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任：我的名字是郑天任。我是美国《机构投资者》杂志的亚洲区总编辑。
龙安志：你来中国是1981年，跟我一样，第一次来就是81年，你那时候的感觉怎么样？
郑天任：1981年到中国的时候是回来探亲。我是在台湾出生，美国长大。81年的时候是回到广州。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广州在中国还应该算是最富的一个城市，广州街上基本没有车子，还是驴和马拉着车。7点钟以后就没有电了。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因为我是海外回来的，我是必须要到当地的派出所，第一是要报到；第二，把护照要交给他们。我还记得81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不太欢迎外国人。欢迎华侨，可是他是欢迎你回来花钱，不太欢迎做投资，因为那个时候，81年改革开放也刚刚开始。我第一次回来以后，待了大概两三天吧，所以回到美国以后就在我们报纸出了一篇文章，叫做“Behind. the.bamboo.curtain”，好像是《竹幕后的中国》。这篇文章出来了，很多很多人看到，就向我反映，你的文章写得特别好，我们都想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在81年，虽然是改革开放，中国对很多外国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基本上是封闭了几十年。那时候也给我个人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以后做记者、做编辑，一定想回到中国来。不仅因为我的根是在这个国家，我也觉得这个国家，以后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必须要回来。所以我就回来了。
龙安志：我记得很清楚，在81年的时候，在罗湖要过海关。很多香港人带很多电子品，就是那种小冰箱、收音机，还要带钱。他们的亲戚很穷，非常欢迎。“哎呀，你带什么新的东西？有收音机。”然后，反过来，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你在香港，那个时候，突然是中国的投资，叫“红色资本”的那种企业，来投资香港。你现在看81年跟97年，因为97年你也在香港做记者，你感觉怎么样？
郑天任：从81年到97年，可以说中国是处在不同的时代。中国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实验市场经济。就允许外资到中国来投资。81年，回来的时候是跟亲戚回来。我们是带电冰箱。我们好几位回来，每一个人都抬一台电冰箱回来。到1997年，这16年的过程，中国等于是变成两个时代，两个国家。那为什么呢？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实验成功了。Laurence，你是在中国帮助国营企业怎么去改造，当年也是做跨国公司的律师，在中国也做很多很多事情。我相信你在这个过程中也等于是个参与者。那我纯粹是做记者的。我们只是来观察。可是不管怎样，我可以亲眼看到，中国81年有多穷，亲眼看到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有多成功。97年的时候，中国的国营企业虽然还有很多做得非常不好，可是这个实验一直进行，成功了，成功到什么地步呢？就是香港回归，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很快就到了。中国那个时候，改革开放虽然只有十几年的时间，这个成果，很快就可以看到，中国就有资本了。中国不仅是吸收国外的资本，中国自己就有自己的资本。自己的资本，加上好的政策，就支持香港，就可以很成功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是整个香港可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也帮助整个亚洲。中国那个时候就是说，坚持我们的货币不贬值。因为那个时候，外国，特别是美国，特别是国际货币组织，IMF，说，亚洲必须要贬值。你不贬值，你经济就不会恢复的。那中国就说，我们不贬，我们也建议其他的亚洲国家，你们也不要贬太多。就是不听国际金融组织的话。这样子，反而，很多很多亚洲国家就度过了这个危机。所以，从那次看得出来，中国，她整个改革开放是很成功，第一。第二，她在亚洲得到一个新的角色。她可以变成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制里面一个很大分量的实力。可以说是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中国，这么大的实力早就被这个海啸吹走了，早就被洗走了。那这一次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我相信，中国此后也可以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可以看得很明显，从81年，97年，97年一直到现在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成功很大。影响很大。不仅是在中国影响很大，在亚洲影响也非常非常大，对未来的世界影响也会非常非常大。改革开放还是没有百分之百完成，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因为它整个改革是很多人跟不上的。还是在改的过程中。第一，可以承认成功；第二，看在世界上中国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仅可以把自己老百姓的财富、生活水平提高起来，也可以提供财富给亚洲地区。现在如果到美国去帮助它，再投资一些回去，也可以帮助美国。所以中国在世界上，是不可跟世界分开。世界也不可以跟中国分开。大家必须要配合。手牵手，共同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
龙安志：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从30年代到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危机。你看中国下一步在新的Breton.Wood，或者是新的全球金融机构调整或是重建，会作什么样的布置？
郑天任：我个人认为，中国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中国有13亿人口。这13亿人口在世界上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中国是帮助美国的，这几十年来，华人赢了十几个诺贝尔奖。中国在世界上是不可以跟世界隔离的；隔离，中国只会穷。如果跟世界合作，中国不仅会富起来，看这十几年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在世界上又可以扮演，我个人认为，一个领导的位置。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这5000年的历史，在世界上，大家都是很羡慕，羡慕到一个地步是大家都想到中国来，像欧洲，200年前到中国来，跟中国做贸易。中国开始不做贸易，那他们说，那这样子吧，我们打你，逼着你来跟我们做贸易。你不跟我做贸易，没关系，我来抢吧，对不对？这个变化，是从49年开始，是中国去革命。从78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路就是必须要改革开放。这一条路走对了。所以，现在是世界已经欢迎中国。在Washington，G20国家的领导人谈未来的机制、金融机制体系，中国是在G20领导人桌上之一的，分量很大的。所以中国要很勇敢地站起来说，我们中国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中国可以提供给世界什么东西。就是IMF，国际金融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也要听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不会只是传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因为中国，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可以代表很多发展中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在世界银行跟国际金融基金，发出更大的声音。这个声音，使世界金融组织，这个机制，必须不仅像以前，代表欧美的实力，也要代表全世界不同的声音，才能有一个更好、更稳定的金融市场。现在珠江三角区，特别是东莞，几万个企业都倒闭，为什么呢？因为中央作了一些决策，人大出了一些法律法规，没有好好去参考，好好去考虑企业的需要，这个法规法律，特别是《劳动法》，一出来，它马上就有效了。它没有给企业一个相当的时间，好好去适应。就是1月1号，2008年一出来，它马上就执行了。中国未来，不管出什么法律，要给社会，要给企业时间来调整。有一个过渡期。至少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如果不给企业，包括社会一个过渡期，马上就执行，会有很大的，像这一次海啸的后果。像东莞、珠江三角洲，几万个企业倒闭，这个影响，这个失业率，可能上千万人没有工作。中央领导人，现在，一年后才意识到后果有这么严重，现在才出很多这些新的政策来帮助这些企业。可是你要帮忙，别人一年前就倒闭了。现在给它钱有什么用，它生产线早就关了。它的工人早就裁掉了，对不对？所以，怎么说，中国呢，是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个路，没走完，还要继续做。中国就可以代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跟发达国家建立一个新的体制。何亚非，外交部副部长说，中国希望跟发达国家建立一个更公平的金融体系，更包容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金融体系。非常非常好。
龙安志：“大跃进”的时候，盲目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盲目做红卫兵，把知识分子打倒。后来是消费，也是盲目崇拜名牌，盲目买名牌。现在是到了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国际金融危机。那我们要警惕什么盲目的东西？
郑天任：我认为你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中国社会要好好去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政治运动，当年。政治运动的后果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盲目，对不对？那可能现在就是要想以前犯了什么错，以后怎么来调整。所以不会再过分盲目了，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未来如果要在世界上发光，变成一个很有领导性的国家，它自己必须要有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的经济，用和谐的方法。胡主席说和谐、包容。我经常会坐出租，经过中南海，中南海门口，是毛主席写的话：为人民服务。的确是。做官，做官员，不管是什么位置，的确是，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不是霸权，是为人民服务。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彭博社做记者，跟着温总理去新加坡参加ASEAN会议（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他就说，我个人认为，政府最主要是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不仅是吃得饱、吃得好，衣服要穿得温，要穿得好。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必须要提供给老百姓好处，要替他们服务，对不对？
编导手记
2008年的杭州，10月底。
一间不大不小的礼堂里，一百多双眼睛目不转睛如饥似渴地在努力从讲台上那个人的身影中寻找着什么。这些听者各自背后所代表的团体，我们习惯于称他们为“浙商”，而对于听者本人，我们称他们为“投资顾问”。
台上的主讲人，似乎早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讲授场面，甚至他可以清晰无误地叫出台下一些听者的姓名。
近两个小时的一场报告，整个会场自始至终充盈着轻松的欢笑声。在2008年9月份爆发的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在中国的商界，很久听不到这样此起彼伏的笑声了，也很久看不到如此轻松愉悦的场景了。
主讲人身着一身栗色的西服套装，冷峻的颜色倒也映衬着这个冷峻的时节。“危机中的判断”——主讲人在这个段落中停留了很久，台下众听者并不急于记录着什么，此起彼伏的提问经常在这个段落出现，打断主讲人的连贯性。
台上这位主讲人，名叫郑天任。
前美国彭博新闻社驻京记者，现为《机构投资者》杂志亚洲区总编辑。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她必须要了解她现在站在世界舞台上，她有一个责任。不仅是代表13亿中国人，她对世界也要负责任，也要出声，不妨在这个时候换一个世界领导位子，中国一起加入领导班子，一起加入他们。她只是现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有听者问道，这次金融海啸中，中国打算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郑天任给予了这样的回答，台下喝彩声一片。
中国政府2008年11月9日宣布将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在2010年底以前投入总额四万亿人民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银行信贷等，其中包括在今年第三季度增加1000亿人民币的财政投入。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四万亿扩大内需计划”。
报告会在一片欢声笑语的喝彩声中结束，郑天任来不及和老朋友们寒暄道别，就匆匆搭上傍晚的航班返回北京——第二天他要接受凤凰网的访问，题目是《经济危机前，财经媒体如何选取新闻报道角度》。
在台湾出生的美籍华人郑天任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几批来华的外籍人士。和所有完全陌生的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一样，郑先生一方面目睹了1981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所谓最富有的广东地区的落后和封闭，一方面也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最质朴的勤劳和对过上好日子的渴望。回到美国后不久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竹幕后的中国）”的文章，用了两千多字讲述了在中国的几天的亲身见闻。文章发表后随即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很多美国读者对这个从1949年开始就失去任何了解的遥远的封闭的东方国家，产生了强烈而浓厚的兴趣。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郑先生就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做一个记者，一定要来中国做编辑，报道中国的发展。按照郑先生自己的话说：“因为我认为这个国家，不仅我的根是在这个国家，我也觉得这个国家，以后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个人是，我自己非常乐观，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回来。所以我就回来了。”
郑先生从事媒体工作20余年，“中国”二字一直是他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对中国进行常年报道的境外媒体记者中，郑先生是公认的资深人士；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局势进行分析、报道和预测的中国媒体人眼里，郑先生是绝对的权威代表。
正是因此，郑先生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长期对中国的发展之路提出分析和预测的同时，也时常成为为数众多的国内国外媒体争相报道采访的对象。
也正是因此，这次龙安志专门安排了对郑天任先生的专访。在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具有丰富含义的历史节点，恰逢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肆虐，来华从事媒体工作20多年的郑天任先生，他会对我们说些什么？
采访被安排在了北京的一个四合院的庭院里。午后的阳光，透过依傍院墙而生的槐树探出的稀疏枝条，投射在这不大不小的四合院廊亭的青石板台阶上。秋风习习，枝摇影动。定睛凝望这青石板上疏影横斜的画面，仿佛几千年那个威严的图腾一直在涌动——龙鳞似乎总在寻找一次机会，蓄势待发喷薄的力量。
这种力量，我们习惯性地称它为——希望。
赵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