿建筑形制，采用米黄色的壁墙和淡蓝色的琉璃瓦，白色的石栏和青色的台基，气势庄严，又清丽典雅。
博物院的主体建筑高大宏伟，分为功能不同的四层。第一层是办公室、图书馆和演讲厅等聚会组织空间；第二层以展览书画、金石以及墓中出土文物为主；第三层陈列玉器、法器、文献、碑帖以及织绣等作品；第四层是各种专题文物展出。
博物院的藏品汇集了清代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和原热河行宫等多处珍藏的精华，加上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慷慨捐献，藏品达70多万件。其中瓷器有20000多件，从原始陶瓷到明清瓷器，无不为当世之珍，全世界的博物院都无可伦比；甲骨档案20000多片，在世界甲骨收藏机构中名居第二，是了解、破译夏商文化的重要依据；10000多件铜器，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就有4300余件；玉器50000多件，其中包括闻名海外的“翠玉白菜”和“避邪雕刻”；书画的真迹更是数不胜数，晋、唐到清代名家的杰作比比皆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以及苏东坡的《寒食帖》都保存其中。至于善本古迹，博物院中有近20000册，囊括了仅存的《四库全书》中比较完整的一部。对于研究明清历史而言，博物院的档案文献弥足珍贵，清朝历代皇帝的奏折、军机处的档案、史馆的实录、起居注等都非常详尽丰富。
就是这样大量的馆藏，使得博物院经常维持5000件左右的书画、文物展出，还可以定期、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特展。展出的展品也不是一成不变，每3个月就可以更换1次，以满足参观者的兴趣。
在书画作品中，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景色寒素、意境深远，但是却只有半幅，另外的半幅则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对此佳作的不能周全，往往叫人兴叹。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之间穿行，缅怀兴衰，触目有感。但是最让人难以释怀的，大概还是上个世纪的那段历史，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正与这段历史息息相关。
明延平郡王祠
不需要官方的认可，
包括禁止或者支持，
民众的怀念和纪念，
把自己的姓氏放在了这座岛屿的前面。
台湾有许多的庙宇祠堂，香火都非常鼎盛。到庙宇祠堂中朝拜，一方面固然是对于神灵的虔诚的尊崇，另一方面也难免要为个人利益求得庇护，是一种人与神的沟通或者通融。但是有一座祠堂，却决计不落于这样的俗套，很多人奔赴到此，一瞻祠堂之容，完全是怀着激动和对所供奉神主的崇敬。这座祠堂就是延平郡王祠。
延平郡王祠奉祀的是郑成功。1662年郑成功去世之后，台湾民众感念他一生为国忠于明朝，并且驱除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为台湾的开垦建做出了旷古绝今的巨大贡献，于是自发募捐，建立了这座祠堂。鉴于郑成功生前致力于反抗清廷，为了避免清廷的破坏，就把祠堂称为了“开山圣王庙”。“开山圣王”指的就是被明朝封为“延平郡王”的郑成功。
有些时候，一个人伟大的人格就可以赢得自己对手或者敌人的尊敬，而民众的力量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颠覆和背叛的。清同治十三年（1874），钦差大臣沈葆桢在台湾筹办防务，了解到民间供奉郑成功的情况之后，不能不为之动容。于是沈葆桢向朝廷上疏，奏请为郑氏立祠，并申请祭典。在得到清廷批复之后，台湾的官民再次捐募经费，并且特意从福州请来建筑工匠，甚至连建筑材料也完全从福州海运过来，将“开山圣王庙”大力扩建，正式定名称为“明延平郡王祠”。在清朝统治期间，对于前明的故物先贤甚至“明”这个字眼都讳莫如深，但是郑成功的祠堂却可以正大光明地以“明”来标榜，不可谓不尊莫加焉。沈葆桢更是挥毫泼墨为祠堂撰写对联：
“开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
及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延平郡王祠位于台南市开山路上，占地3公顷。祠堂采用双进三护龙建筑格局，分为照壁、正殿、后殿以及东西庑等部分。祠前的牌坊上书“忠肝义胆”四个大字。过牌楼，正门上书写“明延平郡王祠”。正殿为三层楼堂，雕梁画柱，二三层楼檐角上都雕有栩栩如生的虬龙，而殿顶更是群龙骄翔，极尽富贵华丽之能事。正殿中供奉的郑成功像端坐其中，神态坚毅端庄，为台湾雕塑名家杨英风所塑，甘辉、万礼二将军在两边陪祀。后殿中间为太妃祠，祭祀郑成功的母亲翁太妃，左右则分别祭祀明宁靖王朱术桂和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夫妇。两庑及二门之间奉祀郑成功部将和殉难将士120多人神位。祠堂园内广植竹丛，古木参天，凝重肃穆。祠前右侧则留着两座铜制古炮，7座铁制古炮。睹此火器古物，不禁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炮击赤嵌楼的一幕如在眼前。
日本占领期间，日本人拆毁了为数众多的汉人的庙宇祠堂，独独对于延平郡王祠不但不予以拆毁，而且增建日式风格建筑，并改称为“开山神社”。台湾光复之后，这些建筑被拆除，延平郡王祠经过重新修建，风格从福州式变成中原式，成为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样子。而郑成功的影响从这些变迁中也可以略见一斑。
清朝入关之后，郑成功雄踞东南，抗击清廷近20年，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但是在去世之后，康熙帝却亲自为他撰写挽联：
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国父纪念馆
为了革命先行，
往往会成为革命的牺牲。
我们记住中山先生和《礼记》中的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先行者为中华民族之独立、崛起所做的伟大贡献，发扬他“天下为公”的思想学说，1964年，在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当时的台湾当局开始筹建国父纪念馆。1965年，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奠基典礼，于1972年5月16日主体工程完工，举行落成典礼。纪念馆原名国父纪念馆管理处，1986年和阳明山中山楼合并，正式命名为国父纪念馆。
纪念馆位于台北市仁爱路四段，在中山公园之中，占地115500平方米，是一座宫殿式建筑。纪念馆高30.4米，方正的四边每边长100米，都有14支灰色大柱，支撑起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屋脊。屋脊檐角高挑，正中突起，恰如一只展翅而飞的大鹏。重气度，少雕琢，国父纪念馆的宏伟在台湾没有其他建筑可以相比。
进门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纪念厅，安置着孙中山先生的纯铜坐姿塑像，高5.8米，重17吨。铜像所现，孙中山先生面色严肃，放目高远。铜像台基上是先生手书的一段选自《礼记》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这也是先生终生努力的理想和目标。在铜像之前，有荷枪的士兵守卫，而每小时的卫兵换岗，也成为纪念堂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致。
孙中山先生生前是深谙“与民同乐”的，所以他的纪念堂也是与民便利。在纪念厅的后面就是具备实用价值的部分，上下两层，分为大会堂、图书馆、画廊、展览室、演讲室以及其他的服务性区域。大会堂的面积2844平方米，可容纳2500余人，是台湾最大型的表演场地，灯光、音响设备都非常先进，是重要的文艺活动演出的首选之地，包括一年一度的电影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也是在这里进行。演讲厅每周都会有学术或者生活讲座，是岛内重要的演讲、展览场所。拥有30万册藏书的图书馆，以收藏孙中山先生的相关研究著作为主。
国父纪念馆各项活动的策划与推动，都以宏扬中山先生“博爱”、“天下为公”、“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崇高理想为方向，使人增加了对孙中山先生的理解和崇敬之情。而国父纪念馆和之旁中山公园的优美的环境，也为台北市民提供了一处休闲游憩的好去处。所谓的寓教于乐，说的就是国父纪念馆吧！
中正纪念堂
在黄昏的时候，
想起了桃园县的慈溪。
中正先生的那些雕塑，
从年轻到岁暮交谈在一起。
中正纪念堂是为纪念蒋中正（字介石）而兴建的建筑，位于台北市中正区。整个园区面积达25万平方米，包括中正纪念堂、中正公园、牌楼以及剧院、音乐厅等附属建筑，自落成以来就是台北市的著名地标之一。
纪念堂牌楼是参观者的第一触目所见之景致。牌楼面对中山南路和“国家图书馆”，高30米，是台北区内最大的牌楼。
牌楼采用“五间六柱十一楼”规制，和古代帝王陵寝前的规格相同，属于最高级别。白石蓝琉璃，气势磅礴。匾额上原先的题字是“大中至正”，语出王阳明的《传习录》。不过在2007年12月8日之后，被更换为“自由广场”字样，由此牌楼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从牌楼到纪念堂470米。纪念堂高70米，顶端为八角形，仿效的是北京天坛的八角攒尖结构。八角分别代表“仁”、“义”、“礼”、“智”、“信”等八种德行，而相邻两角构成的“人”字则象征“天人合一”。纪念堂的正面有花岗石阶梯84阶，加上大厅中的5阶，共计89阶，隐喻蒋中正享年89岁。
大厅的青铜大门高达16米，重75吨。大厅上方有大型藻井，是一轮太阳光照的形象。蒋中正的铜像则位于大厅的后方。铜像高6.3米，重21.25吨，秉承着蒋中正一贯的严肃态度，正襟危坐。铜像的后方墙壁上书写着“民主”、“伦理”、“科学”等蒋中正过去一力提倡理念的字样，以及生前语录：“生活的目的在于增进全体人类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等等。在铜像之前，过去曾经有三军仪仗队守卫，其换岗仪式庄严整齐，尤为人们津津乐道。但是现在已经取消。
和牌楼的匾额的更替、三军仪仗队的撤销相一致，中正纪念堂也经历了现代社会中命运的变革。2007年5月9日，当地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了《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条例》废止案，使得中正纪念堂摇身一变成为“台湾民主纪念馆”。而仅仅1年3个月之后，废止案被撤回，又恢复了“中正纪念堂”的称呼。而历史呢，恐怕是谁的手臂也无法操纵它的方向。
士林官邸
一堵很矮的围墙，
（儿童也能翻越过去）
封闭住，那座小楼，那些花木，
无声的语言，当年的秘密。
在台北市士林区福林路上，曾经有着一所全台湾最神秘的公馆，它就是士林官邸。
就这所建筑的本身，原先不过是日本占领台湾时的一个园艺实验所，光复之后则改建成招待所，作款待宾客之用。但是在1950年蒋介石住进之后，这一切就发生了改变。
蒋介石住进士林官邸的第一天，为了加强安全，官邸就开始修筑要塞工程。除了成立“衡山指挥所”之外，在周边的剑潭山、鸡笼山以及福山内部都挖掘了坑道工事，地下通道四通八达，可以直接抵达“总统府”和松山机场。如果一旦发生战事，在不利的条件下，蒋介石可以直接从地道到达松山机场，做好撤退的准备。
这样的设计可谓费煞苦心，但是最终没有能够派上用场。而在1950～1975年蒋介石夫妇住在士林官邸期间，这里却是台湾的权力核心。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宋美龄离开台湾，士林官邸终于结束了它剑拔弩张的岁月，成为了台北的第一座生态公园。
走进士林官邸的大门，可以看见警卫室旁边的停车场里停放着一辆供展览之用的凯迪拉克汽车。汽车保养周全，看上去依旧崭新，但它却是当时宋美龄的专车。对着这辆汽车，难免会有物是人非之感，而整个士林官邸又何尝不是如此？
官邸的花园内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高大的亚热带植物如棕榈和凤尾竹都高干云霄、蓬勃如盖。在2000年的时候，花园内又增添了两处景点：“生态园区”和“木栈道音乐台”。在生态园区中，常常可以看见一些父母带着孩子来认识植物，走累了，就在音乐台上席地而坐，聆听似乎从树木和草丛中发出来的如流水一般的乐声。
通过一条弯曲的幽僻小径，可以走到一个寂寞的居所。在树林掩映当中，有一栋白色的二层小楼。这座小楼就是当年蒋氏夫妇的公馆，一直没有向外开放。游人只能站在栅栏外面，望着小楼的窗户，猜测里面曾经发生的那些已经远去的却依旧会让人心动的故事。
事实上，那些故事和那段历史确实已经远去，就像在园子另一角的那座朴素的小教堂，当年在里面做礼拜的蒋氏成员已经不在，而弥撒照旧举行。更多的是在里面举行婚礼。婚礼结束之后，年轻的夫妇来到公馆旁边拍摄婚纱照片。但照片里面，年轻的笑脸占据了绝大部分，使人并不能立刻认出来背景中那神秘的士林官邸。
安平古堡
在台湾也有纸写的历史，
毫不骄傲；
来到安平古堡的面前，
向它寻求历史的证据。
在1622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占领了澎湖作为东亚贸易的转口基地，次年又在“一鲲身”建立起一座简单的砦城，这就是安平古堡的雏形。1624年因为澎湖的战略要地问题，中国明政府和荷兰人激战了8个月，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荷兰人同意毁掉澎湖的炮台，把势力转移到台湾岛本土上。荷兰人在砦城的基础上，建筑了规模宏大的“奥伦治城”（又改名为“热兰遮城”），成为荷兰人统治台湾的中心和贸易的总枢纽。
荷兰人以“热兰遮城”为中心统治了台湾38年，直到1662年郑成功带领他的军队来到城下。或者因为郑成功的指挥驭军能力，或者因为台湾岛上反对殖民者的力量风起云涌，郑成功顺利地攻克了热兰遮城，把荷兰人赶走，收复了台湾，也把荷兰人命名的“热兰遮”一起扔进了他们铩羽而去的帆船后面的大海。城堡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安平城”。痛惜的是这一年的6月，郑成功在此病逝。在他的后面的两代郑氏都驻扎在这里，因此安平城也叫做“王城”——郑成功是明延平郡王。
作为历史见证的古城屹立着，注定要见证更多的历史。1683年清军入台，政治的重心转移到府城内，安平城的重要性逐渐降低。1873年英国军舰进犯，发射的炮弹命中城内军火库，在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中，城墙坍塌，安平城成为了一片废墟。在日本占领期间，日本人连废墟也没有放过，将残余的城垣铲平，建立起来红砖的瞭望塔和海关宿舍。安平城名存实亡。
等到台湾光复，当时的国民政府终于给安平城恢复了名字，就叫做“安平古堡”，屡次重建，成为了现在纪念馆的模样。
现在在安平古堡所能看见的古迹纪念馆就是日本占领时期的海关宿舍，纪念馆中珍藏着荷兰殖民时期和郑成功家族治理时期的史迹文物以及当时安平城的模型。古堡中仅存的300年前的遗迹是南壁古井和外城南壁。外城南壁高达9米，用糯米、糖浆和蚵壳灰三合土砌砖而成，当时这样的城墙或许会固若金汤，但是最终证明还是没有抵御住外夷的火器。城垒上一棵古老的榕树盘干曲节，满身疴磊，兀自茂盛地生长着。堡前空地上有镌刻“安平古堡”的石碑，郑成功的踌躇满志的铜像。但是郑成功铜像的眼睛中恐怕还是当时对于荷兰人的军事的极度鄙夷和对于收复宝岛的势在必得，而不是身后的那些沧桑。
日本占领时期修筑的红砖瞭望塔是安平古堡的制高点。红砖瞭望塔上有一个炮台遗址，上面刻着“嘉庆十九年仲冬奉敕铸造台湾水师协标大炮一位重一千五百”的字样。1975年，当地政府另外修筑了一个瞭望塔，可以登高眺见台湾海峡和盐水溪的出海口。登高必然怀远，眼前大海滔滔，渔帆点点，那随着潮水远去的可是荷兰人和日本人狼狈偃下的旗子？随着潮水上涨而来的可是国姓爷的精壮的旌旗蔽日的水师？登高其实并不一定能眺远，袭上眼前的往往是看不透的历史的云烟。
安平古堡，300年台湾的沧桑史。这样的历史其实只有两页，一页是屈辱，一页写满荣光。
赤嵌楼
在同一所楼台上，
殖民和恢复，
耻辱和光荣，
交替地上演着一个民族的悲喜剧。
在荷兰人窃据台湾的时候，台湾原住民和汉人把荷兰人叫做“红毛”。而赤嵌楼原名为“普罗民遮城”，也因此叫做“红毛楼”。另外因为城楼的砖瓦均为红色，所以比较一致地称呼是“赤嵌楼”。
1650年修筑赤嵌楼的原因是，在之前台湾的汉人郭怀领导起义抗击荷兰侵略者，荷兰人便修建这座要塞来凌驾、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但是就像大海的愤怒是不能平息的，荷兰人在岛上的统治不但不能因此而得到稳固，反而更加动荡不安。11年后郑成功率领军队驻扎在赤嵌楼下，把炮口瞄准楼上的荷兰人。荷兰人虽然在这之前放出了“25个中国人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荷兰人”和“只要放一排枪，中国人就会仓皇逃跑”的狂言，但是经过几次战役的彻底失败，又证明先前的理论大概是不正确的：中国人是枪炮吓不退的，中国人未必不如荷兰人的战斗力，中国人跟荷兰人的比例远远不是二十五比一，他们像大海的潮水一样汹涌。正好这时荷兰人接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赤嵌楼里面已经没有淡水，另一个是郑成功派人送来了劝降书。这两个消息都是好消息，荷兰人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投降了。
荷兰人无条件地离开了赤嵌楼。郑成功把赤嵌楼改为“东都承天府”。东都承天府面向西面的大陆，表明了郑成功迎接南明皇帝并且最终光复大明的决心。郑成功把这里当做全岛的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指挥军队驱除荷兰人，最终收复了台湾全部失地。赤嵌楼的历史意义自不必言。
经过了郑氏治理时期，到清军入台之后的康熙年间，由于失去了它的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加以天灾人祸，赤嵌楼渐渐倾塌颓殆。到光绪五年（1879年）重修，中国式的亭台阁楼取代了原先的荷兰城堡式建筑，基本形成了大士殿、蓬壶书院、五子祠、海神庙和文昌阁的分布格局。之后又经历风灾、日本占领时期的摧毁，台湾光复之后，成为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再次重建的文昌阁、海神庙和蓬壶书院，加上台南市历史博物馆，形成现在的规模。
赤嵌楼下排列着9座巨大屃碑趺的石碑，是乾隆皇帝所赐并亲手题写碑文，为了嘉赏平定林爽文的叛乱，或者叫做起义；另外还有从别处移来的断足石马。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用带箭的鸵鸟来做装饰品足以见得大气度，那么这匹断足石马或许也能够说明一样的道理。赤嵌楼本身高达12米，周长151米，共分为三层，雕栏凌空，轩豁畅达，内部陈列着相关的文史资料和文物。楼上则有巨炮和瞭望台的遗迹。
海神庙内珍藏着清朝的许多史料，而文昌阁就要有意思得多。文昌阁内陈列着郑成功手抚宝剑图、台湾古地图、海战图、荷军投降图等宝贵的图画，另外还奉祀着一尊魁星像。由于魁星在中国神话中是掌管试子命运的，而这尊魁星爷又据说极其灵验，所以在考试的季节，神案上就排满了各种准考证和学生证——跟魁星也混个面熟，说不定就会被点中。
瞻仰赤嵌楼，决计是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其实这一点，在赤嵌楼前的广场上就已经非常明了。广场上的郑成功接受荷军献降书的雕塑群像中，国姓爷儒生装束却扬眉按剑，殖民者俯首认降。于是瞻仰者的心中就不由得升起一股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民族的荣誉和骄傲。
红毛城
各言尔志，如果孔夫子还这样询问，
我宁愿像曾皙，
在盐水河洗完澡，
到红毛城头看落日。
相比赤嵌城和安平古堡，红毛城真算得上是一座“和平之城”。
自从16世纪新航路发现之后，西欧的海上强国纷纷到东方寻求贸易利益。荷兰和西班牙登陆了台湾。1628年西班牙人在沪尾（淡水）建造了“圣多明各城”。
不过西班牙人的占领似乎没有持续太久。1642年，荷兰人趁西班牙人有事于吕宋，北上攻占淡水，“不战而下淡水之城”！1644年春天，荷兰人从台南把工匠和建材一起运来，对“圣多明各城”重新修建，并易名为“安东尼城”。考虑到荷兰人毛发的颜色，原住民和汉人就把荷兰人叫做“红毛”或者“红夷”，安东尼城也就成了“红毛城”。而郑成功就要来了。我们所能看见的大部分遗物，都是荷兰人留下来的。建造的时候，荷兰人劳民伤财，深挖地基，苍穹式构造，光石灰就用了数千包之多，铁下心要造成一座可以长期据守的金汤要塞。
1662年郑成功驱逐了台湾南部的荷兰人，转戈北上。这下需要北部的荷兰人中流砥柱和力挽狂澜了，而红毛城的坚固作用终于能够派上用场了！不过奇怪的是，荷兰人没有据守要塞，就主动撤离了。不得不说，这又是在红毛城“和平史”上书写了一大笔。郑氏用红毛城来防卫清军的进攻，但是郑克自己反而投降了大清朝做什么海澄公了，红毛城濒临荒废。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851年《五口通商条约》的签订，淡水成为了通商口岸。淡水是英国人用舰炮打出来的通商口岸，所以非常重视，而淡水的茶叶和樟脑贸易正蒸蒸日上。在此情况下，英国人就强迫清廷和自己签订了《红毛城永久租约》。
在历史的风云演变中，红毛城几经易主，中国在1980年将其收回来，1984年作为一级古迹向民众开放。
红毛城全区分为红毛城（城堡）和领事馆两部分。红毛城建筑在淡水河出海口旁边的小山巅上，从西班牙人初次修筑就没有变换过位置。荷兰人在修筑的时候是为了作为军事基地，采用“外石内砖”的方式，外墙厚达1.9米，在当时可以抵挡最大口径的炮火的轰击。英国人在城下添置了一门大炮，用来作为装饰。楼顶上的旗杆高达12米。面对这根旗杆，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城头变幻大王旗”这句诗。
至于领事馆的建筑，就不同于城堡的封闭和顽固，相对来说要开放、精致和美观。这座领事馆建筑由英国人设计、台湾人施工，采用清水产的红砖、闽南烧制的红瓦，而一楼的彩色地砖则从爪哇运来！
红毛城几乎没有经历过兵火，是一座“和平之城”。和平中登上城堡看有“戍台夕阳”美誉的落日，最好。
筠园
死掉了，安葬在
并不一定是坟墓，
也可能是一个花园，
傍晚的坐听的寂静里的歌声。
筠园又叫“邓丽君纪念花园”，或者说得通俗和直白一点，就是邓丽君的墓地。这位在华语乐坛上影响最大的女歌手，1995年去世之后，埋骨在了台北市北郊金宝山墓园的“爱区”。因为邓丽君的原名中是一个“筠”字，所以就叫做了“筠园”。据说当时墓地的管理者只向邓丽君的家属收取了象征性的一元钱的费用。
筠园并不张扬，在整个金宝山墓地的“事死如事生”或者“死者为大”的整体墓葬环境之下，正如它的主人，虽然曾经名满天下，但是穿越了华灯和鲜花，在夜幕的寂寞下依旧独自憔悴。
在筠园的入口处有一座圆形的亭屋，它并没有太大的用途，只是控制着筠园的音乐和灯光。而邓丽君的墓地上，如果缺少了音乐，便是缺少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什么。音乐是循环播放的，如果有足够的耐心，便可以在这里欣赏到邓丽君的歌唱的一生。
通往墓地的路边，很别出心裁地铺设了黑白色钢琴琴键，这是一架真正的巨型钢琴，只要踩上去，就能弹奏出悦耳的琴声。只不过这架钢琴太受小孩子们的喜爱，反反复复地踏上去，终于坏掉了。在如是修了5次之后，最终只好作罢。这是一个小的花园，极其简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有时候碧绿的树叶比容易凋谢的鲜花更加合适。花园叫做“音符花园”，一排排的小灌木被修剪成一个个跳动的音符。生命中怎么能够没有音乐呢？虽然有时候音乐是没有声音的，正如那架巨型钢琴，也正如这些起伏的小灌木。
花园的中间是邓丽君的青铜塑像，被鲜花包围。但是这是真正的邓丽君了，很长的头发，脸是扬起来的，并不悲哀，双臂向前屈起，在双臂之间护住了自己眼前的一片空间。或者对于她来说，这一片小的空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可以表演的，可以歌唱的，可以加之以想象的，但是没有人能够看见。
至于墓地，大理石的黑色的棺柩，固然是符合感伤的气氛的，但是人们希望还是不要打扰邓丽君的安眠。
歌声，还有歌声，固然是要留下些什么的。但是并不完全只有歌声，或者还有到现在已经对她来说毫无价值的光荣，以及像极了这墓地一样的宁静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