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张爱玲
婚姻像一条寂寞而悠远的路，只有相互扶持着才能通向永生的未来。
这世间总有许多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事情，一朵花的凋零、一阵风的疾逝、一段情的褪色……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感情虽时有手足无措的感觉，但好在身在其中，好与坏都有自己的把握，但面对身边人感情的迅疾萎谢，只有心焦如焚的份儿，因为你够不着救不了。
张爱玲面对她那对冤家父母，大约就是这样的心情。她的父亲张志沂在治好病以后，故态复萌，忽然后悔了起来，于是便重新开始与鸦片为伍，堂子照常逛，跟从前姨太太的好姐妹老三好上了！这些还不是这段婚姻最致命的地方，最要命的是他不肯出钱，处处想要妻子贴钱，这便犯了大忌。哪有一个男人处处惦记着女人的钱的？
他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怕她再次出走，以为靠着这样的方法，榨干她的钱，不是等于捆住了她的手脚了吗？从这件事上看来，张志沂一直是个“天真”的男人。当一个女人变了心，或伤了心，哪里还能困得住？
关于这件事情，张爱玲曾这样描述过：我父亲把病治好了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黄逸梵终于忍无可忍。她看透了眼前的这个男人，一辈子没什么本事，靠着祖上的庇荫生活，除了抽大烟逛窑子，念几句破诗词，他还会干点别的吗？从来没见过他赚钱，他都是有出无进——也难怪他要这样的精打细算，这样永远只有花出去的钱没有进来的，太可怕。张爱玲说了不止一次，我太知道他的恐怖了。
张志沂的母亲，李菊藕当初因为孤儿寡母的生活也是这样又出无进，害怕坐吃山空，所以特别节俭。张爱玲的老妈子何干从前是李菊藕最为信任的佣人，她就说过“老太太省啊，连草纸都省”。
可是黄逸梵顶看不惯这样的作为，她喜欢豪掷千金，喜欢享受，像一切爱美的女人一样她的衣橱里挂满了漂亮的衣服却还不嫌多，然而张志沂却说人又不是衣架子，要那么多衣服干嘛。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无法统一意见，于是夫妻两个像回到了从前在天津的那段日子，没完没了地开战，没完没了地伤害。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总是失去理智，失掉理性的话语比任何刀锋都尖利，杀人不见血。
像张志沂这样反反复复的态度想来着实让人气愤和遗憾。其实，不是他变了，只是他之前的状态不在常态罢了。那时的他工作丢掉，与亲戚之间多少存了点尴尬，再加上自己打吗啡已经到了濒死的边缘，自然只想抛弃这熟悉的一切，重头来过。
人类是这样的一群生物，不到“死到临头”不到遇见重大的生活变故，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反思自己的生活的。就像一个被医生诊断为癌症的病人，他所能想到的一定是重新好好地生活，珍惜眼下的光阴。但若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告诉他说是被误诊了或者已经治愈，只怕他又将滑入过去他所熟知的生活。
惯性使然。
张志沂便是如此。他重新收拾起这些被黄逸梵看不起的一切，以为那就是他的寄托与尊严所在。然而黄逸梵早已不是几年前出走欧洲时候的女人，她看见了外面的世界，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她心灰意冷，这段错误的婚姻实在无须假模假式地维持下去。
她要离婚，做一个真真正正彻底的新女性。离婚两个字在亲友之间又炸开了锅，且比上一次她的出走要具有爆炸性。中国人的婚姻是这样的，宁愿死守着不幸福也不能撒手，因为讲究从一而终，怎能半途撂挑子呢？
在婚姻这件事上，人们宁愿赞颂一个女性的保守——只要她不离婚，什么都可以商量，也不会去认同一个女人追求幸福的自由。这有悖常理。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就写过她的一个表大妈，其实真实的身份是李鸿章的长孙媳妇，她一辈子婚姻不幸福，李国杰根本不爱她，但是她战战兢兢地守候了一辈子，如同跟着古墓活了一生。但是她不会想到离婚。她跟黄逸梵和张茂渊还时有来往，有她做例子，谁能想到黄逸梵那样坚定执着？
何况提出离婚的不是张家的男人而是黄家的女人！张志沂起先是暴跳如雷，坚决不同意离婚。后来黄逸梵请了租界里的一个英国律师，那阵仗是铁了心要走。
张志沂几次三番地同意了，然后又在最后签字的关头懊悔了。他的嘴里不住地喃喃自语道：“我们张家就没有这样的事！”还是一副老派的思想，以为离婚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尤其还是张家的女人提出来的，要他如何面见列祖列宗呢？
每每想到此，他就焦躁不安，一次次答应了签字又一次次拒绝。直到黄逸梵冷漠的眼睛望向他，幽幽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了！
张志沂听到这样的话心内一定是波涛暗涌，他没想到自己在她的心中竟然像一根朽木般没有生命，而正是这根朽木却伤害磨钝了她的心。
他看了一眼这个与自己共度过那么多年的女人，叹了口气终于同意离婚。
一段互相捆绑互相伤害的婚姻终于解脱了，没有输赢和对错，只有合适不合适，对他们来讲这姻缘不是月老的多情而是长辈的“无情”。根据离婚协议书，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归张志沂，另有一项特别的规定，以后所有涉及到小煐的教育问题必须征得她的同意——包括她读什么书，上什么学校都要黄逸梵点头同意了才可以。
她这样卫护女儿，根底还是她自己思想里对男尊女卑思想的厌憎。张爱玲记事开始，她的母亲与姑姑时常说“我们这一代是晚了”这样的话，然后要小煐锐意图强，言下之意你们这一代人再也不能过我们这代人的日子了。
爱什么人要自己选，读什么书也要自己选，至于职业更是如此。一句话，凡事需自己拿定了主意才好，切莫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母亲刚回来的时候，问他们想要把房间涂成什么颜色。张子静一如既往地沉默，张爱玲心内狂喜，赶紧要了橙红色，她说这种色彩没有距离，温暖亲近。她觉得那是她终于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其实，不过是因为自己挑选的便觉得万分珍贵。
但，因为于她来讲这样的事情实在少之又少，于是便显得弥足珍贵。她终生都在渴望一处属于自己的居所，在《私语》里，她这样说：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她的弟弟张子静认为母亲黄逸梵给她留的最宝贵的东西也许是她遗传了她的艺术细胞，其实，黄逸梵的勇敢与独立才是她最好的遗赠。
只可惜这么伟大的馈赠只有女儿受惠，她的独子张子静却不曾分得一分一毫。就连离婚协议书里也不曾提及关于儿子的教育问题。倒不是做母亲的偏心和狠心，她以为张志沂那样的家庭怎么也不会亏待他唯一的儿子吧？
女儿就不同了，她从小的经验告诉她，中国的家庭是宁愿牺牲女孩子的前途以保证儿子的。也确乎如此。
因而，她拼尽一生的力量所要保证的不过是张爱玲的受教育权，而这也成为一个女人唯一的出头机会。她不去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尽管后来的她多有抱怨。朋友都跟她讲，女孩子读书没什么用，将来到底是要嫁人的，还是人家的人。不划算。
她气愤和焦躁的时候便把这样的话喊了出来，这成为让张爱玲一辈子耿耿于怀的地方。她始终不肯原谅母亲对待金钱方面的态度。
父母离婚了。“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幸而条约上写明了我可以常去看母亲……”。
母亲离开了父亲的家，姑姑因为一向与母亲交好，跟父亲意见不合，因而也跟着她搬了出去，她们租了个小洋房，过起了单身女性的自由生活。
父亲在衣食住行方面不算讲究，唯一讲究的地方是“行”，他只肯在汽车上花钱，还有在鸦片上舍得花血本，即便它的价钱一而再再而三地疯长，他都不肯戒了烟。跟姨太太一起抽，与小舅子黄定柱一起抽，跟后面娶的女人一起还是抽，抽、抽、抽！直到抽光了祖宗留下来的老本，抽光了儿女教育的资本，甚至独子张子静的婚事也就此罢休了，这才戒了烟。
难怪张爱玲这样厌憎她的父亲，在父母离婚这件事上她显然是站在母亲那一边的。“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那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可即便是这样日落一样不可避免的沉下去，她还是爱过他的，尽管她多次说过自己不曾爱过父亲。她崇拜母亲，同情父亲。他们这一段悲伤的婚姻虽然结束了，但伤害与影响还不曾消失。旧的东西在崩坏，还将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做任何事情都要趁早啊，不仅是出名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