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文学，作为其文学史上的第三次高潮，其主要成就显然在于小说的创作上。在这方面，战后一代犹太小说家已占有日益突出的地位。而在这些声誉日隆的犹太作家中，索尔·贝娄已被认为居于领袖群龙的地位。同样，在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的创作中，贝娄独占鳌头，成为当代美国作家中描写知识分子生活最多、最深刻的小说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如《赫佐格》中的教授摩西·赫佐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学者赛姆勒、《洪堡的礼物》中的诗人洪堡和作家西特林等等。作为大教授、名作家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贝娄本身就对今日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十分熟悉，并且有切身感受，因此，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他的亲身感受，才使他塑造出那么多真实可信的知识分子典型。纵观贝娄所有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我们发现，这个被称为“战后小说家中绝顶聪明的”作家，以其如椽之笔通过描述主人公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反映了战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徬徨，从而提出了不少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本文拟就贝娄笔下知识分子的共性作一管窥，以期求得同行专家的斧正。
1.贝娄笔下知识分子的通病——“精神危机”
贝娄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作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其地位也就够高的了。他们有令人羡慕的职业和较高而又稳定的收入，物质生活上，他们是富足的，而精神生活上，却显得极度匮乏。赫佐格身为大学教授，生活优裕，但对世界现状极端沮丧，精神濒临崩溃，不时给今人、古人、死人、活人甚至上帝和自己写信，发泄内心的痛苦。洪堡是个早慧诗人，第一部诗集就轰动了文坛。30年代已出人头地，成为自己时代的“英雄”，然而，纷至沓来的各种声誉并不能弥补他内心的空虚，盛誉的背后仍是一片恐怖的“荒原”。西特林是识时务的“俊杰”，但当他50年代崭露头角，成为著名作家，以至后来变成百万富翁，上了《美国名人录》时，也感到了精神上的苦闷，终于理解了他的朋友洪堡的痛苦。一只眼的赛姆勒先生，看够了美国社会的丑恶，从心里感到厌烦，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前途表示怀疑，幻想到另外的星球上去寻找一个身心皆宜的栖身之地。由此可见，“精神危机”是贝娄笔下一代知识分子的通病。作者从外部世界的不同侧面，表现了他们内心世界的共同苦闷，说明他们是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受难者。
贝娄笔下的知识分子是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精神危机”也是整个美国社会的“精神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已经动摇了欧洲文明的精神支柱，使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冲击，也震碎了大洋彼岸同伴们的“美国梦”，战争的惨无人道破坏了人们的信念。“冷战”又给美国人的心灵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助长了他们“怀疑、不安和不稳定感的潜流”。战后一度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恐共、反共的宣传和对左翼人士以及对广大知识分子的迫害，在美国造成了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局面。一时，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政治迫害、专横武断、剥夺民权的代名词，成为“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它代表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极右势力的利益”。它泛滥的结果，使美国的极权和独裁现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大大地损害了美国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橱窗”的形象，使美国早年《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的民主精神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使美国人民传统的民主自由思想受到冲击，个人主义的行为受到限制。“大”字当头的大公司、大企业和“群体社会”（mass society）的出现，使他们处处受到压抑，深感不安（modern malaise）。哲学上，由于消极悲观的存在主义等思潮的泛滥和影响，使人们普遍接受了“世界是荒诞的，无意义的，人的存在也是荒谬的，无意义的”这一存在主义的观点。宗教上，人们由对上帝的盲目崇拜到怀疑和否定“上帝已经死了”“上帝把我们抛弃给撒旦”，转向对理性的崇尚。然而，理性的王国究竟在哪里？人们又茫然无知。资本主义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推动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物质的迅猛发展，但这种发展产生的副作用、后遗症反倒摧毁、扼杀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出现了人们物质生活上富有、精神生活上贫乏的不协调现象。“进化论”和弗洛伊德心理学标志着人们对世界、宇宙和人自身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这种认识的深化反倒使人对自身产生了疑问。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畸形和变态把现代人的困惑更加深了一步。因此，“人在世界上失去了立足点，茫茫然无所适从、飘飘然不知所在，精神失去依托、生活没有意义。”普遍、深刻的“精神危机”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这种灾难，尤以敏感的知识分子为重。
具体说来，贝娄笔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其一，人道主义的危机（The humanism crisis）。
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人，就是把人从上帝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中世纪的黑夜中重新升起了人的太阳”。自那时起，人道主义便成为西方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的金科玉律，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深受人道主义影响的贝娄，对人性和人在社会中的命运极为关注，他的作品贯穿着一种哲学上的探索：“人总是某种东西，但他是什么呢？”这在他描写知识分子的几部小说中表现得异常突出。像贝娄本人一样，人道主义成为他笔下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探索人性也就成为他们的自觉行为。但是周围的社会现实使他们最终发现，在陌生、冷漠、异化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理性已经丧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人道主义已被无情的现实生活击得粉碎，又一次陷入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贝娄笔下知识分子的身上，首先是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的破灭。如诗人洪堡，他曾一度很有抱负，企图用柏拉图的美的观念来改造“实用主义的美国”，认为诗人的幻想可以像机器一样有效地替人类造福，但因势孤力薄，幻想均一一化为泡沫，最后因精神分裂而悲惨死去。赛姆勒不但有人道主义的理想，而且还把这种理想化为具体的行动，但二战期间他所受的法西斯迫害和美国社会的惶惑、紊乱和疯狂，使他对人道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幻灭，觉得人类已经“在恐怖中丧失了理想”，地球既是“生育人类的母亲”，又是“埋葬人类的坟墓”。因此，人类只有到其他星球去寻找自己的未来，此外没有别的出路。
丧失人的尊严和体面，是贝娄笔下知识分子人道主义危机的另一表现形式。那种为但丁、莎士比亚等所赞美的人的尊严和伟大，在贝娄的作品中再也见不着了。代之而来的是对人的尊严的肆意侵犯和人的价值的荡然消失。赫佐格就是这样一个丧失了尊严和体面的典型。他崇尚理性，关心文明，有一付“好心肠”，希望做一个“好人”和“了不起的赫佐格”。但事实表明，他不但没有做到，而且还成了一个“吉姆佩尔式的傻瓜”，成为一个软弱无能、任人摆布的“戴绿帽子”的角色。他“所有的决定”都由他忘恩负义的妻子和其情夫做出，“甚至连他的思维也要受他们的指挥”。这就丧失了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和人格，使他深感耻辱。像赫佐格这样对人道主义有着赤诚信念的知识分子，都相信人生的价值在于维护人的尊严，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把人的尊严和体面早已撕得粉碎的畸形世界里，要找到各自的尊严恐怕也只是水中捞月。他们只能在对耻辱的自我反思中玩味自己的精神痛苦。
其二，“自我本质的危机”（The self－identity cri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