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鼓舞了文化界、新闻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丁竹园也热情欢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全国之耳目一新，扫除专制，涤荡瑕秽，此更是从根本上求存求立的一个好时机”，他甚至认为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目下我大中华民国……正是个民主共和的时代，正是个平等、自由享幸福的时代”，“一般贪官污吏，早已走的走，逃的逃……自改共和以来，不但官都变好了，而且地方绅士们，亦居然都变过来了。”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共和思想的宣传活动，他期望革命后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然而革命后的现实却令他非常地失望，中国人民得到的不是独立，而是列强的欺凌、侵略、蚕食和鲸吞；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大小军阀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所谓民国，只是一块空招牌。在这个时期，对丁竹园思想触动较大的事件，是他的弟弟，北京回族《正宗爱国报》的创办人丁宝成因为揭露军阀部队抢劫、扣饷等丑闻惨遭袁世凯杀害，这个事件使他认识到新上台的封建军阀，较之腐朽的清朝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辛亥革命后大权旁落于这么一帮穷兵黩武者手中深感痛心。家事国事多有不顺，遂停办报纸，安心行医，从此绝口不谈政事。时人评说：“天生竹园，不为相而为医。余不为竹园惜，为天下苍生惜也！”
丁竹园反封建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倡男女平等，反对规定女子足不出户，“每日困守在家里，又没有什么明白女子的交际，少知识，缺阅历，无学问，无才能，心气郁闷，度盈窄狭……要教他有点自立的学业，使其能自养其身。”他还批评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之说，认为那样的话“未免把女子看得太不值钱了”，女子与男人一样“可教之才甚多，学甚么，会什么，只看造就如何”。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女子当有学问》，提议设立学校，招收女子入学。他的这种主张与当时反封建的潮流是相一致的，从而为使后来有更多的女青年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笼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丁竹园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自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曾经自我标榜的“盛世”“中兴”也一去不复返了。统治者“挥金如土，所以国库空虚；内政不修，所以民生凋敝；外交失败，所以强邻口逼。”这种情况正如丁竹园所揭露的那样：“中国官场中，有一半是游民，军队中，有一半是土匪，以游民治游民，以土匪平土匪，中国永无安宁的日子。”正是这种糜烂的官场作风，使丁竹园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认识到清廷放纵下的贪官污吏的危害，认识到封建专制是导致中国亡国的原因。他在积极思考救亡图存的办法时，表现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丁竹园爱国民主思想的形成，还直接与他从事的行医救人职业有关。他自开设敬慎医室以来，本着人道主义的初衷和高尚的医德，治病救人。他深知，“贫者无衣无食，有病唯听天由命，无钱讲卫生”。所以他将诊金一减再减，直至免费。不少中下层劳动人民都到他的诊所看病，接触多了，使他充分了解到多数人的疾苦，因此能够正确地反映社会中下层人民群众的呼声“本忧世忧民之苦心，以阐发公理，持论正大，规谏政府”，因而深受社会的欢迎。
丁竹园在为各报撰稿的同时，更充分地认识到办报的作用：“报纸是强国的利器，是社会的前导，是人民的口舌，好处说不尽。”1907年，他在天津“报纸虽有数种，而白话报尚付阙如”的情况下，为“广开风气，增益民智起见”，开始自办《竹园白话报》。这份报纸作为“人民的口舌”，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苦难和斗争做了大量报道，对帝国主义、封建政府和一切腐朽反动势力大胆攻击。竹园主张报纸文字的通俗，是与其唤醒民众之目的相一致的。他的报纸栏目丰富，文章浅显易懂，引人入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使读者耳目一新，加强了报纸的宣传力量。
如果“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使“白话取代了僵化的文言已成事实”，那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白话的提倡及白话文“由渐而兴”的历史，则是白话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应该说，丁竹园也是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大量使用白话著书立说。他的白话寓言《事非经过不知道》作于1907年，是流传较广的一部作品。这篇寓言问世后10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些被公认为是提倡白话文的代表作才陆续刊出。就在同一年，他抱着“广开风气、增益民智”的宗旨，创办了《竹园白话报》，这是我国近代白话兴起后较早的白话报纸。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名噪一时的白话名家。在当时，使用白话文就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加之丁竹园的文章“或庄或谐，入情入理。所以人人爱看，报纸的销数也因为有了子良先生的演说，格外加增”。《竹园白话报》宣传社会改良，提倡振兴国家，反映下层人民生活，成为京津一带颇有影响的一家民间报纸，丁竹园针对各种社会现象发表的评论、综述等，当时京津地区几乎家喻户晓，就连妇女和孩童都能背诵几段。
创办报纸，也是广泛接触社会的良好途径。丁氏兄弟四人中，有三人创办三种私家报纸：丁竹园在天津的《竹园白话报》，在北京同时期尚有其弟丁宝臣等创办的《正宗爱国报》。《燕京报》为回民宗教性报纸，社址在南柳巷永兴寺，社长丁子瑜，则是丁竹园的弟弟，这三种报纸都是当时京津地区很有影响的报纸。通过办报，丁竹园基本上窥见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面貌。这为他爱国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为适宜的土壤。
丁竹园作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其爱国民主思想的产生绝不是一蹴而就，或是一觉醒来的灵感。清朝的腐朽、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以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瓜分危机态势的形成，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和宣传等，都是丁竹园爱国民主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外在社会条件。他曾饱受八国联军攻入京津后颠沛流离之苦，对亡国奴的含义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几十年的行医生涯和十年的办报活动，又使他能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现实，以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办报立说，抨击时政，提出种种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措施，以期唤醒民众，共同改造社会。他的这种爱国情感，从他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和场合先后使用的笔名（如盛世顽民、愤民、顽固生、悲时、清真一分子、烧犀、无补生、公仆等）中可见一斑。所以，从他十年办报、四十年行医来看，丁竹园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出色的报家、成功的医家，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家。
七、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爱国主义思想在回族发展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回族文化渊源一样，其思想来源包含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内涵。回族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运动中不断地增添新内容，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丰富、发展和完善，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一部分。
1.回族爱国主义思想渊源
伊斯兰文化的渊源。伊斯兰文化作为回族文化的主体，对回族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心理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民族精神要素的第一来源。表现在爱国主义思想上，则是对伊斯兰文化的发挥与发展，并使之适合回族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主要表现为：
第一，《古兰经》“圣训”大义与有关爱国主义的经文规定。一是强调穆斯林应持和平、正义态度，驱恶从善。当和平、正义遭到损害或侵犯时，应为此而抗争；二是在政治生活中，对当政者应采取的态度；三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应热爱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热爱家园及其相关的一切，等等，这是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
第二，“顺主忠君”——教义的延伸。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信仰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因为伊斯兰教只跪拜真主，不跪拜凡人及偶像。而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往往以“真命天子”自居，是“君临天下”的绝对权威，须接受全体国民的跪拜，不容忤逆。为适应这种实际，解决生存与立足问题，回族遂从“伊斯兰”“穆斯林”的阿拉伯语原意“顺从”“顺从者”及《古兰经》、“圣训”经义出发，衍而发挥出“顺主忠君”思想，以利宗教发展与现实需要，这也是由当时的社会实际所定的。后来回族的思想家将这种思想加以论述和总结，使之成为中国伊斯兰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穆斯林的社会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成为封建社会穆斯林知识分子爱国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三，“从国是天命”与“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近代中国，危难重重，时代要求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振作起来，团结对敌，共赴国难。在这场全民救国的伟大运动中，回族等穆斯林成为其中一支备受注目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发挥了突出作用。因为刚刚经历了清末血雨腥风的民族劫难，回族穆斯林社会普遍地陷入民族自救、与命运抗争的极端境地，其爱国意识、国家观念等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唤起全民族的觉醒，使摆脱困境、投入全社会救亡的潮流中就成为摆在回族也是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以丁竹园、王静斋、薛文波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果断走上浪尖，以报刊为舆论阵地，直陈国家与民族、宗教与个人的关系，奋力呼吁族人、教胞，以国家兴盛为目标，发扬爱国传统，为中华民族自强而奋斗。如丁竹园，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成果欢呼的同时，不忘大声疾呼“清真教人宜速奋起”，指出：“目下，国基初定，外患频来，凡我清真教人，宜速联络，或投身军界，或捐助军饷，为国家出力，折冲御侮。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在中国清真教的人，奉的是清真教，可全是中国的国民……能把国家维持得强盛了，教门一定亦跟着发达。既是中国人，就当同心努力地维持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特别是其中的“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提法，有如春雷乍响的时代最强音，成为20世纪上半叶回族人士一系列自发爱国行动的真实写照。王静斋阿洪为阐述族教与国家关系、个人报效国家之道，引经据典，在《谨守回族与爱护国家》一文中鲜明地提出“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此文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对后来回民各界的踊跃为国、全民抗敌起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回族文化在中国的孕育、生成、发展，无时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浸润、渗透直至深刻影响。因此，标志回族民族意识重要特征的回族爱国主义思想也就必然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思想。回族先民历史起于唐宋，从学习儒家文化开始，这一思想体系中首倡的“忠君”思想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步入仕途的回族先民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制约着其行为方式。所以这一时期及其以后回族政治人物的爱国热情也就突出地表现在“忠君报国”的实际行动中。
第二，封建社会“忠君报国”“慷慨赴义”的思想行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虽然步入中国历史不长，但处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回族中依然不乏这类舍身取义的时代人物，如南宋末年的马暨，元末的迭里弥实、伯颜子中，明代的铁铉与平安，明末清初的广州“三忠”等，这也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对回族人民行为产生影响的典型事例。这些回族人物的“忠臣节行”虽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但作为古代回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被载入了史册，因而也受到肯定。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回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第三，反抗侵略、救国安民的思想。在近现代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各族人民从上而下广泛地反抗侵略、救国安民、不屈不挠、舍生忘死的爱国主义行动构成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历史长卷中最瑰丽的片断，堪为中华民族之中坚力量。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回族人民在近现代爱国主义运动中不落人后、贡献突出，代表人物层出不穷，堪称典范。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内容作为回族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来源，得到了继承与发扬，与回族伊斯兰文化中固有的爱国思想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回族人民历史上典型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民族历史发展中处处闪现光辉，以杰出成就名载史册。
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进程。爱国主义作为回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回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回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的。中国唐朝，国富民强，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前所未有的盛世。东来的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人，一方面铭记穆圣“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教诲，以追求真知为目的，对中华文明心神往之；另一方面又为大唐盛世的经济繁荣所吸引，遂锲而不舍地踏上遥远而艰险的交流路途。频繁的往来与深入的了解以及最终的定居生活，使其对中国文化由仰慕而介入，“诸蕃人子弟”中开始出现了学习中华文化的潮流，并受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鼓励与支持，其中的佼佼者如李彦升甚至以科举得中进士，时人称其“形夷”而具“华心”。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长安4000名蕃客“安居不欲归”，说明已心在中国。宋代穆斯林在中国分布更广，居住时间更长，已有很多“五世土生”之人，位列版籍，归为国民，如泉州蒲氏一族。至于新来定居、封侯予爵者也不在少数，他们扎根中国，安居乐业，如赛典赤·赡思丁之先祖。这些人之所以能长留中国，除各种具体原因外，无非皆因“景慕中区”“心仪中华”而已，为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和雏形。元代大批东迁、分布全国的各族穆斯林，作为回族族源的主体而居中国，共同的宗教信仰，相同的政治命运，相似的文化背景，相近的心理情感，促使其在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也同时将赖以生息繁衍的中华大地视为自己新的家园，生息垦殖，安身立命。同时又因广泛的分布、相对广大的汉文化环境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必然联系等，使之将中华传统文化因子纳入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也必然将热爱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融入自己的血液。这是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形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