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分布已经遍及世界各大洲，继旧石器以后，进入了中石器、新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带有过渡性质，往往被列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了巨大进步，出现了许多长期定居的氏族部落聚居村落。母系氏族社会也达到繁荣时期。新石器时代，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石器得到改进和精制，使用磨制石器；广泛制造陶器，成为当时人类的一个重大创造和文化特征；在狩猎经济、采集经济的基础上，又发明了农业，产生了畜牧业。
①椐新华社呼和浩特1993年1月8日电。
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极为丰富，解放以来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数以千计，遍布全国各省区。其中与古代民族有密切文化关系的也不在少数，如卡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窑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的内涵也反映着人类审美意识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1978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藏昌都市东南约12公里的一个名叫卡若（藏语，意为城堡）的村庄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这里海拔3100米。卡若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5000--4000年之间，是西藏地区发掘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
卡若遗址的遗迹主要是房屋基址，共28座。一些房屋的构造比较特殊，房屋周围采用了“擎檐柱”，这至今仍是藏族建筑的特点之一。
卡若先民从事的经济活动主要是狩猎和农业。遗址中出土有狐、马鹿、麅、藏原羊、鬣羚等动物的骨骼，这时的人们还饲养了猪，栽培的农作物是粟米。值得注意的是卡若遗址靠近澜沧江，却没有出土鱼的骨骼，也没有发现钓钩、鱼标、网坠等捕鱼工具，这与在红河附近的远古人类遗址中通常都有鱼猎经济遗物正好不同，说明卡若遗址的居民可能有以鱼作为“禁忌食物”（图腾崇拜之类）的习俗。而禁忌食鱼的习俗至今仍然是西藏藏族的民俗。卡若文化既有本身的典型特征，又与周围地区乃至黄河上、中游池区的原始文化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它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氐系统祖先文化而发展起来的高原土著文化。
卡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有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大类，以打制石器数量最多。卡若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制的罐、盆、钵等。陶罐的形状繁多，大小不一，可作汲水、煮食和储物之用。这些陶罐陶器已经被注入了人类的审美意识和艺术精神，产生了有意味的形式，生发出令人愉悦、获得美感的美的元素。例如其中一件双体兽形罐，线条圆浑，古朴生动，造型独具匠心，既是实用之物，又堪称为难得的艺术品。它至少有三种功能：一是实用，二是某种原始宗教精神的寄寓，三是审美的对象。以兽型塑罐，在罐与兽形之间一物双得，正是这种复杂的多维的塑形，使它本身获得的功能多样而又丰富。这显然是人类意识深化的产物，并且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是实践一精神的产物。有了这种综合性、复杂性，才有将来的宗教地、哲学地、艺术地掌握世界的多样分化的可能。卡若文化中多数陶器上还刻划或剔刺有装饰图案，如几何形、平行线，三角纹、菱形纹，戳点纹等。许多陶器上装饰着连续的三角形折纹线，似水如山，令人遐思。遗址中还有装饰品出土，为石、玉、骨、贝等原料制成，种类有笄，项饰、镯，垂饰等，装饰于发髻、项、胸、腕等部位。这些饰物磨制精细，表面光滑，不仅反映了人们生活中审美意识的普遍萌发和强化，而且表明人们根据相应的审美原则在工艺和造型能力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
大约在1万年前，原始农业开始出现。我国是最早栽培农作物的中心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远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黄河流域种植了粟米，在长江流域种植了水稻。水稻的起源，学者们有三种说法：一说起源于云贵高原，然后传到南亚和印度；一种认为起源于我国云南和印度阿萨姆地区；还有一说则认为起源于广西南宁地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国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已经出土了籼稻和粳稻。这是亚洲地区最早的谷物遗存。河姆渡文化中有鸟图腾、习水便舟、巢居（干栏式）、种植水稻这些文化母题，与稍后活跃在这一地域之上的百越文化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古越族的文化母题中可考的有：蛇、鸟图腾，断发纹身，习水便舟，巢居，种植水稻等。如果将百越文化与新石器文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古代越族活动的今天广西、广东、福建、台湾、江西、浙江、江苏南部等地区，新石器文化除河姆渡外，还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以上苏南、浙江），万年仙人洞文化、英德青塘洞穴群、山背文化、石峡文化（以上江西、粤北），大岔坑文化、昙石山文化（闽、粤、桂、台湾西），西樵山文化（华南），贝丘文化、甑皮岩洞穴文化（广西）等。这些文化中几乎都有稻作文化的内容，它们甚至至今在生活在这些地区的诸民族中有生动表现。例如，壮族的祖先可以追溯至lO至5万年前的柳江人，其后的甑皮岩人与古越人有很直接的人种与文化上的联系，越人中的西瓯、骆越两支系更为史家认为是今天壮人的直接起源。自在广西南宁地区距今1万年前的贝丘遗址中出土了大批石磨、石杵、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后，一些学者还认为这一地区是世界稻作文化发源地之一，这种稻作文化内涵至今还在壮族文化中具有丰富生动的表现。壮族的宗教仪式和信仰禁忌中多有相关内容，如祭谷魂；过插秧节、尝新节、蛙婆节、洗农具节；祭祖祭神只能供奉大米制品，以米为尊；人死后棺材头始终要供一碗米饭；古时禾苗灌浆时要举行歌圩，有的地方甚至要安排青年男女模拟性交以施增长巫术；等等。在人生礼仪中也以米为尊，米还象征着生命。壮族口头文学中充满了稻作文化的内容和题材①。
①参见梁庭望《涌溢四海--稻作文化之波》，1992年1月8日《中国文化报》。
百越地区的诸新石器文化中引人注目的审美现象有二：一是陶器及其纹饰；二是各类装饰品的竞相出现与被美化。
河姆渡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植物图案，也有部分动物图形。陶器的印绳纹应为早出，它虽然简单，但是对陶器的一种有意刻划。可能最初是为了增加粗糙性，便于使用搬动，有防滑防失手的功能，后来则由“爱不释手”而对印绳纹有了基于好感之上的美感，便开始对它在陶器上的分布加以研究，有意加强其修饰性，如与其他纹饰相配等。应该说，河姆渡文化中陶器的几何纹、水纹、波纹、植物纹有一些可能与容器标示吃水线相关，有功利和实用的基础；有一些则可能就是出于一种修饰。各种盆形甑、盆、敛口肩脊釜、罐、盉、鼎、豆、敞口釜等，形式多样，说明人们造型能力大大增强，对线条、体积、面积，形状有了多样组合的认知和审美水平。陶器上的动物造型不多，但最引人注目。一件是体态肥胖的陶猪，另一件是方口陶钵上的猪纹。前者是猪形陶塑，有比较纯粹的精神和审美的指向；后者是饰纹，所刻划的猪纹，生动逼真，线条流畅，既有很高的精神—审美的意蕴，又是服务于、修饰于陶钵的。
用于人体装饰的饰物，是很早就出现了的。但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高潮，几乎各文化遗址中都有，且艺术性大大加强。在河姆渡文化中有骨笄、鱼骨珠、牙饰、象牙雕刻、细线雕刻的双头鸟等饰物与艺术品，在良渚文化中有多种玉器，尤其发现了琮、璧等奢侈贵重饰物；北阴阳营文化中则有玉石、玛瑙制作的十分精美的装饰品及发现普遍随葬装饰晶；石峡文化出土了不少琮、璧、瑗、璜、玦，臂环等奢侈饰品。普遍佩带体饰，这至少是表明这时已经出现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局面。喜欢并善于美化自己，是具备审美意识的一个重要条件。至于把装饰物奢侈化，除了别的社会因素外，至少也表明人们开始用审美的眼光把玩某些物品。例如，在河姆渡文化中就出现了技艺精湛的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的实用工艺品，有象牙制成的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象牙匕状器，等等。这些与珠宝玉石类的奢侈饰物一样，都是一个审美层面的东西，是被有意美化了的艺术品、工艺品、装饰品或象征物。
马家窑文化因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它是我国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四川等地。它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距今约5000多年前。马家窑文化经历了1OOO多年的发展，文化特征可分为3个类型，即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马家窑文化的居民，根据有关材料分析，应该是古代戎、羌族系的祖先。半山期和马厂期中发现的人骨，经鉴定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此其一。甘肃和青海一些地方发现的陶塑人头像或作为陶器附饰的人像，面征均接近蒙古人种，此其二。这些陶人像看来是披发的，而历史文献记载，古代的戎、羌都披发，此其三。马家窑文化居民已经养羊，而羌的本义就是牧羊人，此其四。
马家窑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彩陶特别发达，在整个陶器中约占20--50％，随葬品中的彩陶有时多达80％以上，在中国的所有彩陶文化中，这个比率是最高的。彩陶的花纹繁缛，有鸟纹、鱼纹、蛙纹、蝌蚪纹，也有垂幛纹、漩涡纹、水波纹、圆圈纹、多层三角纹、桃形纹、草叶纹等几何纹饰。可谓写实与写意相间，抽象与具象并存。许多彩陶的塑形、纹形均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例如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一件曾震动艺术史界的舞蹈彩陶盆，它的艺术价值之高，使之常常被用来复制并象征整个彩陶文化。这件舞蹈陶盆，是从墓葬中发掘出土的，内彩，并有三组五人舞蹈图。该陶盆在文化功能中关涉如下基本的文化母题：火（陶盆、熟食）、祭祀与崇拜（随葬品，彩绘的精神指向），圆圈连臂舞蹈（五人舞三组成环）。此外，在形式上，还有若干几何纹饰与写实组舞相映成趣，使该盆虚实相生，既有艺术意味，又有精神指向。彩盆中表现的舞蹈显然是一种与火有关的圆圈舞，而这种舞蹈我们恰好在与古羌人有关的文化范围内发现了它。在藏族和羌族的文化中，就生动地保存着一种以火为圆心，集体连臂踏歌，且歌且舞的“锅庄”。①总之，马家窑彩陶在总体上反映了此期原始艺术和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特点是：艺术性的纹饰、造型，大多与一定的实际文化内容相关，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就是内容，形式感的追求十分突出和自觉；内容与形式有机有意识地往一处结合。事实上，这些特征正是后世纯粹艺术、自觉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直接发生和最早的传统。也就是说，在马家窑文化时代，人类已经开始萌生了艺术美及其艺术审美意识，为艺术与审美意识的自足发展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二、民族学上的人类起源与审美意识的发生
关于远古初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们还可以从民族学研究中获得生动而丰富的材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没
①参见向云驹《青海大通舞蹈彩盆新识》，载《舞蹈艺术》1993年第4期。
有民族学的观察、比较、参照，要对考古材料做出正确的评估和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始社会历史的研究尤其如此。1888年，恩格斯曾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加了一个醒目的注释，他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部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下脚注道：“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①恩格斯因为民族学的成果修正了以往的表述，他还反复指出民族学对于原始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说：“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指《古代社会》的出版。--引者注），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②可见，民族学研究的比照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必要的、重要的。
从民族学的意义来阐述我国乃至人类远古初民社会文化的历史意义及其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其材料的丰富性是世界少见的。
不少民族是直接承续远古的古代民族，他们承上启下，往上继承了远古初民的文化传统，往下又将某些亘古不移的文化原则（包括审美原则）和有普遍价值的文化形态传承给后世民族。尽管我国历史上不乏战乱，也不乏灾难，多有民族迁移和融合，但是，在世界几大著名的文明起源中心中，中华文明的发生、保存、发展、传续是最具稳定性的，没有出现大的间隔和阻断，也不曾彻底消亡和更替。这就为我们在这一层面的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族学观察提供了可靠的背景。事实上我们在分析考古材料时已经部分地涉及到有关内容了。
我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我国从旧石器早中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整个历史有完整的过程和清晰的脉络，中华诸民族的祖先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源远流长。在我国辽阔广大的疆土上，有着极其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乃至铁器时代文化的发现，而这几个时代的相沿交替过程，正是氏族、部落向民族转化的过程。这些文化还有很多与文献记载互可印证，从而有力证明，如今生活在我国的几大语系的各民族的祖先，都是世代居住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国土之上的，例如现当代的突厥语诸民族，就与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匈奴近源，亦即商代以前北方的荦粥和猃狁的后代之一。《史记·五帝本纪》索隐：荦粥“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北遂荤粥，合符釜山”。匈奴、突厥族，在历史上曾分东西两支。在近代语言学和民族学上也将突厥语民族分为西匈语支和东匈语支族。
我国古代夏商周时期的猃狁、熏粥或土方、鬼方，乃至以后的匈奴帝国和突厥可汗，还包含了原始蒙古部落在内，如柔然、契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