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不仅要将危机成功化解，还要将“危机”转化为发展的“机遇”。转至政府媒体危机的处理，也就是要求政府在面临媒体危机的时候，不但要安全度过危机，还要在这个过程中，使“政府形象力”得到提升。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危机的发生可以说是必然的，但是应对危机的做法和措施则各有所别。政府的形象和声望究竟是得到拯救和维护或者是伤害和玷污，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执政政府在应对危机时候多大程度上还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公关思维。”中国有句古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这里所说的“思维”就是一种“渔”，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思路，都必须放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所有的思路都必须是以提升“政府形象力”为终极的、核心的目标；尽管“媒体”和“公众”是相对独立的，但是政府应对媒体的思路，并不是仅仅指向媒体，还应该将“公众”纳入到考虑范围；判断思路是否是“充满智慧的”标准应该是，媒体危机中政府、媒体、公众博弈的结果是否“三赢”。一般来说政府媒体危机中的传媒应对应该遵循以下几个思路。
一、“第一时间”策略
在现代社会，如果某一区域出现重大新闻线索，一定是大众媒体关注的焦点。另外，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媒体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媒体与媒体之间在“独家新闻”的争夺上，可谓是“使出浑身解数”，任何一个可能爆出新闻的素材都不可能被大众媒体放过。在这种情况下，当某一区域出现问题的时候，作为必须对问题承担责任的主体，当地政府想避开媒体已然成为不可能。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采访、传播权。一句话，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既然，“躲避不是长久之计”，既然“天塌不下来”，那么不如坦然面对，那么“第一时间”面对就是明智的选择。
1.“第一时间”具备的好处
首先，政府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塑造了一个“高效”和“负责任”的形象。政府能够在媒体来临的时候，“第一时间”在媒体上说话，表明政府已经对媒体关注的问题作出反应，对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方案已经提上了日程，换句话说，就是“政府的脚步已经走到了媒体的前面”。
其次，政府的“声音”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传播给受众，可以让受众了解政府的作为，稳定民心，为提升“政府形象力”提供了第一支“强心针”。
再次，政府在媒体危机降临的时候，“第一时间”满足了媒体对信息的需要。这便于政府部门在化解媒体危机的后期和媒体确立相对融洽的“互动”，为日后形象力的提升打下基础。
最后，“第一时间”面对媒体，发布关于媒体危机中公众关注的有效信息是切断谣言产生源头的有效措施。
2.“第一时间”策略的核心是以最快的速度面对媒体
政府从遭遇媒体危机到面对媒体，这中间的时间应该是越短越好。这个时间越长，政府将越被动。现实中，有很多案例都是没有采取“第一时间”策略，结果不但错失了公关自救的良机，还由于信息不通畅被媒体把问题越说越悬，而政府部门的各种解释也是越描越黑。
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潜艇事件：“由于事发之初，俄罗斯政府没有及时、准确地向一亿多俄国人通报事件真相，以至于各种媒体向公众传播的大量猜测、怀疑，甚至是虚假的报道也在推波助澜。俄罗斯民众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信任支持率迅速下降，俄罗斯政府也陷入信任危机之中。在处理潜艇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俄罗斯政府很快意识到了媒体在解决危机中的作用，开始积极主动地保持与媒体的良性关系，并在具体措施上对‘库尔斯克’号潜艇事件打捞行动的新闻采访作出相应安排：俄罗斯政府将摩尔曼斯克市滑冰体育馆改建成一个国际新闻中心，每隔半小时国家电视台就进行一次现场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其他官员也都通过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公布事件调查、打捞工作的进程，说明有关问题，澄清谣言，振奋民心，调节社会情绪。俄罗斯国防部长、副总理、海军总司令也通过联合记者会，向社会公布与事件有关的信息、打捞的计划方案，以及事故原因的调查取证情况。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危机事件的负面作用，国民对普京的支持重新高涨。同时政府还严格控制了‘失真’消息的蔓延，俄罗斯海军批准政府信任的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记者马曼特夫进入救援区，由海军总司令库拉耶多夫亲自批准他的采访特权，所有到摩尔曼斯克的记者都需要看他的电视新闻发稿，从而严格杜绝新闻媒体可能出现的‘泄密’报道，以避免给政府危机管理处理工作设置障碍。”
“第一时间”策略不仅是政府在遭遇媒体危机时能够推动政府与媒体有效互动的公关手段，更是政府在媒体危机处理过程中必须采取的策略。简单地说，如果采取了“第一时间”策略，那么主动权便在第一时间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如果不采取“第一时间”策略，那么政府将在媒体危机中形象受损，问题解决效率降低，得不偿失。
二、“意见领袖”策略
“意见领袖”是传播学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最早出现在美国传播学家和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所作的《人民的选择》中，在这个报告中，他们认为影响人们投票选择的因素当中，人际因素比媒体宣传更为有效，而在人际传播中，“意见领袖”又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对于“意见领袖”的号召力，有人夸张地说：上帝都听他们的。“意见领袖”在传播学理论当中是影响舆论的非常关键的人群，那么他们同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政府部门应对媒体危机有何关系呢？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运用的是“意见领袖”策略，我们所指的”意见领袖”并不是这个词的原始内涵。准确地讲，我们所指的“意见领袖”，指的是媒体上出现的“意见领袖”，而不是在人际传播中起关键作用的现实中的“意见领袖”。
从两级传播理论当中和拉扎斯·菲尔德所作的大量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确认“意见领袖”在人际传播或者在整个信息传播中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舆论的领导者。我们说，政府遭遇媒体危机的背后总是有一事件或者问题是媒体和公众所关注的、质疑的或者责备的。所以在政府部门遭遇媒体危机的时候，媒体想从政府这里了解的往往是这样一些问题：政府目前了解的事态进展如何？是否已经产生了危害性后果？危害性预计有多大？政府正在采取什么措施？这些措施是否有效？政府的措施对公众利益或者公众的日常生活有何影响？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然会使公众能够比较准确地对媒体危机背后的事件或问题进行定位。一般来说，特别是在“非典”以后，我国很多政府部门都明白了不能绕开媒体不说话，然而，下一个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的话由谁来说？当前我国很多政府部门都建立了专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往往很多信息都由政府新闻发言人来说，那么在媒体危机状态下，我们的答案是：由“意见领袖”来说！这里的“意见领袖”同我们前文描述的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指政府部门中权力最大、威望最高、最有说服力的人，不言而喻，这个人就是一级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人。从以往的经验看，级别越高，“意见领袖”发挥的作用将越大。
所以，政府应对媒体危机中的“意见领袖”策略，核心理念就是让尽量高级别的政府领导人“出镜”，让他来直接回答媒体的提问。
这种策略有以下几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1.增强了信息的权威性
在公众心中，最能够代表政府的，显然是政府的高层领导人，同理他们说的话也最能够表达政府的声音。事实上媒体在这时候向政府发问，代表的是公众的问题，所以由政府高层领导人出来说话，保证了公众对信息的确认和信任度。
2.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媒体
大众媒体在报道新闻信息的时候，所恪守的一条原则，就是保持对信息的客观中立。在对政府进行报道的时候，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在对问题事件的判断和描述当中，大众媒体同样是和政府进行一种博弈，这种博弈就是政府所说的和大众媒体所看到的，到底谁是准确的。在问题出现后，向政府发问是大众媒体必须做的一项工作，甚至是程序化的工作。按照常规的做法，大众媒体在进行报道的时候，往往不会止于政府的解释和判断，他们会利用自己的镜头和笔头，描述自己眼中的事件。正如前文所说，媒体最想从政府那里了解的问题，如果通过政府高层领导人告诉他们，那么在政府和媒体的博弈当中，政府就掌握了主动。政府掌握主动的原因，就是因为从最权威的人口中说出来了最权威的信息，让媒体主动减少了对信息的质疑度。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意见领袖”应对媒体的素养问题。这里的素养最主要的还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对公众和媒体的尊重。“非典”前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出来面对媒体，为政府说话，本来是非常正确的策略，但他没有尊重客观事实，结果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媒体对政府声音的质疑增强。
3.在媒体中塑造了良好的政府形象
在政府媒体危机当中，公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政府的作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高层的领导人出现在媒体面前，告诉人们最想知道的信息和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这能让公众看到政府的重视程度。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有“只要领导重视了，事情就好办了”这样的印象，所以高层领导人出来说话，事实上就代表了政府的重视，而政府的重视就说明，问题迅速解决是有可能的。所以，从塑造政府形象的角度看，政府高层领导在媒体危机中的表现，比平时一百个、一千个所谓的“会议报道”中的领导形象，意义要重大得多，“政府形象力”的受益程度也将成倍地增长。
三、“议程设置”策略
“议程设置”与其说是现代大众传媒的一种功能性表现，不如说是各种权力在大众媒体上呈现出一种博弈后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各种权力”，按照胡百精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分类，主要包括：一是外部权力团体，如政党、官方主管部门等；二是特定利益团体，如关系到大众媒体命脉的广告商等；三是同行业的竞争者；四是公众，特别是其中的“意见领袖”；五是信息源。
具体到政府遭遇媒体危机的时候，大众媒体“议程设置”所呈现的结果，我们认为主要是政府与大众传媒本身博弈的结果，如果再把范围扩大一点的话，就是政府、公众、大众传媒三个方面力量博弈的结果。
”议程设置”策略，就是要求政府在媒体危机状态下，获得三方权力博奔后的主动权，进而掌握住媒体“议程设置”的“图景”。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在媒体危机状态下，要让媒体的“议程”围绕政府的意图设置。当然，这种意图不是一个违背公共利益的意图，而是推进问题解决的意图。
从现实的实践来看，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还是非常高的，政府如果掌握了媒体的“议程设置”，就能够引导公众对媒体危机背后的事件树立正确的认识，推进媒体危机的化解。另外，由于信息沟通的不对称，在很多时候，公众对政府的决策并不是完全理解，甚至质疑，在这种状态下，政府采取了“议程设置”策略，就意味着掌握了话语权，掌握了话语权，就能够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
一般来说，政府遭遇媒体危机后，公众和媒体关注的议题是多方面的，有些议题不仅对政府形象不利，而且会妨碍政府媒体危机背后事件的解决进程。
“议程设置”策略的一个后果就是可以将公众从众多的关注点中集中到对政府有利的“焦点”上。在政府处理媒体危机的整个过程当中，政府要利用自己在公关权力管理上的优势，从整体上掌握各种媒体危机信息的传播，特别是其中那些比较敏感的信息和不利于政府形象的信息。
另外，当政府媒体危机来临的时候，政府如果不掌握舆论阵地的主动权，在新闻自由的框架下，大众媒体就会按照各自不同的定位来设置自己的议题。
“议程设置”策略的结果，形象地说，就是政府在媒体危机状态下，将“直扑过来的20吨重的大象”（弗莱舍语）化解为“扑灭森林大火的20吨灭火剂”。
四、“金字塔”策略
“金字塔”策略，就是政府在媒体危机状态下，需要将所面对的媒体搠强其功能定位、对政府形象影响力的大小，对社会舆论影响力的大小等指标，进行有效的分类，并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这种分类的结果，就把政府要面对的各种大众媒体在总体上分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
在“金字塔”的顶峰自然是政府最需要谨慎面对的媒体，然后从上到下，重视程度依次递减。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重视程度的强弱并不是说对那些不是特别重要的媒体就不重视，此“金字塔”结构表明的只是政府面对媒体危机的常规性做法，其依据只是在平时状态下对媒体的一种估测，采用的指标也是平时的指标。这种做法可以让政府在众多媒体中，有重点地做工作。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往往给政府带来麻烦的并不是处在“金字塔”结构上层的那些重要媒体，而是处在相对次要的那些媒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针对性强的专门的应对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平时处于边缘、相对次要的，处在“金字塔”底部的那些媒体其地位就可以上升到“金字塔”的顶部。所以，这个“金字塔”结构，事实上是一个动态的结构，而政府的眼光要始终盯着“金字塔”的顶部。
所以，“金字塔”策略的核心就是将媒体区别对待，做到重点明确，主攻方向明确。应该说，按照媒体影响力大小进行有重点的区别对待，这似乎是政府应对媒体时的应有之意，绝大多数的政府部门能够在应对媒体的时候做到这一点，比如，在媒体危机出现的时候，尽早地和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沟通，在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发布有利于自身形象的信息，争取在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占有较大的篇幅或时长等。但是，对政府形象威胁最大的信息往往不是从这些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出现的，而是在一些容易忽视的媒体上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应该立刻将这类媒体“升级”到“金字塔”的顶部，针对这类媒体上出现的不利信息，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以免造成泛滥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