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剽悍的蒙古骑兵一路势如破竹，灭夏、亡金、三次西征。忽必烈用兵中原，灭南宋，建立元朝。元朝中期，皇族内部常为争权夺利而内战迭起；各藩的反叛和朝廷的平叛相互交织，战争频繁；新立君王轻启战端，战事接二连三。元朝后期，各种社会危机积重难返，终于爆发了反元大起义，“烽火连齐鲁，干戈接陇秦。”元末是一个干戈四起、鼙鼓震天的多事之秋。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无法抹平的创伤和阴影。人口的大量死亡、流民的四处逃散、社会财富的损耗以及造成的民族间的隔阂和仇恨都是战争带来的最严重后果。
“青山压城杀气黑，一夜京城忽流血”
蒙古族是一个拥有广阔草原的游牧民族。在还没有懂得农业的巨大经济效益之前，蒙古军队每占领一座城池，就会对百姓实行斩草除根式的屠杀政策，名为“屠城”。因此，蒙古帝国及元代初期，蒙古军队铁蹄践踏之处，常常是血流成河、尸积如山。
1219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一路屠杀劫掠。1220年二月攻下不剌花城，屠杀3万抵抗者；三月屠杀3万多降卒。1220年夏，蒙古军攻占花剌子模的首都玉龙杰赤城，除了工匠被押送到蒙古、年轻妇女和儿童掳为奴婢外，其余尽数屠杀。杀掠之后，蒙古军放水灌城，藏在城中的人全都被淹死。往日繁华富庶的花剌子模首都，变成一片水乡泽国。
在蒙古军队进军北部中国的过程中，杀戮人口的现象也十分严重。1214年，成吉思汗率军攻陷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河间（今河北河间县）、济南、太原等50多个府州。在战争中，士兵也皆以杀人为戏，一时间“城郭为圩，暴骨如莽”，千里之内难见人烟。窝阔台时期，杀戮政策没有多大改变。1232年，蒙古军队攻下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下令无论老幼一律诛杀，务必斩草除根，结果河南府居民剩下的不足千户。1235年，窝阔台又出兵中原，还以“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作为军法之一，不忍下手的士兵则以军法论处。1236年，阔端率军进入成都，蒙古兵将成都居民每50人编为一队，分别用刀刺死，城中死者达140多万，城外荒郊上尸骨更是不计其数。兵祸引起的疾疫和饥馑也使百姓大批死亡。1233年，金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被攻破后，蒙古军强迫遗民北迁。途中饥饿与病疫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路旁尸骨随处可见。
兵燹之后，中原人口锐减。1233年，中州户口统计仅得“户七十三万余”。两年之后，燕京（今北京）、顺天（今河北保定）等36路，人口只有“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五”。元代疆域辽阔，远远超过宋、金两朝，但人口却大大低于宋、金。可以说，元朝的杀戮政策是中原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
“曩时河上几人家，今日飘零竟无迹”
元朝初期，战争，尤其是蒙古军队残暴的屠杀政策所造成的恐怖环境，使得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背井离乡，走上了被追杀与饥饿交织的流亡之路。
蒙古军征战初期，北方人口的流徙相当严重，除了逃匿山林或躲到一些相对隐蔽安定的地方外，还有不少人逃往南宋境内。元初著名的理学家窦默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世代祖居广平肥乡（今河北肥乡），蒙古军进入河北时，他渡过黄河，客居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军灭亡金国时，他逃往南宋境内的孝感。后来蒙古攻宋，战争转移到南方，他才又回到北方。
随着元朝统一全国的战争蔓延到南方，流散人口也随之增多。这从元朝检括户口就可见一斑。成吉思汗的养弟失吉忽秃忽任中州断事官时，下令统计各地户口，于1235年完成，这一年是乙未年，史称“乙未籍户”，但没有登记的流散人口仍很多。这里可以泽州为例，在乙未籍户时，全州仅973户，到1242年，续括户口，加上原有户数有1813户，可见乙未籍户以后仍有大量的流民存在。
从乙未籍户到蒙哥即位的1251年，蒙古军队不断进攻南宋，又使许多登记的人口被迫流亡。这种情况到忽必烈称帝时有所改变，许多在蒙金战争中流落南方的流民开始返回北方。然而，好景不长。至元十六年（1279），虽然世祖忽必烈灭亡南宋，但军事斗争并未结束，一方面要平息北方蒙古贵族的叛乱，另一方面又接二连三地对日本、占城等国用兵。沉重的军费负担都落到老百姓的身上，迫使他们纷纷逃亡。世祖忽必烈后期，流民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实际上，严重的流民问题是与元朝相始终的。特别到了元朝末年，流民日趋增多，最终在此基础上爆发了全国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直接导致了元朝的灭亡。
“二百万家族尽赤，八十里城皆瓦砾”
为了支持战争，蒙古军队不断地抢掠物资财富，加重对占领区人民的剥削和掠夺，人们再生产过程无以为继，加之伴随战争而来的野蛮烧杀，社会财富损耗更加严重。
蒙古军队进入中原的初期，以直接抢掠为目的。1205年，铁木真率军侵西夏时，攻破边境城堡力吉里寨，焚毁城墙房屋无数；经过落思城时，掠夺附近地区牲畜、人口。这次蒙古军队带着大量的战利品如骆驼、羊、马返回漠北，蒙古军队所过之处皆沦为废墟。1213年秋至1214年春，蒙古军队挺进中原，数月之间，经过的90余郡，无一幸免，金帛、子女、牛羊马等牲畜皆席卷而去。房屋被焚毁，城郭成了废墟。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俗语，说明蒙古统治者将江南财富洗劫一空，造成了江南经济的衰退。
蒙古初期对抢掠的方法也有规定：功大的先抢，功小的后抢；先进的将士进门后，插一枝箭在门口，后来者就不能进去了。任何人抢掠所得，无论多寡都要留一份献给成吉思汗。将帅、大臣在平时没有俸禄，只将战争的掳掠物按自上而下的等级分配，没参战的大臣也能得到一份，称为“裱份”。
世祖忽必烈时期，对海外的连年用兵，又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至元十一年（1274）、至元十八年（1281）两次远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损失巨大。第一次征集水军1.5万人，大小战船900多艘；第二次征集军队14万人，战船9000多艘，两次几乎是全军覆灭。远征占城、爪哇时，征海船100艘、战船2500艘，也归于失败。元朝的这些海外战争都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
一般来说，直接抢掠只是战争中的行动，如果对已经征服的地区继续进行抢掠，人民无法进行生产，就不再有可供掠夺的东西了。因此，蒙宋战争中，有人建议，对占领区应禁止抢掠，让百姓能继续从事生产，这样就可以不断地向蒙古军队提供战略物资了。蒙古统治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已征服的地区，就不允许肆意抢掠和破坏了。但他们却改为向人们征敛财物，诸王、将领每到一地，都要强迫当地官吏送人事，称为“撒花”，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抢掠。
“尚闻传檄诛狂寇，犹自开仓举义兵”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但是在统一过程中，南下元军的屠杀和劫掠，给各民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蒙古军残暴的行为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增加了各族人民对蒙古统治者的仇恨，蒙古族与其他各个民族的隔阂也由此加深。
元军南下时，福建地区的抵抗斗争最为激烈。元朝统一后，当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仍不断出现。至元十七年（1280），陈吊眼率领队伍攻入漳州城，福建各地百姓纷纷响应，队伍很快发展到10万人。直到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调集4省军队才将此次反元起义镇压下去。但是，浙东地区、徽州地区、江西南安以及广西瑶民等都起来反对蒙古统治者的屠杀与压迫政策。由于对海外用兵，元朝需要征兵、征饷，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至元二十年（1283），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据元朝的官方统计，江南的起义“凡二百余所”，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起义更增加到“四百余处”，几乎遍及南方的所有地区。
蒙古军队的屠杀和抢掠政策在各族人们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抹平的创伤。到元朝末年，反元大起义基本上都打着民族矛盾的旗帜。刘福通率众起义，义旗上书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有意利用民族矛盾，团结汉人共同抗元。刘福通还立韩林儿为皇帝，称韩林儿为宋徽宗八世孙。韩林儿做了皇帝，成了民族主义的象征。当时各地起而反元的都用韩林儿的年号，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亦复如此。可以确信，人民的反元情绪是与蒙古军队民族歧视政策有直接关系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蒙古军用它勇不可挡的铁蹄占领了辽阔的疆域，但它野蛮的征伐政策一开始就在各个被压迫民族的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为元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