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面子”这种全人类共有的身体部位当作中国人的特质，乍一看，似乎荒谬至极。但脸面对中国人来说，并不单单指人的面部，其涵义十分丰富，远远超过我们的语言所能表达和理解的范畴。
想要大体上理解“面子”的含义，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这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本能。在中国，戏剧几乎可谓是唯一的全民性娱乐项目。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就像英国人热爱体育、西班牙人热衷斗牛一样。稍微一点什么事儿，就能使中国人入戏，让他们立即把自己当作了戏里的角儿，做出一连串夸张的戏剧化动作，诸如打躬作揖、下跪叩拜。而这些在西方人看来是十分荒唐的。
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鲁迅
中国人连思维方式都是做戏的模式。一个人想为自己辩解，即使眼前只有两三个人，他也会像是对着一大帮人一样慷慨陈词：“现在你们都在场，你，还有你，你们全都听到了！”如果他的辩解被认可，他就会觉得自己体面地“下了台”。否则，他就会认为自己“下不了台”。显然，他所做的辩解只是一种挽回面子的方式，和事实没有丝毫关系。事实永远不在考虑之列，形式才是关键。合宜的时候用合宜的方式说出漂亮话，做戏的愿望就得到了满足。但如果跑到幕后去探究，那么再好的戏剧都会被毁掉的。
在中国，脸面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林语堂
在各种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如果能恰到好处地做戏，就是有“面子”； 如果做戏失败，无人关注，或者被人打断，就是“丢面子”。正确理解“面子”的涵义，是把握住中国人特性的关键。
仿佛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说的话：“中国人要面子不要脸”， 这句话是万分真确的。
原来面子和脸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中国旧戏里有一套脸谱，这花花绿绿的脸谱就是“面子”，而真正的脸却反而不能辨认清楚了。做戏子的只要在台上耍得好看就可以了，至于真正的脸，长得好看不好看，那是不相干的。其实中国人一切都是如此：只要保全面子，丢脸却全不在乎。阿Ｑ就是一个代表。所以挨人打不要紧，但在背后却要说一句“儿子打老子”，这样虽丢了脸，面子却是有了。所以要面子不要脸是一般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杜重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有关“面子”的技巧和造诣，完全超出了西方人的理解能力之外。他们常常忘了做戏的成分，误把表面话当事实。很多西方人觉得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就像有关南海岛的禁忌一样，是一股不容否定的潜在力量。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令人捉摸不定，毫无规律可寻，只能通过常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应该达成共识：他们永远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同样的事物。
例如，在调停每个村子里那些无休止的纠纷时，“和事老”必须权衡如何顾全双方的面子，就像欧洲的政客曾经要考虑使各方势力平衡一样。调解往往不是为了彻底解决问题，而是让双方的脸面都得以保全。当然，中国人还是希望有人能秉行公义的，但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即使走司法程序，以顾全双方“面子”为裁决依据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使得相当一部分的裁决在这种顾全“面子”的游戏中最终以“和气”收场。
给别人送上一份厚礼，那就是给人面子。如果这份礼物是由个人送出的，最好不要照单全收，但也不能全部拒收。
下面的例子很能说明中国人的面子观念。一个中国人犯了错，即使铁证如山，他也坚决不肯承认，否则就会大丢脸面。一个苦力捡了一个网球，所有证据都能证明球是被他捡走的，但他还是要气愤地矢口否认，然后装模作样地走到网球丢失的地方，蹲下身去，很快就“发现”了地上的网球（实际上球是从他的袖筒里掉下来的），然后他会拿起网球，得意地说：“这不就是你‘丢’的球！”一个侍女把客人的小刀藏到主人的房间里，当客人发现东西不见后，过一会儿，她会“发现”小刀就在桌布下面，并装腔作势地拿出来给人看。这样“面子”就保住了。一个仆人不小心弄丢了主人的银勺子，当他知道自己必须得赔钱或者被扣掉相应的工钱时，便会骄傲地主动辞职，并宣称：“工钱我不要了，就用来抵那把勺子的钱。”这样也保住了“面子”。还有个放债的，明知道有笔债收不回来，他也要寻到欠债人的家里做做戏，对欠债的人威胁恐吓一番，扬言自己有的是手段让他还钱。虽然钱没收回来，但是“面子”至少保住了。而且这样一来，对那些想赖账的人还是会有一定震慑力的。一个仆人偷了懒或者犯了错，当他得知主人要因此解雇他的时候，他便会再次故意犯同样的错，并立刻提出辞职，以保住他的“面子”。
中国人总想在别人面前显得体面一些，优越一些，能够做到这一点就算是有“面子”，反之则是“丢面子”。中国人深知体面的好处，因而总在别人面前像演戏一般表现得很体面。旁观者尽管能看出这只不过是为了某种排场而上演的一出戏，但仍表现得像出席葬礼般地不动声色，如果稍一显露，就会破坏了整个效果而使主人“丢面子”。
——﹝英﹞麦高温
那些死也要有面子的事，似乎对我们毫无吸引力。但是我们听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恩惠，一位中国的县官在被斩首的时候，被允许穿着官服。其目的就是为了顾全他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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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面子”》节选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
九月三十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攀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地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 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