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只对书中个别词句、一两句话发生兴趣，主要是学习毛主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毛主席著作不能对现在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山佛祖在哪里呢。”罗荣桓始终坚决拥护和贯彻毛泽东思想，他曾提出要有计划地学习中共党史，以党史为线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他在如何正确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上提出的许多正确的方法，至今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
1959年，中央决定，由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样，围绕怎样正确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任落在了罗荣桓的身上。
针对当时一些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作为总政治部主任，为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罗荣桓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1961年1月，济南军区政委梁必业调到总政任副主任，罗荣桓在同他谈话时指出：“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泽东思想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泽东思想中去找答案？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针对当时的“顶峰”论，罗荣桓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
接着，罗荣桓在总政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说：“学毛著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好好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小平同志讲，对毛选宣传要反对庸俗化，只喊口号不行，不能各取所需。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词句，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罗荣桓在接见《解放军报》副主编以上的干部时强调：“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满足引证某些词句。毛主席的文章很少引证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说的，但他讲的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
“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1961年1月，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罗荣桓积极响应，他不顾重病在身，与贺龙一道来到了南京军区某部搞调查研究。在同战士谈话时，罗荣桓问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停了半晌，一位指导员才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支委会开了好几次会研究学毛选问题。只是大家水平低，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罗荣桓教导说：“毛主席的著作，你们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他停了一下，接着说：“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可以‘见影’，那是以后学习成效问题，先不要考虑它。”
在视察长沙第一政治干部学校时，罗荣桓对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学毛选，你们要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学员中有很大一批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入伍的，要多学点党史，不然，毛选就读不进去，就感觉不到什么问题，读起来也不亲切。如果知道在哪些重要的历史关头，毛主席都有一些什么主张，这就领会深刻了。所以我主张你们首先讲讲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习毛选。”
当听说有的部队为了响应上级的号召，每人买了一部毛选后，罗荣桓很是感慨：这种热情是好的，但是我们的战士能都读懂吗？对于战士，应该多搞一点传统教育，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一把尺子去要求，如果那样做，就是教条主义了。针对“背一点东西”，把毛选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的主张，罗荣桓说：“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1961年2月2日，李逸民调到《解放军报》报社做总编辑。不久，罗荣桓在报社副主编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精神实质，不要断章取义。
1961年3月22日，罗荣桓回到北京。几天后，《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带了和谷岩写的一篇关于他和贺龙元帅视察部队的新闻稿小样来到罗荣桓家里，请他审阅。
因为李逸民对罗荣桓讲的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断章取义印象很深。
这篇报道的第二段是讲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道写道：“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主要讲《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要讲一讲毛主席关于工作方法的指示。军队基层政治干部训练内容，主要是学好三个文件：一九六〇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和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学习一定要联系实际，结合党的政策进行。教育内容不要搞得过多，多了学不深，应当少而精。对学员提学习要求要区别对象、区别水平，不要作一般化的要求，不要用一把尺子去要求。对于没有党史知识的学员，可以先讲点党史，以党史为线索去学毛主席著作；学习顺序可以先从社会主义革命两条道路的斗争讲起，讲完这一阶段再往前讲，把前几个革命阶段讲一个轮廓，因为他们对这一个阶段比较熟悉，而对以前革命阶段不熟悉。为了教得好，教员要先走一步。”
这段文字基本上是按照罗荣桓在长沙政干校讲的原话整理的。
罗荣桓反复看了两遍，在小样上改了几个字，便交给了李逸民，同意发表。3月28日，上述新闻稿在《解放军报》头版发表。
“交换不同的看法……才会有可能取得一致”
1961年4月8日，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给父亲罗荣桓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罗东进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同当时盛行的做法一样，他在信中也列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尽适当地引用了毛主席有关的言论。罗东进还就如何进一步搞好毛主席著作学习这一问题向父亲请教。
从儿子罗东进的这一封信中，罗荣桓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开始在部队起作用了。对此，罗荣桓不能不感到忧虑。于是，他打开墨盒，用毛笔郑重其事地给儿子写回信。他写这一封信既可以关照罗东进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要走偏方向，同时也可以起到把问题考虑得更为周到一些的作用。他由于有病，平时批阅文件都是用铅笔或开始流行的圆珠笔，用毛笔荒疏已久，写字时手有点抖。他写道：
东进：
你四月八日来信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简略答复如下：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
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你同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同志们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取得一致。
最后他又在信笺的右上角写了两行小字：
字迹潦草，你仔细看。因我久不写字，手发抖。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关于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罗荣桓这封信正是针对当时流行的错误观点提出的。他认为“你同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同志们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取得一致。”
将问题摆平
1961年5月1日，《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但有时把毛选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一连登了几天后，就难以为继了。
李逸民感到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十分为难，便又去向罗荣桓请示。
罗荣桓立即明确答复：
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听罗荣桓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走了。
临终反复说“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1963年9月，罗荣桓因肾功能衰竭引发尿毒症而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对孩子们嘱咐道：“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随后又昏迷过去，在昏迷中，他还在不断地重复着说：“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跟着毛主席走。”这个口号曾经起到团结全党夺取革命胜利的历史作用，但又易于被曲解以至带上个人崇拜的色彩。但是，罗荣桓坚持的是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实质，坚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病逝于北京。毛泽东作诗《吊罗荣桓》给予高度评价。《吊罗荣桓》全诗如下：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怀念战友和亲人的作品却很少。《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惟一悼念战友的诗。诗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深厚友情和非常器重。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以中共党史为线索”
罗荣桓。
罗荣桓始终坚决拥护和贯彻毛泽东思想，他曾提出要有计划地学习中共党史，以党史为线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他在如何正确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上提出的许多正确的方法，至今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参加革命前，罗荣桓曾读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其翔实的内容，鲜明的观点，透彻的说理，犀利的文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罗荣桓便非常尊重和敬仰他。从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到罗荣桓逝世，他一辈子都在跟随、支持毛泽东，都在学习毛泽东。
1936年红军长征胜利后，罗荣桓进入刚刚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开学时，毛泽东来到学校参加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在参观学员宿舍时，他风趣地说：“你们这真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啊！”接着又回头问罗荣桓：“你们何时下山啊？是等修炼好了，还是等天下大乱再下山啊？”罗荣桓回答：“我们学到了马列主义真经，练好本领就下山。”
党中央对罗荣桓他们的学习十分重视，派来的教员阵容之强可以说是空前的。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略问题，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问题，秦邦宪讲授哲学，凯丰和吴亮平讲授政治经济学，李德讲授战术学，徐特立讲授新文字……
毛泽东在红大讲授了他正在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著作是他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是十分重要的经典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罗荣桓结合自己的战斗经验，学习了这一著作和其他政治军事课程，思想上得到很大的提高。进军山东时，罗荣桓随身携带的就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油印的讲稿。在讲稿上，他多处圈点批注。这本书对罗荣桓的影响极大，毛泽东所阐发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罗荣桓终生信奉不渝，把它作为一切行动必须遵守的原则。
罗荣桓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专门论述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如何正确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较早的文献之一。
那么，这篇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成的？有何重大意义？
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有关整风的决定，时任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主要领导了山东的整风学习。
1943年4月，中央发出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要求在整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内奸分子。这个《决定》对当时敌情的分析作了过分的估计，认为“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是惊人”。
1943年7月，时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是夸大敌情，说什么党内军内的“特务如麻”，提出了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使审干走偏方向，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实事求是地估计了干部队伍内部的政治状况。他认为，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如麻”。当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传到山东后，罗荣桓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发。”
在整风运动中，罗荣桓认识到，一些做法逐渐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样下去不仅无助于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还有可能导致党内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为了纠正这股歪风，保障整风运动的圆满完成，1944年7月，罗荣桓针对山东整风学习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并结合自己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感受和学习党的历史的体会，向分局和军区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这篇报告后来在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生活》上发表，这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较早的文献之一。
在文章的一开头，罗荣桓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他转而设问：“这是否由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随即答道：“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伟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在文章中，他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后者则“死守住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实事求是，这是罗荣桓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马列主义的精髓，是他终生坚持奉行的思想路线。
在整风运动中，罗荣桓对那些有顾虑的做法，决定先搞试验而不是普遍展开。经过试验后，他认为在敌后不能机械地照搬延安的做法，而必须从山东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领导和开展整风审干。他强调对在运动中发表了严重错误言论的干部，要一切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要从组织上解决问题，要避免反奸斗争的扩大化，保证山东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罗荣桓否定暴露的方针，并非不进行审干，他决定分期分批调各级领导干部到党校学习，结合学习写反省自传，以提高认识，同时解决审干的问题。
1944年12月，毛泽东致电罗荣桓等指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工作十分满意，后来，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山东换了一个罗荣桓，全局都活了。”
1950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为了提高全军官兵的文化素质，适应现代化建军的要求，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同时，他还抓了组织全军干部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的工作。同年底，他在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在各级干部中有指导有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提高干部政治觉悟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根本建设，是提高部队战斗力、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重要保证。次年1月，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的意见，制定了部队政治教育的规划，规定把理论教育作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加强学习领导。
1951年11月，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提出了“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干部理论教育方针。1953年6月，总政治部又发布了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基本计划大纲。“大纲”根据罗荣桓的意见，要求有计划地学习中共党史，以党史为线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
1954年11月，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他针对学校学习的特点，指出：“教条主义是最迷信的。迷信死人，不相信活人；迷信过去，不相信现在；迷信现成的公式，不相信发展。”
他认为，学习毛泽东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样，也不能采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应当学习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个别词句。“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迷信”。既然不能只对马列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当然也不能只对毛主席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他认为，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就必须了解毛泽东撰写每一篇著作的历史背景，弄清毛泽东的某一论断是何时在何种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而发的。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历史问题，不联系中国革命，不联系党的历史，很难学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以中共党史为线索，即“一条线”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是为了从具体历史条件的背景下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成为后来同林彪在关于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争论中的罗荣桓的重要论点。
罗荣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以中共党史为线索”的读书方法启示我们：要真正读懂一本书，先要搞清其历史背景。要真正读懂一本书，先要有计划地系统地读相关的历史书籍。如果我们离开历史背景去读书，不是一知半解，就是产生许多偏见和误解，甚至机械、教条地照搬照用。只有先搞清历史背景，才能把握一本书的精神实质，才能抓住精髓，才能真正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