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经济的研究（1947—1957年）
1047年春天，瑞典与苏联贸易协定的喧闹严重地破坏了缪达尔对瑞典政策的期望。一个偶然的由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提供的机会摆在他面前，即被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委任领导一个新的组织。这个正在讨论中的组织被定名为“欧洲经济委员会”（之后被简称作“EcE”）。这是第一个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产生的地区性组织，并且随后就有了类似的亚洲、远东和拉丁美洲地区委员会。
缪达尔充分意识到这个新生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将要面临的巨大挑战。该组织的总部设在日内瓦，执行秘书的任命至少对他有一个重要的好处：这给了他一个把与瑞典相联系的这几年的辛酸抛在身后的机会。在关于1947年春天国际气氛的后期思考中，他写道：
回到1947年当我接受在欧洲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我当然感觉到一个由政府间组织进行的独立的、无私的实验是值得做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必然的，或者说可行的。在二战后的政治气候中为如此多的主权国家服务并在其指导之下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些国家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会在他们内部及相互之间的斗争中拥有强烈的由经济事实观点支持的，或者至少不反对的机会主义优势。并且我没有准备放弃我刚才说到的关于研究的态度，因为这个及其他的原因，我并没有期待在欧洲经济委员会工作太久。
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目标和职能
就像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说明的那样，欧洲经济委员会被授权“在一定程度上发起和分担推动欧洲经济改造的有关行动，提高欧洲经济活动水平，保持和加强欧洲国家之问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另外，该委员会被指示“发起或进行委员会认为合适的对委员会成员国及欧洲范围内经济和技术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同时也要“发起或承担委员会认为合适的这些经济的技术和统计信息的收集、评价和分发”。
在这个历史的特殊时刻，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产生是受一系列因素影响的，其中，联合国慈善救济总署的即将解散，亟需一个来接替这个职能的临时欧洲经济应急组织，例如欧洲煤炭组织（EcO）和欧洲中央内陆交通组织（ECITO）。委员会的成员国打算包括整个欧洲国家（西班牙除外），作为对德占领国的美国也是成员之一。
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第一届会议在1947年5月召开，该会议旨在讨论程序问题。在当时情形下，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成功解决，于是商定于1947年7月第二次会议中重新讨论。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之间关于处理欧洲经济问题的环境经历了一场巨变。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宣布了一个空前的举措，他号召欧洲国家做出对经济重建提供援助的共同声明，并期望美国可以满足欧洲各国可能缺少的共同资源。美国的帮助是开放式的：一方面，这个邀请对西欧国家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另一方面，对苏联及它的东欧邻居们也一样。
一段时间后，欧洲经济委员会拥有了一项在计划初期没有预料到的能够涉及的权限范围内的功能，即作为全欧洲的权威来盘点欧洲的需求和资源以响应马歇尔计划的要求。这种激情是短暂的，因为它只是东西方紧张状态的产物。为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提议的集体回应，苏联代表团首先走出巴黎大会，随后，东欧政府的代表们也走了出来。马歇尔计划的形成仅仅成为了西欧努力的结果。缪达尔很努力地工作——尽管有极大的困难——以维持欧洲经济委员会作为一个工具来超越欧洲东西方分裂的界限。针对这个问题，他坚持自己的行政秘书兼副手应该是一个俄国人，并且这个人必须是缪达尔选择的而并非是由苏联政府任命的。这个职位选定的是尼古拉·波洛维奇·科托莫夫，时任伦敦苏联大使馆的法律顾问。当宣布这项任命的时候，缪达尔评论道，科托莫夫“他不论在自己的国家抑或国外，也不论在外交抑或行政领域都有着极丰富的经验”，并且他给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秘书处带来了“关于经济和工业的非常宝贵的知识”。
欧洲经济委员会早期的活动
即使它的组织结构还没有完全形成，欧洲经济委员会也快速地吸收了之前作为欧洲煤炭组织、欧洲中央内陆交通组织及欧洲紧急经济委员会的功能。作为执行秘书，缪达尔指出，欧洲经济委员会“不仅继承了由那三个应急组织遗留下来的问题……也继承了这些组织积累的战后经济活动领域的经验”。
委员会的成员由具有专业技术的人员组成，他们负责处理与基础性商品的获得相联系的问题，最主要的基础性商品是煤炭（由欧洲经济委员会负责分配）。缪达尔坚持技术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协作性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他谈道：
很自然，这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所以各领域的专家们不应该孤立地去思考，去计划，去行动。不把运输考虑在内，只考虑煤炭提供是无用的；制定电力分配计划时，不考虑其他能源的供应同样是没用的。
让专家们来共同工作是必要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比较他们的问题，并且在一种总体的‘付出和回报’的原则下使问题得到解决”。在1948年早期，执行秘书基本上满意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其中的成员已经能够把经济问题“非政治化”。“在我们的主要技术委员会中，”他汇报道，“我们在解决涉及到人们不想完成工作的体制或程序上的问题时已能应对自如。”技术委员会做事精细周到的部分原因源自苏联和东欧的不参与。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全体会议的政治气氛处于明显的对立中。来自东方集团的代表们出席这些会议的时候，随着他们的出现，讨论开始被煽动性地指责马歇尔计划和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演讲所支配。
当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开始实施时，缪达尔特别留意了一个调查和计划部门的活动。他将其刻画为“委员会道德心的守护者”。它的活动不会与“国际行政部门的工作”相联系，“它的功能将是为委员会和它的委员们提供必要的欧洲经济地位的实际信息，并且为他们的研究中的特别问题给予帮助”。他还说到它的工作将会分为两部分：
一个调查部门将会产生以使在欧洲国家重建项目中限制经济发展率的主要障碍清楚地显示出来：人力，原料，能源和动力，工业生产量等等。当这个部门的工作极大地取得成效时，它将对欧洲经济地位做出有选择的调查——有意识的选择即表现在它不会尝试去覆盖所有广阔的领域，但是反而会作为一个闹钟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国家即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闹钟”在运转
纵览他作为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十年，缪达尔身边有一大群杰出的在调查和计划部门供职的经济学家为他服务。它迅速地获得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吸引智力的“智囊团”的美名，并且成为了吸引才俊的磁石。这对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英国人尼古拉斯·卡尔多作为调查和经济部第一任主管的任命带来了一串好运（然而，卡尔多接受这项工作时的背景并不顺利。之前他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中，如果他接受这个位置，伦敦经济学院将准予他离开两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他选择加入在日内瓦的缪达尔，伦敦经济学院则给他压力，让他辞职）。调查与计划部门的其他新成员的名单同样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其中包括罗伯特·尼尔德，伊斯特和摩根斯·波色普，海伦·马考沃，艾伯特·凯尔万，哈尔·莱瑞，蒂波尔·巴纳和P。J。凡登。
调查和计划部门的第一个主要的成果——关于欧洲经济地位和前景的调查——在1948年出版于日内瓦并且吸引了广大的读者。
它大体上提供了对欧洲地位的总的看法，而且它也确实做了很多幕后工作。就像缪达尔描述它的那样：
作者们是第一批对战后许多国家“抑制通货膨胀”的严峻问题进行关注的人，并且在贸易和支付平衡问题上以及在多边基础上的欧洲内部贸易可能扩大的情况上，他们也付出了相当多的精力。
其中对这项“产品”最热切的“顾客”就是负责管理马歇尔计划的美国官员。
缪达尔对提高和保持调查和计划部门在国际经济学家机构的声望怀有雄心壮志。他倾向于认为它的工作环境与学术团体类似，但是他也意识到这个部门不能完全实行“单纯的”学术自由。当然，它的经济学家们感激由最高级别的无私的和科学的专家来领导。然而尝试在它的各个特点上去再造学术氛围是错误的。他争论道，在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研究，“必须总是‘实际的’和直接‘有用的’……这种类型的调查协会必须，也必要把精力投注于它有可能产生积极的贡献的事情上来。必须避免故意选择国内的或国际的复杂混乱的政治关系，通过科学的调查让达到政治目的的机会大大减少”。
但是缪达尔同样也相信欧洲经济委员会可以在抵抗欧洲经济学家之间的狭隘主义趋势上扮演有用的领导者的角色。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他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定期的金融会议给他们自己的智囊团带来“来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共同讨论的欧洲在理论上或实际的经济主要问题”。他给出了下面的解释：
这种类型的定期会议的需要产生于不需重点强调通过政府途径解决经济问题，并且不断增多的经济学家被国家政府部门雁用的趋势会使得随后的一种独立科学的态度被狭隘的国家观点所取代……这种趋势可能会被一些措施抵制，比如经常地举行非正式会议把经济学家们召集到一起，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气氛和议程来进行科学讨论。
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支持这个建议，并于1949年9月8日到12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出席的人士中不乏许多著名的人才。
英国派来了最庞大的代表团：托马斯·巴洛格，F。A。巴扎特，D。G。钱珀瑙恩，J。M。弗莱明，M。F。w。海明女士，休伯特·亨德森，亚瑟。勒弗迪，G。D。A。麦克杜加尔，E。F。舒曼彻和皮若斯拉法。意大利的代表们有保罗·巴菲，F。菲尼佐和v。特拉法利尼。来自法国的代表团有莫里斯·白，佛朗索瓦·佩鲁，A。
索维和皮尔。尤利。埃里克·伦德伯格和科贾德·菲利普来自瑞典。丹麦由约尔根·盖尔廷，卡尔·埃佛森和约尔根·皮德森代表。简丁伯根来自荷兰。拉格纳·弗里希来自挪威。爱德华·
哈斯丁·张伯伦和戈特弗里德·哈伯勒来自美国。卡尔-布鲁纳和E。拉帕德代表瑞士。恩斯特·约翰来自奥地利。
值得关注的是缺席的东方集团的经济学家们。他们中有很多人被邀请，例如，E。s。沃尔加和K。V。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苏联），伊娃·斯蒂凡诺夫（保加利亚），路德维克·佛雷卡（捷克斯洛伐克）和奥斯卡·兰格（波兰）。最后，没有一个人去日内瓦，尽管兰格和佛雷卡曾表示希望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就像缪达尔记录的那样，“来自东欧的经济学家的缺席意味着，话题主要是以西欧的观点来讨论的”。他进一步提到对把货币贬值作为支付平衡的一个矫正方法的观点被与会者所分享。尽管英镑贬值（被其他大部分西欧政府所效仿）发生在闭会后的仅仅几天内，但在这些会议中“并没有对这一事件的准确的预计”。
尽管这种会议的形式没有继续实施下去，洛克菲勒基金会继续以其他方式支持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从1948年到1955年它负担了一个为欧洲经济委员会里较年轻的经济学家实施的“在职人员薪金计划”。缪达尔期望把这个项目提供给研究生培训机会缺乏的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但是冷战使从这些地区召集报考者变得困难。在这个项目中有27个人领取薪金获得这项资助，但是只有两个人是来自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各有一人，并且两人都是在国外的时候得到这次机会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样也资助一个由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英格瓦。
斯文尼尔松准备的主修科目，名称为“欧洲经济的增长与停滞”。
它开始于1949年，并由欧洲经济委员会在1954年出版。这个经过缜密思考的分析特别关注1913～1918年之间的欧洲经济表现。斯文尼尔松发现在两次战争期间的欧洲增长率小于1913年取得的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结果可能应归因于为响应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转换贸易和生产方式的失败上。
调查和计划部门其他方面的工作
在最完备的时候，调查和计划部门的成员达到63人，其中有35人是专业的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大多数的专家们——他们的级别在很多国家都被认可——计划将他们的人生在大学里度过并且只是服务于欧洲经济委员会大约两年时间。该部门尽量提供一种学术自由的工作环境，当然这种自由要服从于研究必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为理论而建立理论是不行的。
另外，调查部门的分析家们被鼓励发现问题时大力出击一一只要他们有能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证据。当他们在年度调查或其他出版物中报告这类问题时，对事实的陈述是具有导向标准的：他们的发现如果可能会冒犯一个或多个成员国的感情，那么冒险是不可取的。这样确实引起了一些争论，例如，当法国被批评“在每次信用危机期间”允许“外国黑市交易”在巴黎进行的时候；
或者当英国被批评允许在煤炭消费上的无效率的浪费的时候；或者当苏联真实的军事预算的估算被公布的时候。尽管最初因对南欧（特别是意大利和希腊）经济发展问题的调查受到批评，该部门之后却因在不发达国家方面的研究取得新进展而受到赞赏。像这样的活动是可行的，因为秘书处坚持认为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最好不要涉及成员国，所以要先“清理出局”，再出版。相关文件可以在全部完成时涉及所有成员国。
成就的评价
缪达尔对建立这样一个健全的国际性组织，从起跑线开始并且能够操纵它穿越未知的风浪感到非常自豪。但是他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可以达到的和已经达到的成绩之间的差距。就像他在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的开场白中最后说到的那样，“政治对经济的限制越是明显，这样的合作取得的共同成就就越多一一如果可能的话。冷战在很大程度上会阻止冷战双方的经济增长。大的工程不仅十分有用，并且在一个更加健全的政治环境中将被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可现在这不能得到保证甚至不能作为实际的可能性来预期”。
这个可能性与现实表现之间的差距会怎样被理解呢？不能脱离冷战作为一个因素的事实。但是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参与者一观察者”，缪达尔在20世纪50年代在三个主要的演讲中来探查这个问题。每次演讲都有一种观点，那就是在过去的大约30年里西方先进国家面对一个主要事实：不断加强的国家一体化伴随着国际关系的解体。
第一个演讲，在1950年发表于曼彻斯特大学，详细说明了世界形势的主要特点。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国家一体化的增长可以被理解为个别政府对大萧条的情况做出的响应。为了解决出现的大量失业问题，政府有义务扩大经济干预的范围。缪达尔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趋势”。它意味着自由经济确实已经到了尽头，并且公众都不赞同政权再重新回到看不见的手中，惋惜这种现象是没有意义的。在他的观点中“价格机制在恢复均衡方面不再起作用”，并且“在当前环境下自由经济不会是一个实际的提议”。在二战后的政治环境中，事实上所有的欧洲国家把自己为保持高的就业率作为对经济政策规则的越权，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进一步提到，战后的欧洲需要依靠看得见的手来降低缓慢的支付平衡危机。
缪达尔认为计划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并且把它作为在“国际和国内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另一个正在发生的“累积原因”原理的例子。关于这个主题，他写道：
一方面，来自外界的巨大冲击，以及国际间的不稳定和不安全，不断地把单个的国家置于更多的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中。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国家计划经济成为必要或被国际的经济动荡刺激后，反过来它不断地成为价格机制中自动调节功能重建贸易和支付国际均衡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在它的典型的形式中金本位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国际主义机构的主要标准，只要所有的选手们遵守“游戏规则”。它的终止也可以看做是国际关系瓦解的一个突出的实例。但是没有人会为此现象伤感——古典的金本位制不会再恢复。然而需要认识到的是国际主义者依靠布雷顿森林体系来统治世界货币秩序的希望没有实现。
没有哪个现代政府会允许国内经济政策被它的国际结算状态来控制。
在对待“计划经济的潮流”上，缪达尔同样也注意到政府在承担充分就业政策的实施责任时出现的问题。他预想了一种政府被不同利益集团“抓了人质”的情形。因而，一个“我们的计划经济中，通货膨胀是一种源自民主的固。有的现象”。他对其机制做出如下解释：
当价格和工资不再是单纯的市场现象而是被控制的，这意味着……我们全都通过我们自己的代表利益集团谈判来决定我们自己和彼此的收入。这是自然的：假如在这个政治过程中，当我们努力保持我们的报酬尽量高，我们也会同意做出妥协。
允许其他人的收入也提高。
缪达尔有一个新颖的见解，后来当私有的压力集团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开拓政治领域时被形容为“寻租”。缪达尔在这一领域领先了几十年。一缪达尔建议，政府应该通过保持内部的货币均衡坚定地针对这个“固有的”通货膨胀趋势进行反抗。另外他们将倾向于尝试用“坏的解决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这将会是不幸的，因为“必然会进行大范围的国家干预，而这种干预的唯一动机是为了对抗过高的总体名义收入：食物配给，建筑管理，住房分配，价格控制等等。这种政府控制的、过细的‘管辖’会导致各种非经济方面的混乱，并妨碍生产”。它也意味着“国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学者们”将会全神贯注于“这些所有不重要的事情”。他们的能量应该集中在以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为起点的长期计划上。缪达尔在1954年准备交付给美国的关于社会问题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篇演讲中探究了关于世界形势的其他方面问题。它的中心在标题中就透露出来——“有效国际合作的心理阻碍”。他认识到东西方紧张关系对世界大范围内合作是巨大的障碍。但是西方社会的表现也令人很失望。他可以“证明”，他写道：“在经济领域西方合作的成就还没有果断地阻止国际经济秩序瓦解的潮流……”为求一个说法，他想在他的分析中排除冷战和冷战的衍生物的影响，以此集中于“一种更稳定和更基本的天性也就是心理因素曾经出现，假设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曾达到能够发展的程度，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大多数人包括政治家们会做出正确的希望但是在冷战期间错误的期望”。
他的调查的线路从注意当时公众态度的不同开始，这是很有利的，一方面形成于对政策的尊重，另一方面，对外交政策也是尊重的。缪达尔对出现的问题诊断如下：在全国整体化的状态下，“对更多的人来说，国内政策呈现一种被普遍理解的具有清楚的和具体的意义的特点。这趋向于造成一种相对安全的感觉”。外交政策的问题有着明显的对比。“对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有一个客观的因素，”他评述说，“即名义上缺少一个涉及其他国家态度和政策一致性的合理的预测，该预测对树立合作进展的信心是很必要的。”
但是这儿还有更深一层的复杂因素。人们的态度是“与国内事务相比，在处理国外事务时更加感性和不稳定，也更加不平静、不现实和不可靠”。并且针对“另一方”时的态度更容易受到操纵。缪达尔认为它是“今天人类精神状态的一种让人悲伤的但是准确的注释，让人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一些事总是比联合他们去得到一些要容易。如果一个人想要用这种手段去维持和提高国家的团结，外国人是最明显的对手”。另外一个提高国际合作的心理障碍是“文化孤立”，世界上大多数人民都受此影响。旅游的发展增加了解外国文化的机会，但是这种交流形式好像只是表面的和印象上的。用他的观点来讲，真实的文化理解应该最好来自于全部的浸染，即在另一个国家生活和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做到这些比50年前更难。在一战以前，在西方国家间的国际劳工移民几乎没有障碍。但是，随着现代世界对劳工流动的限制，情况已经不再是以前那样了。在关系到确保他们自己公民就业率方面，政府倾向于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外国人，并把他们看做自己劳动市场的竞争者。
尽管有这些障碍，缪达尔没有完全放弃提高国际合作的希望。
无可否认，这种合作存在于一定范围内，他在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秘书处看到作为国际公务员的员工们设法发展一个“国际主义者”精神。他提出了一些使这个成为可能的因素：
首先，需要一个有效的按照性格和能力进行的、系统上避免政府任命的招工政策；其次，当成员们面对政府压力的时候有安全措施来维护他们的正当利益；第三，持续的对组织的更大目标了解的激励；最后，提供对秘书处创新的保护，并且不断形成一个谨慎但是清晰而坚定的秘书处政策。
第三篇演讲是在1954年2月25日受邀于伦敦大学贝德福德学院的L T。霍布豪斯所做的演讲。主题是“真实与幻想”，是关于政府间组织的功能的。讨论的组织被描述为“政府间”而并非“国际的”。缪达尔的中心观点是“国际组织只是各个政府政策的工具……”他主张说，误解的产生是因为多数公众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相反地，大量的固有的判断继续接受二战结束时由于在盟军胜利的激动情绪中产生的国际组织所说的可以成为完美的“一个世界”的“幻想”。当然，所有的这些预示着赢得战争的伟大的盟军将会让和平年代继续保持。当这个预想被现实证明是虚假的，“幻想”也就变成了“醒悟”。如果曾经被一种历史经验的知识锤炼，这种醒悟就没有必要发生。
说到他在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缪达尔谈到他是“深深意识到当根据存在的经济合作的真实可能性来进行测量时，我们的努力是多么地没有效果”。作为解释，他再次介绍了一个相似的争论：“在当今这样一个国内一体化、国际社会瓦解的时代，各国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更多的；即使是经济领域一个有限的国际合作”。虽然如此，欧洲经济委员会作为一个公共机构的存在还是有必要的：它可以行使一个诚实的经纪人的功能。他说道：“在秘书处的经纪业的体会中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秘书处所担负的促成东西方多边的或双边的贸易合作的责任。”
秘书处被批准召开来自不同国家的贸易专家的非正式会议，即众所周知的“磋商会议”。缪达尔评估这个进展如下：“这个在一个特别困难的领域的新型的政府间合作形式使得各国政府发现在避免政治窘境方面特别有效，这是其他形式的会议所无法克服的。”
在1954.年早期——也就是当这些话被记录下来的时候一一随着斯大林的死亡，东西方关系的解冻，使欧洲经济委员会作为全欧公共机构的特征较过去更为明显。
对国际经济的进一步研究（1956—1957年）
尽管作为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秘书长已经让他很忙，缪达尔依然设法完成了跨越欧洲范围的国际经济问题方面的重要著作。1956年一篇380页的题目为《国际经济：问题与前景》的论文发表。
这部著作涉及面非常广，包括了整个的非苏联世界，并且特别关注了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缪达尔的文章包括了对在他之前对于“国家一体化与国际社会瓦解”共存问题的讨论，及对该现象的进一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他提议考察把国际体系由一个瓦解的状态向一个整合状态转换的前景。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国内一体化是形成国际社会瓦解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和国际再联合的障碍，因为各国政府都心怀嫉妒地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及其国内经济政策。可以这么说，人们可能会倾向于这种推断，降低单一民族国家国内联合的程度可能会对减轻国际再联合的压力有很大作用。这样的一个推论与缪达尔思考的方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以他对当前形式的理解，只有这个目标建立在一体化的国家有足够的信心和足够成熟的心智去开放地接受更为广阔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上时，国际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才可以被坚定地建立。
在写到以下这段时，缪达尔在他的观念里增加了一些特殊性：
“经济一体化”是对西方旧的机会均等理想的实现。这个理想的最本质的方面，就像我们；郭理解的那样，当它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关系相联系时，是对僵化社会的一种放松，这种僵化的社会可以阻止个体自由地选择工作和生活的环境。除非所有的道路对每一个人开放，并且付给所有的生产服务者的报酬都是平均的，不考虑种族、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否则经济一体化是不会实现的。
西方国家还没有达到机会完全平等的完美状态，但是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重新分配的改革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障碍。现在是让更穷一些的国家向那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了。缪达尔深信不疑地说，“在这个意义上的经济一体化——国际的和国内的——都是必要的”，并且他把其看做“当今研究的特殊价值的前提”。他进一步注意到，如果机会均等的梦想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大体实现，那将意味着“我们现在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福利国家的概念，将会扩大并转变为一个‘福利世界’的概念”。设定一个目标是一回事，而设计出具体的使该目标实现的方法是另外一回事。无法避免的事实是，使世界上的不发达地区沿着经济发展的道路前进的任务是棘手的。他认识到了“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深陷于分裂的国家经济中”，在他们准备好发展以前需要主体制度的改革。然而认真地考虑关于处理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必须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提到的所谓的“范围”——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毕竟适用于较富裕的国家，能否同样适用于较穷国家还待商榷。
这个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的利益分配的讨论的中心。
需要回忆的是，当时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是以国际市场上竞争很激烈的初级商品为主的。同时这些国家极大地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来的商品，以达到他们对工业制成品的需要。缪达尔把这类事情视作经济不平等的一种情形。所有的不发达国家知道大力推进工业化可以对当前情形起到改进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国家按照国际商业的“自由贸易”规则来进行的话，工业化就无法完成。在这一点上，缪达尔赞许地引用了劳尔·普雷维什——一个指导联合国经济委员会拉美部分的国际公务员——的话。普雷维什说道：
有一个明显的不平等存在着，无论怎样解释或辩护，它都摧毁了国际劳工区分方案的基本前提。因此，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具有基础性意义。工业化本身并不是结束，而主要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分享技术进步并使工人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推动工业化明显需要充足的外汇。对大部分的不发达国家，出口收入来自农产品和原材料的贱卖。有很多证据来怀疑国际贸易中对贫穷国家的不公。当然普雷维什相信这是一个问题。尽管贫穷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价格是有竞争性的，他们进口的加工货物的价格在市场上却不是完全由竞争决定的。并且毫无疑问，价格波动对加工产品来讲远没有原材料更具不稳定性。缪达尔对此论点颇具同情。为了帮助不发达国家最大化他们的外汇收入，他力劝他们团结起来加强集体的讨价还价的能力。
但是工业化计划需要的远比这多得多。因为富裕国家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比非富裕国家的生产者的成本要小得多，因此，这些生产者需要得到保护。另外，他提到明显的界限就是指导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原则的不同。有一个基本原理，即“双重标准”，他说，当发达国家在进口方面强加限制，国际贸易的总量就会缩减，这让人感到惋惜。在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是，贸易壁垒保护了当地工业却并没有使世界贸易额减少。影响其贸易行为的是外汇的有效性。无论他们得到多少钱，都将花费在工业化所需的资本货物和原材料上。需要由一个计划权力部门配给外汇来确保能够得到最需要的东西。（他提到这个程序要按照政策制定者的可利用“国际空间”的大小。这些简洁陈述在他的1933年的关于瑞典财政政策的备忘录里被记录，此外，还有对扩张性计划的可能限制的处理。）在一个工业化穷国保持“国际空问”意味着进口基础性商品的成分变化，而不是总量的变化。
缪达尔在观察报告中总结这个研究“在这个和平的历史时刻，非苏联世界的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去接受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事实，即使它可以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但是他坚持认为不发达国家应该有力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几乎可以说是国际一体化的利益。来自他们这一方的努力对机会均等的进程是必要的，因为……仅仅期待发达国家会供给是不在他们的美好愿望范围内的，这是不可靠的”。但是这儿还存在着一线希望。如果他们有效地施压，“相对贫困的国家将会得到发达国家的许多支持。因为他们的要求会吸引这些国家珍视理想的人，甚至在他们还没有做到的时候”。最后一个句子暗示了与《美国困境》表达出的关键的争论产生了共鸣。
缪达尔重在一本基于1958年发表于耶鲁大学的演讲上重申了其中的许多观点，并以《超越福利国家》为书名出版。他在这一点上的想法是，他预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发达的福利国家可能在成功取得了国家一体化后，以至于它的自身角色可以在概念上被重新定义。他写道，未来的理想世界将会是“美好的福利国家，无论安全、现实与否，应由当地和地区政府部门负责公共管理，而不是依靠政府直接干涉”。因而，“一个实际的政府干预的减少”可以被达到。这个结果预示了“继续加强省市自治和高效利益组织的下级机构的平衡发展”，同时要“加强公民的参与……”使国内一体化和国际一体化的任务保持和谐。他期望有新的政府间组织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带来一些希望。“……在成为参与者之后，并且是这项工作的观察者的十年里，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确信我们走的是正确的道路……”另外他还说道，“如果世界大战能够避免，我相信政府间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将会增加”。
对欠发达世界的关注
埃及国家银行曾委托他在1955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缪达尔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世界不发达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上。那些演讲在1956年发表，名为《发达与不发达：国内和国际经济不平等机制的一个记录》。1957年，这些演讲的译本发表在英国和美国：它们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标题却不同。英国版本的标题为《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美国的版本为《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这些研究是围绕着不断增加的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而展开的。缪达尔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经济委员会在1953年和1954年发起的研究的影响，调查和计划部门知道把它的重点放在不发达的南欧，尤其关注意大利和希腊的更贫穷的地区。
对不断增加的国际间和地区间的不平等现象，缪达尔认为，不能满意地用传统经济理论得到解释。毕竟，它的最基础的理论是自由经济市场应该逐渐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因而一个人需要观察别的地方来获得一种对可以看得见的事实的理解。从缪达尔的观点来看，标准经济理论——基于对经济骚乱可能会极力向稳定的平衡方向调整的期望——是错误的。相反的是，不受拘束的市场力量自身是形成扩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原因。当贫穷的一方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与富裕的一方相竞争，最初的不平等将会扩大，因为积累的因果关系原理发生了作用。改变的方式不会趋向于消除贫穷的国家或地区的原始的竞争弱点，反而会使它恶化。从而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一事成功百事顺”人尽皆知，缪达尔又加了一句“一事不顺百事衰”。
缪达尔在更详细地调查了这些机构时增加了经济学的词汇。由于“逆流效应”，穷国在与富国打交道时处于不利位置（后在1957年开罗演讲中，被“出口畸形发展效应”的表达替代）。例如，考虑穷的国家或地区所处的环境，由于它极度贫穷，道路系统和公用事业不完备的问题不太可能被修正，这使该地区更加不能吸引新的商机。相似的是，教育和健康服务的不完善会导致劳动生产力的打折。一个较愉快的结果大体上是可以想象的。缪达尔按照可能会传播的从富裕国家或地区促进贫穷国家或地区的“波及效应”来讨论它。这个扩张性的动力可以被期待为一个需求粮食和原料的新鲜市场。但是，较贫穷国家或地区在回应这些激励的时候应该怎样确定自身位置？就像缪达尔看到的，一个良好的回应自身就是发展水平的功能。那些地区越落后，它们可以重新调整产品类型来抓住这些机会的前景就越渺茫。由贫穷带来的障碍，它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口畸形发展效应”可以覆没“波及效应”。
怎样才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在国家水平上，缪达尔看不到一个可以对自由泛滥的市场力量加以保护的国家计划，这让他很不满意。这个计划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可能产生一个为经济进步提供动力的工业化基础，这个必要的保护措施来自国外竞争的压力。
他在这儿再次介绍了他曾经在《国际经济》里得出的观点以证明在贸易实践中存在“双重标准”的“道德”。当发达国家强烈要求减少国际贸易自由流通的壁垒时，不发达国家被证明在协助他们。
并且他一直确信“通往国际一体化的路必须要经过国内一体化；贫穷国家采用的国家主义政策和他们讨价还价力量的增长，通过这些政策以及集体间的合作来取得胜利，这是通向一个更加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合作的一个必要阶段”。缪达尔确信富裕国家为了支持贫穷国家的经济提高有着“道德义务”来重新排列他们的优先权。他回忆马克思的预言，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将增加阶级冲突，扼要地说就是，一场革命将会摧毁整个资本主义系统。近代历史质疑了这个预言，至少质疑了富裕国家里的阶级摩擦。但是还有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两极分化会不会引起混乱的暴力冲突。防止其发生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
一些反应
对缪达尔国际经济状况的诊断和他的政策方法褒贬不一。两个经验丰富的欧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对他的贡献很钦佩。沃尔特·罗斯托和他的妻子共同欢呼《国际经济》的出版，把它看做“启蒙原则下的练习……（并且是）与民主社会仍相关的和有用的最深刻、最容易忘记的原则的严格例证……”因为这些原因，这本书将是“20世纪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海伦·马考沃称赞缪达尔的关注“使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并且指明了逃离危险的可能的道路”。肯尼斯·鲍丁形容《国际经济》是“一份重要的推动性作品”。另外他还提到：
有人把它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这是对这份作品价值的一个评价。它们有着同样广阔的视角，同样有着追求人类幸福的热情，甚至巧合的是同样有着切中重点的智慧。然而，代替亚当·斯密的“天赋自由”，它为我们提供了国际一体化这样一种思想，通过反对富国的歧视取得，就好像国内一体化是通过反对富人的歧视取得一样。
但是赞许并非是所有人的看法。雷蒙德·米克赛尔，当时在弗吉尼亚大学，对它持全然否定态度。他挑战了缪达尔“机会均等”的观点，认为政府对私有企业的控制的加大，就像作者所鼓吹的那样，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个观点的否定。他对贫穷国家面对的贸易条件的声明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事实上，该情况正在恶化。他形容缪达尔的“对较贫穷国家的热切的同情”为“深刻的和值得表扬的”，但是不幸的是，“为过分的民族主义辩解而不是对严格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提出批评，这让他感到抱歉，它们许多都是由于政治上的偏袒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为多数人谋福利”。他质疑缪达尔鼓励不发达国家“使用任何手段来促进工业化，无论其会对资源的合理分配或者人们可能关注的经济自由带来何种结果”。他总结说，该作者“可能过于强调了国际经济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而忽视了有效的经济分析”。
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使缪达尔继续在下一个十年里全身心投入长达三卷的名为《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的研究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