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宣德以来，政治上进入了一个稳定期。仁宗、宣宗父子相继执政，爱恤民力，慎于兴作，纠正了永乐年间好大喜功的作风，使负担沉重的百姓得到了喘息。但是，朝廷上也逐渐形成一种无所作为，因循保守的作风。
宣宗在位十年，年仅三十八岁便撒手人寰。太子朱祁镇即位，当时只有七岁。
这时多亏朝中还有一大批老臣，很多大臣任职时间都很长。老臣执政，虽然稳健，但多了几分暮气与保守，失去了进取之心。
英宗即位时年纪很轻，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担心小皇帝过于劳累，规定皇帝每日早朝只许奏报八件事，前一日先把副封发到阁下，内阁把各事的处理方案送上。皇帝依照拟好的方案传旨而已。这与明太祖、明成祖四鼓以兴，接待群臣，秉烛至夜，勤政不息的情况相去甚远。当时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号称“三杨”，都是四朝元老，太皇太后又有贤德，政务用不着皇帝过于操心。但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病逝，此前杨荣已经去世，杨士奇因他的儿子杨稷犯罪被处死也不再出政，杨溥年老有病无法理政，新进入内阁的马愉、曹鼐等分量不够，而一个经验不足的小皇帝必须有所依靠，这使得一个人走上了政治前台，他就是宦官王振。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本为儒士，充任教官，任职九年无功，即他的学生进学率没达到要求，按规定应当贬黜。这时皇帝下诏：无功的教官有子嗣者可以净身入宫服役。于是王振就给自己实施了宫刑，进宫在内书堂教授宦官读书。宣德年间，他被安排陪伴太子讲读，很得太子的欢心，太子对他也很尊敬。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英宗以少年做皇帝，王振被提拔掌管司礼监。司礼监是宫中最重要的宦官衙门，宦官二十四衙门以司礼监为首，它有机会影响皇帝的决策。英宗倾心于王振，甚至对王振称先生而不直呼姓名，多次赐给敕书予以褒奖。王振权力日重，公侯勋戚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有人甚至无耻地称他为“翁父”。
于谦对官场的腐败情况极为不满。他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在诗中写道：“于今多少闲虎狼，无益于民却食羊。”他要削除民间的不平，也要铲除朝中的狼虎。
于谦不为流俗风气所动，他到京办事从不带礼物，有人对他说：
“你进京既然不携带金银，宁无一二土物，比如蘑菇与线香之类充交际耶？”于谦举起两袖，说“吾唯有清风而已”。为此他写过一首诗：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于谦在山西、河南十余年，颂声遍野。于谦担心盈满招祸，就在入朝时提出请求，希望由参政孙原贞来代替自己的职务。这一下招致了大祸。于谦从不讨好王振，王振见到于谦的上书，便示意要加以惩治。通政使李锡摸到了王振的心思，上书弹劾于谦，罪名是于谦因长时间得不到升迁而心怀不满，擅自荐举人代替自己，不懂得做大臣的规矩。结果，于谦被投入了监狱。于谦在狱中关了三个月。正赶上每年一度的热审。这时王振的气已经消了，而于谦实在没有罪过，就自己找台阶下说：“我见一个御史名字和于谦差不多，很想整治他一下。看来并不是这位于谦。”于谦被释放，但还是被降了职，改任大理寺少卿。
山西、河南的百姓知道于谦获罪贬职，便纷纷来到京城给皇帝上书，前后有上千封。他们称颂于谦的政绩，请求将于谦留任山西、河南巡抚。山西的晋王、河南的周王，也说山西、河南不可以没有于谦，请求将他留下。朝廷不得已，下令于谦以大理少卿之职，仍旧巡抚山西、河南。
由于朝政因循，无所作为，不仅朝廷上下怨声四起，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也不断发生反叛。正统年间，云南麓川（今瑞丽县）宣慰司的首领宣慰使名叫思任发。正统二年（1437），思任发发动叛乱，四处侵扰，附近腾冲、南甸、孟养等地无不饱受其害。
这时，在朝廷内就如何处理麓川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大学士杨士奇等无意振作，不同意征讨，英国公张辅等力主派大臣专征。皇帝支持了张辅等人的意见，王振又一心要建立功业，想在荒蛮之地示威，于是决定征讨。经过长期征战，麓川之乱得以平定。朝廷先后共发兵五十余万，转饷半天下，付出了巨大代价。
东南地区人民的反抗也风起云涌。
正统十年（1445），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仙霞岭一带的矿徒在浙江庆元县叶宗留带领下，揭竿而起。福建邓茂七自称“铲平王”带领民众反抗官府，与叶宗留遥相呼应。同时在广东则有黄萧养为首的“山海盗”。
就在到处动荡不已，朝廷疲于应付之时，西北地区蒙古瓦剌部逐步强大起来，成了对明朝的严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