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终生都非常崇尚读书看报学习，少年任弼时曾在《说阅报之益》一文中写道：“文明人知国家与身有关系，故以阅报为贵。”那么，任弼时的读书生涯对他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五大书记之一有怎样的影响呢？他又是怎样崇尚读书的呢？任弼时不但自己崇尚读书，还教育周围人崇尚读书。
“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从传统典籍中汲取精神养料
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湘阴地处湖南省北部，北距北宋名臣范仲淹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九十公里，南离战国时期楚国名臣屈原赴义的汨罗江不到三十公里，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在秀丽山川的感染和灿烂历史的熏陶下，任弼时从小就养成了崇尚读书、热爱祖国的情怀。
任氏家族是湘阴望族，祖辈曾入官场，但仕途不畅，所以告诫后辈，居官艰难，不如读书明理，开发民智，因此家族中的读书氛围非常浓重。任弼时从三四岁开始父亲任裕道就教他描红识字、绘画刻章，给他讲岳飞和花木兰的故事。在父亲的指导下，年幼的任弼时就抄写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原道》等古代名篇。通过抄写、阅读这些千古名篇，任弼时不但练成了一手好字，更重要的是他从中汲取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安贫乐道、正直无私、自立自强、以天下为己任等思想精华。这些，从他少年时的作文中可见一斑。
1914年，任弼时年仅10岁，他在作文《民生在勤》中写道：“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广谋智识以著书立说；为农，必宜勤劳树艺以望收获之利；为工，必宜勤劳造货以供世用；为商，必宜勤劳转运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
同年，他在一篇题为《爱国说》的作文中写道：“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何也，因身与国家大有关系，故宜大家保存。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
1915年，任弼时在《家风尚勤俭》中写道：“吾常见能勤俭贫者可以致富，不勤俭富者亦贫。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亦难矣。近日吾国国势日弱，人民日艰，而外侮因之以起，各学校或城市中多设有储金救国会。吾人凡妄费用之钱辄储之以救国，此两利之益也，可不知乎？”
阅读西方书籍开拓视野
1915年夏，任弼时考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大大开阔了视野。1917年的一天夜里，任弼时打开地理书，看到世界地图上的中国被瓜分之地，锥心痛恨。他在《我国割让地之痛言》一文中奋笔疾书：“夫吾一国之中，寸土之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任强国鲸吞鼓颐，蚕食张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遂成破碎之山河……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不能收回割让之地乎。”
如何救国，如何图存，任弼时在读完《俾斯麦传》后，提出了“工业救国”的设想。他在《言志》中写道：“因今之世界乃战争之世界……而强国之道莫贵工业。试观德国之强者明甚。昔德国亦弱国也，常与法战，累为法所挫……乃发明新式枪械，再与法战，大败法军。自是振兴工业，以至今日称雄世界无可下矣……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
这一愿望固然是好的，但是无情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若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兴办工业绝无可能，他很快放弃了“工业救国”的志向，转而走出国门，到苏联寻求救国的真理。
为赴苏求学不畏艰难险阻
唐僧取经经过了九九八十一难。在任弼时到苏联求学的路程上，同样布满了各种艰难险阻。和任弼时一同赴苏联求学的有刘少奇、萧劲光和曹靖华等人，但上天似乎对任弼时格外不公，他先是被阻止上船，后来两次被抓，又不得不忍着饥寒和感冒独自步行了一段路程，从伯力赶到莫斯科。任弼时的赴苏历程，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让人为他提心吊胆。
1921年春天，任弼时和刘少奇、萧劲光、曹靖华等人带着外国语学校负责人陈望道、李汉俊和维经斯基写的介绍信，准备离开上海，踏上赴苏的旅途。为了不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他们决定乘轮船绕道日本长崎，经海参崴入苏境。
任弼时等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到吴淞港码头，不料港口检查员发现任弼时血压过高，不准他上船。任弼时眼巴巴地看着战友们都上了轮船，心里又失望又焦急。他茫然地看着海轮，多么想一步跳上去。突然，他发现岸边游荡着几条小船，眼睛一下子亮了，急忙一溜小跑，蹦到一条小船上，央求船家送他靠近大船。船家驾起小船划到轮船附近，任弼时乘人不注意靠上轮船爬了上去。当他突然出现在甲板上时，战友们都用惊喜的眼光看着他，佩服他的机智和执着。
然而，接下来的历程对任弼时来说更难受。轮船在波涛汹涌的浩瀚大海中挣扎着前进，颠簸的船体晃得任弼时连连呕吐，他头晕眼花，周身难受。到了日本长崎，在那里休息了一个星期，又继续乘船到海参崴。从上海出发时，祖国江南已是春暖花开季节，谁也没有穿棉衣，谁知一到海参崴，到处冰天雪地。任弼时等住在中国的一家旅馆里，冻得连门也出不去。多亏第三国际驻海参崴的机关热情接待了他们，送给每人一身棉衣，还帮助买了火车票，并告诉他们苏联正处在紧张的国内战争后期，一些白匪军逃窜到西伯利亚一带，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设置了不少关卡，检查和抓捕革命者。由于红军、赤卫队正在围剿白匪，不少地方出现了犬牙交错的局面，情况十分复杂，路上最好两三人一组，穿上当地人的服装，不管发生什么问题，只要想办法到达伯力就比较安全了。听完介绍后，大家心情都很紧张，便分成了几个小组，任弼时和萧劲光一组，分别装扮成理发工人和裁缝，乘上了开往伯力的火车。
由于战争的破坏，铁路破烂不堪，火车行驶很慢，饮食、取暖都是大问题。白匪惧怕革命力量发展，经常上车逮捕和扣押旅客。开始，由于任弼时等人没见过打仗，在火车上一听到枪炮声有些害怕，后来习惯了，也就不以为然了。
一天，火车刚开动，车上就来了一队持枪军人检查车票。查到任弼时一行时，军人见车票虽没问题，但发现任弼时等人的肤色和当地人不同，便把他们当成了日本人。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高喊：“统统下车枪毙！”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曹靖华突然站了起来，用半通不通的俄语申明他们不是日本人。但那个军官不相信，又命令任弼时等人脱下衣服检查，结果发现了他们携带的上海外国语学校那封介绍信。军人们看完信，立即伸出手来，和任弼时等人一一握手，连声说：“同志，对不起！误会啦！我们是苏联红军，在执行任务。”接着，将他们安排到头等车厢。
后来，任弼时在伊曼河又被上火车的白匪军关押起来，刘少奇等人只好留下他一人先前往伯力。后来，任弼时以自己的沉着消除了白匪军的怀疑，才得以被放下火车。可是，他分文没有，忍着饥寒和感冒，先是步行，后爬上后面一列火车，用了两天多赶到伯力，在那里巧遇刘少奇等人，一同到达莫斯科。
可以说，任弼时求学的精神和唐玄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求学勇过三关
1921年7月9日，任弼时等人抵达莫斯科，于8月3日进入苏联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东方大学，任弼时不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广泛阅读西方典籍。
可是，要学习马列主义，先得过语言关。中国班学生除极少数人外，俄文水平都很低。课堂上老师讲课听不懂，课后因语言不通师生无法交谈。有一段时间，只得请当时任《晨报》记者的瞿秋白，给大家教俄文并兼课堂翻译。开始，任弼时的俄文也跟不上，可他知道，只有学会俄文，才能阅读革命书刊。所以他学习很刻苦，挤时间多背单词，上课时认真听讲，不明白的地方记下来，课后立即向同学们请教。平日，他手里常拿着油印的教材和报纸，有空就读，有时吃着饭也要念上几页。同时，他还利用休息时间，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参加辩论会、演出、绘画，到莫斯科郊外搞调查研究，结识一些苏联朋友。通过这些活动，既了解了苏联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又使自己提高了俄文水平。时间不长，他不仅能听懂老师的讲课，还朗读报刊、看书籍，用俄文记笔记。同学们见他俄文水平提高很快，便请他谈谈学习体会。他说：“我的办法是，看不懂再看，说错了再说，看看说说，定会成功！”他还经常放弃休息时间给俄文差的同学补习功课，使他们也很快过了语言关。
要学习马列主义，还得克服生活中的种种艰难。当时由于战争的破坏，苏联人民过着艰苦的生活。中国学生虽然同红军一样享受苏联国内最高的待遇，但生活和学习环境仍然很艰苦。他们每天只能领到一块像两个手掌合起来那么大的四两黑面包和几个冻土豆，中午偶尔有一碗海藻与土豆煮的清汤。穿的是欧洲各国工人捐献的衣服，天寒衣薄，很多学生都长了冻疮。住宿条件也很差，四十多个学生住在一大间加一小间破平房里。每到晚上，同学们就三五人一伙挤在寒气袭人的铁床上互相靠体温取暖。在这种恶劣条件下，任弼时从不叫苦，顽强地同困难作斗争。有一次，他得了病，再加上长时间吃不饱，营养差，体质很弱，连四层楼也爬不上去。同学们发现后，好不容易才把他抬回宿舍。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接着又起身伏案看起书来。同学们对他不畏困难的坚定革命意志，无不由衷地佩服。
过了语言关和生活关，最终要过学习关。任弼时深知自己在国内因读不到马列的书，对革命理论了解甚少，所以他把这次学习看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极好机会。他除了学好学校规定的主要课程外，还通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认真学习了列宁领导俄国进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自觉地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去认识问题。
任弼时等人刚到东方大学不久，学校让他们每人填一张表，表明要学什么专业。任弼时公开申明自己来苏联是学习革命真理的，回国后是要搞中国革命的，要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他常为能见到列宁，聆听列宁的教导而感到无比幸福。
由于任弼时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坚定。1922年12月，年龄不足十八岁的任弼时，光荣地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中国班学生中由团转党比较早的一个。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交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不久，任弼时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了列宁的接见。
1924年，正当任弼时快要结束三年学习生活的时候，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列宁不幸于1月21日在莫斯科近郊的哥尔克村逝世了。噩耗传来，任弼时悲痛欲绝。他本想在回国前再聆听一次列宁的教诲，但列宁却与世长辞了。任弼时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到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瞻仰了列宁的遗容，并和萧三等人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参加了守灵。当任弼时在列宁的遗体旁默默地肃立时，向伟大导师列宁立下了心中的誓言：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誓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生！
“文明人知国家与身有关系，故以阅报为贵”
早在学童时期，任弼时就非常重视读书读报，他在《说阅报之益》一文中写道：“吾国太古时未有文字，自黄帝命仓颉创字，于是文化渐兴。至今日，设有报馆，或国家大事、或某处建筑工厂铁道，皆可载于报章使人视之，则世情自达矣。
制报之法，日出一纸，所有要闻无不详细分列。文明人知国家与身有关系，故以阅报为贵。中国有言：秀才不出门，能知世界事。此阅报之谓也。
夫报有二种，曰‘日报’、曰‘时报’。日报者，记一日之事也；时报者，记一时之事也。总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吾国物博人众，阅报者反少，何也？因不识字者多也。
由此观之，吾人在校岂可不阅报以广其益乎？”
任弼时1948年在西柏坡为孩子写的红模字。
1915年，11岁的任弼时以平均84分的成绩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122.在同年级的同学中，他的年龄最小，个子也比较矮，并不惹人注意。但不久，老师便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智力超群的学生。不过，他的聪明是与勤奋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他在一篇《勤学》的作文认为读书不是嬉戏，不能只靠小聪明，“虽天资过人，安有成就之日哉，是以求学之道，不外乎勤奋而已。”平时，他对学校规定的课程，总是感到不满足。任弼时一有空闲，就去师范部阅览室读书读报。在报纸中，任弼知道了很多国家大事，了解了不少时局变化，并对时局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一篇题为《近日闻见录》的文章中写道：“吾于某日课毕，往阅览室，阅报。见报载吴光新以岳州、湘阴划为戒严区域，不胜骇异。吴光新阴蓄其志，欲一逞于湖南者久矣。今逢此时内乱纷纷，乃乘机作乱。如政府不能先事预防之，或发生意外之变化，此则非独湘人之不幸，抑亦西南主义之一大障碍也。继有中日银行与湖南之关系。日本在我国湖南开设银行，以为吸收我国银钱之用。一省之财政完全寄托于银行，今湖南银行之纸币低落一至如是，若均为日中银行所吸收，则全省之财政完全操纵于日人之手。物价之贵贱，汇水之涨落，皆可以操纵之。而他日若迫我兑现，则尤为国存亡之一端也。可悲也哉！”
他书读得很多，但不囫囵吞枣，不读便罢，一读就务求弄通，不明白的地方就请教老师，从不半途而废。每读完一本书，他都要写心得练文笔，锤炼作文的功力。他对时间抓得很紧，课外时间从不轻易放过，星期天常常就是他的读书日，有时候读书入了迷，连饭也忘了吃。他就是凭着这样一股韧劲，在学习中不断显露才华，不仅赢得了老师们的赞扬，而且得到同学们的敬佩。他的作文常得到这样的批语：“起笔命意，涵盖一切，识解俱超”，“文成法立，斐然可观”，“譬喻多方，读书得间，笔亦灵矫，可造之资”。有时，老师将他写的文章和写的字发给同学传阅学习。他学习兴趣广泛，喜欢书法、绘画、音乐、戏曲，还擅长吹铜号、弹风琴。
1949年底任弼时赴苏联治病期间，他经常阅读《真理报》、《党的生活》等报刊，从中了解国际动态、世界格局变化。他还把那些重要的部分抄录下来，译成中文。
长征时期，在情报来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任弼时更重视报纸。他广泛收集《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字林西报》，乃至伪满洲国的《盛京时报》等等报刊，通过报纸上的消息估量形势，了解红军各部的动态，制定战略。
长期的工作，加上曾两次受到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任弼时的身体非常不好。但即使是在病危之时，任弼时仍然坚持读报。他在病中写给毛泽东的信上说：“最近几天内，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正是这种崇尚读书的精神，成就了任弼时非凡的人生。
激励孩子们用心读书的好爸爸
1950年夏，任弼时携全家在颐和园。
在苏联养病时，任弼时不忘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经常鼓励他们用心读书。他虽然工作繁忙，身体又不好，还是经常抽空给孩子们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经常检查他们的作业，告诉他们：“人活着就要学习。要苦读书，勤读书，千万不要死读书。”
一次，任弼时曾向在苏联的中国孩子们讲起自己三十年前，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在东方大学学习的情况。他说：“那时俄国革命刚刚胜利，我们这些人身穿麻布衣，睡双层床，吃黑面包，常常饿肚皮，几个人合用一件皮大衣，有时让给有病的同志穿，以抵挡俄罗斯的严寒。现在的好环境是来之不易的，希望你们珍惜时光，要像先烈那样，勤奋刻苦，学好本领，回国建设社会主义。”
任弼时之所以激励孩子们用功读书，是因为他看到革命胜利之后，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因此，他在莫斯科养病期间，给在国内的大女儿任远志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以前对你说过，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是用在建设事业上，即是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需要大批干部去进行。建设事业就是要有科学知识。学好做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还要学通本国文并会一国外国文，有了文字基础，又便于你去学科学。”
1949年11月11日，任弼时给从小一直留在苏联的女儿任远芳写信，鼓励她好好读书学习，将来好为祖国服务。他在信中写道：“卡佳，中国已经从帝国主义、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了！
……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任弼时的信给小远芳以极大的鞭策，她安心学习，遵守纪律，很快圆满地结束了在苏联的小学生活，每门功课都考了五分。小远芳回到祖国后，任弼时每天抽时间给她当翻译，教她学中文，所以，她的中文进步很快。
1948年，任弼时最小的儿子任远远七岁了，他在给儿子的红模字上写道：“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
任弼时常对三个女儿讲：“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现在学好本领，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每当三个女儿从学校回来，他总要反复嘱咐：“学习是艰苦的，来不得半点懒惰，要靠自己的勤奋努力、认真钻研才能学好！”
任弼时的经历启示我们：我们不但要像任弼时一样崇尚读书学习，也要像他一样激励周围的人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青年的导师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1924年，任弼时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大学教授基础俄语，并讲授马列主义理论知识。
上海大学是我党创办的专门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内设社会科学、中文、外文三个系。除本校学生外，上海各学校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都常来听课。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萧楚女等都曾在这里任教。
任弼时不仅讲授俄文，还传播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非常重视组织学生和工人相结合，指导学生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传授革命知识和文化知识。在任弼时的影响下，很多青年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觉悟，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
除了通过教学工作去教育青年，任弼时还呕心沥血，用先进思想指导青年运动的发展。他先后以辟世、弼时、PS等笔名，先后为《中国青年》写了许多文章，如《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这些文章，一部分是介绍马列主义理论的，如《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等，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须结合实际情形去解释，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农民问题，批判了第二国际的改良派，批判了排斥农民的错误倾向。还有一些文章是关于青年工作的，如《苏俄与青年》、《怎样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等。强调青年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团体，指出了它应当有坚实的基础，能团结广大革命青年一道前进。还有一部分是为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写的时事评论，如《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结果》、《自五卅惨杀到北京惨杀》等，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对当时的斗争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任弼时的文章有力地指导了当时的青年运动。由于他的文章热情奔放，立论精辟，深入浅出，说服力强，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
1925年1月，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5月又代理团中央书记。7月任共青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为了适应大革命日益高涨的形势，为党和共青团培养基层干部，任弼时直接领导在上海成立了三十多处干部训练班，并亲自到曹家渡纯善里五十二号干部训练班上课，讲授共产主义ABC。
这个训练班有一百多名，来自振华纱厂、绢丝一厂等六七个工厂的团干部，其中青年女工占半数以上，学员们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其中一些人还是文盲。开始，任弼时在讲阶级问题时，不少工人反映概念枯燥，道理深奥，听不懂。下课后，他来回踱着步，思考着，心里渐渐明了：这些学员文化水平低，不能用在大学讲课的办法，要用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事例去讲。对，就这么办！于是，他当天夜里来到工厂，和工人们拉家常，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阶级压迫的生动材料。第二次上课，他就用大家熟悉的事例讲解，把抽象的理论变成了有声有色的故事。课堂顿时活跃起来，有的人听着听着流下了泪，有的人当场站起来用个人的经历控诉剥削阶级的罪恶。
这个训练班只办了半年，就被反动军阀孙传芳封闭。但受过任弼时精心培养的学员们的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后来，经过革命斗争的磨练，他们大都成了革命的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