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甘蔗老来甜。”如今，周教授栽培甘蔗的经验，像晶莹的白糖一样宝贵。
娇嫩的甘蔗芽，破土而出，成为茁壮高大的甘蔗，并非易事。周教授也走过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
1912年，周可涌诞生在安徽省当涂县农村。他的父亲是个铁匠，也会做木匠活，家境清贫。
他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那时候，他父亲迫于生活，常常流落到浙江吴兴、湖州一带替人打铁。无处可住，他父亲只好借住在破落的祠堂里。祠堂中停放着棺材。即使是白天，人们也不敢进去。他父亲却一点也不在乎。晚间独自睡在棺材旁。
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周可涌从小便是一个胆大的孩子。
有一次，他跟同学到庙里去玩，扳倒了一座泥菩萨的脑袋。玩得热了，就在庙前的小河里洗了个澡，着了凉。回家以后，发起高烧来。他妈妈问明原由，说是得罪了神灵，要去烧香还愿。
周可涌怎么也不相信，不让妈妈去烧香。过了几天，他的病却好了。从此，他更不相信什么神灵。
他爱动，爱玩。他的毛笔字写得不好，他看到班上好多同学的字，比他写得漂亮，便下决心练字。他向同学借字帖练字，今天临摹“柳体”，明天临摹“颜体”，结果越练越糟，吃足苦头。这件事给他的教育颇深，他懂得了在学习上一定要专一，朝三暮四是学不好的。
小学毕业以后，周可涌考上了南京的安徽中学。
最使他惊奇的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戴着黑边眼镜，很斯文，一副教授样子，却穿着布衣草鞋，人称“草鞋教授”。他是谁呢？原来，大名鼎鼎，是陶行知先生！
陶行知教育学生们，要“学习农民，宣传农民，组织农民”。
陶行知教学生们唱他编的歌谣：
手把锄头一锄，锄掉野草好长苗。
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
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才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在这个学校里学习，使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周可涌，更加热爱农业，热爱农村。
1931年，周可涌考入南京的中央大学，在工学院念了一学期，便转到农学院。家里虽然穷，父亲咬咬牙说，多养一些蚕吧，用养蚕收入的钱，供给周可涌念大学。
谁知就在周可涌跨入大学的校门不久，安徽闹水灾，大水淹没了他家的房屋和田地。蚕也被水冲得无踪无影。父亲一急，病了，去世了。
这对于周可涌是莫大的打击。他的经济来源断了。他身无分文，连买大饼的钱都没有，整整饿了四天……后来，在同学们的帮助下，靠半工半读，维持生活，好不容易念完了农学院。
1939年，周可涌被任命为四川内江甘蔗试验场场长。从此，他跟甘蔗结下不解之缘，把毕生的精力献给这种给人类带来甜蜜的经济作物……
新中国成立后，周可涌结束了坎坷的生活，他精神焕发，一心干事业。他在郑依糤农业生产合作社撒下了辛勤的汗水，变登报道歉为登报表扬，被人们传为美谈。他在江苏丹阳，更是为农业生产坚定沉着，临危不惧，豁出生命，使许多人深深为之感动。
那是在1955年，周教授带着学生来到丹阳农场实习。大风挟着大雨来了，长江水位猛涨，眼看就要决堤了。农场正在堤下。学生们有点胆怯了，鼓动周教授下令后撤，回福建去。当时，周教授正在发烧呢。
“不撤！”周教授斩钉截铁般说道，“在这节骨眼上，我们一走，会影响农场职工的情绪。眼下护堤要紧，堤上多一个人，好一个。我们不应当后撤，应当上堤！”周教授还说，“你们都会游泳，怕什么？我不会游泳，我这条老命就在这儿拼了！”
周教授带病冒雨上堤。他一上，学生们也急着上了。农场场长看见老教授前来护堤，在风雨中紧紧抱住他，感动得滚下了热泪。
农场职工们和学生们齐心日夜护堤。堤，保住了。大水，慢慢退了。
周教授，又一次受到了表彰。
“甘蔗没有两头甜。”周教授受过表扬，也挨过批判。
他是一个耿直的科学家。他以为，在科学上掺不得半分假。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主张学苏联的“草田轮作制”，种一年庄稼，种一年草。
周教授坚决反对。他说：“苏联地广人稀，可以搞‘草田轮作’。中国地少人多，你搞‘草田轮作’，岂不要把人饿死！”
周教授的话，完全合乎科学，却被扣上了“反苏”的大帽子。
在1958年，“万斤田”的新闻充斥报刊。
周教授见了，连连摇头。他说：“‘千斤田’，了不起，‘万斤田’，吹牛皮！”
他写文章，驳斥“万斤田”。
于是，一顶“反对大跃进”的帽子，便飞到周教授的头上。他成了“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