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能够从一个毫无势力的人成长为一方诸侯，很大一部分功劳在于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智谋，用权谋之术来为自己争取得到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即使是奸猾的谋略，只要能够达到目的，那么就不在话是阴谋还是阳谋了。 在曹操发起联军同盟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曹操夺得兖州，并以此建立了军事根据地，再图发展。依据当时的形势，曹操的势力还是很小，根本不足以与其他各路抗衡，而为了得到更大的发展，曹操将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事业上的突破口，让自己能够真正的向强者迈进。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春，曹操的谋士苟或向曹操进谏：“以前晋文公接纳周襄王，各路诸侯都服从他；汉高祖为义帝发丧，天下人都以此归心于他。现在天子遭受磨难，如果将军能够此时首先倡导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实在可以称之为杰出的谋略。但是如果不早一点动手的话，被别人抢了先，错失了良机”。曹操听了大喜，欣然亲自去为皇帝保驾。 曹操在听了荀彧的见解后，不仅大喜，而且立马行动起来。究其原因就是荀彧的见解正合曹操的意。以曹操的谋略，他肯定早能够想到这一点，以保驾为虚，“挟天子以令诸侯”为真，以此控制中央政权，就能够握有发号施令的主动权。这对于此刻的曹操来说，是最大的发展转机。所以，他心里早就打了这个如意算盘，虽然有点奸猾，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上上策。 所以，曹操一看到时机，就立即行动起来。正当天于和百官被李催、郭汜领兵进逼之时，“但见尘头蔽日；金鼓喧天，无限人马到来”，原来是曹操派遣的先锋夏侯悖引上将十员，精兵五万，前来保驾。随后又有曹洪、李典、乐进等上将率步兵前来协助。落难之中的汉献帝感慨道：“曹将军真社稷臣也！”曹操人未到，便已声威大振。于次日曹操亲率大队人马方才到来。 曹操首先营救天子汉献帝，可以说是一举赢得了汉献帝的信任，不仅烘托出了曹操的气势，也为曹操能够把献帝顺利移都许昌打好了基础。 当时长安丧乱，洛阳残破。皇室百官除在洛阳的粮草资财，难以为济而外，政局不稳，“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若留此，恐有不便。”董昭建议曹操，“惟移驾幸许都为上策。”并指出：“‘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决计之。’操执昭手而笑曰：‘此吾之本志也。’”荀彧等谋士也都赞成“迎天子都许”，还用“五行说”论证了都许必兴。 苟或说：“汉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许都属土，到彼必兴。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兴者。”许县为中原腹地，南窥荆越，北视冀幽，东眺齐鲁，西察二京，实为当时社会安定，粮草丰足的好地方。加上许县与曹操的故里谯县相邻，根基牢固。 曹操勤王保驾到“迎天子都许”，历时半年，建安时期共二十五年，是曹操一生建树最多、事业最鼎盛的时期，而为他开创这辉煌历史篇章的，就是为天子保驾护航。 曹操顺利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尽管有谋士适时的进谏，但是归根到底还是曹操的本意为之。其实，这些策略在曹操的心里早就有了谋划，但是他并没有主动先讲出，而是接自己谋士的口道出自己的心机。由此既不容易暴漏自己的谋划，有很好的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目标。他这种不仅对自己的谋士使出奸猾的心计，更对汉献帝奸猾到底的权谋，实在是奸猾的恰到好处。这种识人驭人的高招，全在他的权谋策划范围之内，显示出曹操超越其他豪强的雄才伟略和心机智谋。由此可见，说曹操是奸雄，的确奸之有道。
因此，成大事者，必要的时候，结果是优先于手段的。在可以触及的范围内，采取非常规的手段，运用奸猾的计策，达成既定目标甚至是超出预想范围的目标，都是可行的。有些时候，拘泥于既定形势，缩手缩脚，那么成事永远都会欠火候。用权谋的素质，奸雄的眼光，偶尔耍点奸猾计策，达到理想的、好的结果，此时，这样的奸猾就不再只是坏事了。
“成事之道”奸猾一回又何妨 以成败论英雄的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成事的过程当中，必要时采取一定的非常手段，达到理想的效果，即使手段略显奸猾，只要没有触及底线，那么，也是可取的。 曹操的行事作风就凸显出了这一点。东汉政权虽已如大厦将倾，但汉献帝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仍有影响。谁能把皇帝控制在手，谁就有号令四方的权力。曹操正是看到了这其中的战略意义，所以不失时机地以勤王名义兵保驾，不仅体现了他在政治上的高着，从此给曹操集团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转机。 众多和曹操有相同想法的人，看到曹操的这一步成功，用羡慕、嫉妒加恨的眼光骂他“奸猾”，但是曹操只是做了“己不为而他人为之”的事情，正是他为自己及时的谋划，最后为自己赢得了先机。所以，即使奸猾一回，那又何妨。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足够强大的人，才有说话的权力和决定权。 所以，奸猾未必是坏事。如果用战略意识考量行事的策略，用权谋的良好素质谋划未来，在中规中矩的道路上，稍微为自己寻找一条捷径，能够更快的抵达目的，实现成功，那么，曾经的奸猾就未必是坏事，反而还会是一种困境中奋斗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