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
——《礼记·哀公问》
译文：古时候的三代圣主帝王当政，必定用一定的礼节来敬爱他们的妻子。因为，妻子，是各种亲情关系中最为主要的一个，怎么能不敬爱她呢？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阴阳的结合都再正常不过，但是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男女的结合则显得更庄严更富有理性和色彩！自然界的雌雄结合更多的是出于自然的生理需要，而人类的男女结合则有更多的生命意义和社会责任蕴含期中！夫妇之间，不但要完成自然赋予他们的任务，完成繁衍后代和满足原始欲望，还要完成更多的社会和家庭赋予他们的责任！因此夫妇之间的关系不再像自然界那样单纯，所以需要更多的伦理道德和礼节习惯来约束。因为男女结合无比的庄严和神圣，也因为男女结合需要承担更多的感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所以婚礼比任何礼节都要隆重！夫妻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丈夫的责任和义务，妻子的责任和义务，还涉及到对老人和子女的责任，同时家庭还对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都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和规范起到有重要作用！儒家对夫妇之道有深刻的认知，并对中国的几千年的婚姻史起到决定性作用，就是在当今社会，儒家的夫妇之道还对现实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先秦儒家认为夫妇之间的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最重要的一个。以宗法制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把夫妻关系看得极重。认为是“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国是家的扩大，社会规范是家庭伦常的延伸，故此十分重视家庭和妇女的作用。夫妇之际，是人道的大伦。儒家所重视的五伦，包括夫妇、君臣、父子、兄弟和朋友。其中有三大伦，按照“自然的顺序”应该是先有夫妇，再有父子，后有君臣。虽然从古代到现代，人类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妇之道是人伦之始，这是人类社会所恒久不变的。“夫妇正则父子亲”，有了夫妇之间的相互尊敬与和谐，才能有父母与子女之亲、兄弟姐妹之爱，也才能“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如《周易·序卦传》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意思是说，夫妇关系是社会当中最基本的关系。夫妇关系是产生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没有夫妇关系，便没有父子关系，也没有兄弟关系，也不可能有君臣关系，更不可能有朋友关系及社会成员的有关系。可见夫妇这一伦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伦！后来晋代的韩康伯在注解《序卦传》的这段话时，说：“咸，柔上而刚下，感应以相与，夫妇之象，莫美乎斯。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其义，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之于离也。”唐代的孔颖达在注解《诗经》之首篇《关雎》时也曾说：“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三大伦之间的自然顺序，其实本应该就是如此。只不过到了后来，为了更好的实行君主专制，随着“三纲五常”的兴起，“君为臣纲”成为首要的教条，所以夫妇一伦的地位才降低。虽然在魏晋南朝有“君父先后”的争论，但自唐代以后又恢复并强化了君权之优先。
儒家认为，做君子，行君子的忠恕之道，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从夫妇之道开始。《中庸》所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意思是说，要想成就君子之道，要先从妥善处理夫妻关系开始。如果对妻子都不能行君子之道，对外人就更不可能了！所谓的齐家也不过是正确、稳妥的处理夫妻关系，只要处理好夫妻关系，家庭自然和睦。明清之际的唐甄认为，人伦之道从夫妇之间的相互尊敬与和谐开始，“敬且和，夫妇之伦乃尽”。而当时的人伦不明，“莫甚于夫妻”，“人而无良，至此其极”。针对此，他提出：“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枢也。五伦百行，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不恕于妻而能恕人，吾不信也。”“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唐甄以恕道为“君子善世之大枢”，这符合孔子的思想，也符合当今普世伦理所谓“道德的黄金律”。唐甄提出“五伦百行，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这是恢复了儒家所重视五伦或三大伦的“自然顺序”，符合《中庸》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的思想，如果恕道的推行是从夫妇之伦开始，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就都应该贯彻忠恕的原则。
“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故事就体现了宋宏的君子风范。光武帝有一个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独居宫中，抑郁寡欢。光武帝很敬爱这个姐姐，想在大臣中再为她找个丈夫，故意与她谈论朝中大事，顺便谈起大臣们的人品、言行，想看看姐姐的心意如何。湖阳公主说：“依我看，朝中所有大臣，人品、才学、气宇都不及大司徒宋公！”光武帝知道姐姐对宗弘有爱慕之心，就告诉湖阳公主，想把她嫁给宋弘。公主听了，又羞又喜，欣然答应。光武帝一心想促成这件事。但，宋弘是有妻室的，公主当然不能给人做妾。所以，若要把公主嫁给他，只有让他先把妻子休弃了才行。光武帝一心想促成这件事，特别安排，让湖阳公主坐在屏风之后，然后召宋弘入宫。谈完了公事，光武帝闲闲的提起：“有句话俗话说：‘人，有了地位就换朋友，有了钱财就换妻子’，你觉得这是不是人之常情呢？”他的本意是试探宋弘的心意；如果宋弘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就可以往下谈，要宋弘休妻，当湖阳公主的“驸马”了。没想到，宋弘神色庄重的回答说：“我所听到的，与陛下说的不一样。我只听说：贫贱时交的朋友，是绝不可以忘掉的。曾陪你过穷困日子的妻子，也是绝不可以离弃的！”光武帝听了，只好跟湖阳公主说：“这事办不成，你还是死了心吧！”而宋弘的这句话，却留了下来，成为后世君子的人格指标。君子应该“勿厌故，勿喜新”。物质、人情皆有新旧，喜新厌旧，就会造成浇薄寡恩的风气，所以古人曾说：“与其结新交，不如敦旧好。”宋宏回答光武帝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正体现了一位君子，能坚守婚姻，不喜新厌旧攀附权贵的情操。
儒家认为，夫妇之道要以“恒”为训，以“和”为贵！“恒”更就是要忠于家庭和配偶，保持夫妇之间的恒久关系，切不可朝秦暮楚，朝三暮四！“和”就是琴瑟和谐，夫妻恩爱。《周易·序卦传》云：“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可以看出，“恒”是夫妇本来就应该遵守的本分。人们经常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等成语来祝福新婚夫妇，那么夫妇之间的关系怎样才能做到的恒久呢？
儒家认为“相敬如宾”是夫妻关系保持永恒的重要条件。《礼记·文王世子》中说夫妇之间应该“爱之以敬，行之以礼”，夫妇之道，在于“上床夫妻，下地君子”，“相敬如宾”，礼义相待，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能达到历久弥新的效果。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距离产生美。中国旧式婚姻，主张门第相当，才貌相配，有有老成的人为之主持，结合之后，又主张亲而不狎，相敬如宾；如此，婚前既有相当的客观的条件做保障，婚后又有一些培植的功夫来维持，旧时夫妇关系的所以能历久相安，这些显然是原因的一部分了。“相敬如宾”是一个原则，其目的是以适当的距离增加思慕，增加美好的想象，从而起到维持婚姻长久的作用。“上床夫妻，下地君子”是这个原则的注解。相传金圣叹曾经把妻子送回娘家，过上一段时间，又鼓乐喧阗的用花轿把她抬回来，这虽未免过于轻忽，但就“距离之美”而言，还是可以接受的。
说道“相敬如宾”，梁鸿、孟光夫妇的故事最为著名。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梁鸿年少入洛阳太学受业，博览群书，学问渊博，后回故乡。乡人仰慕梁鸿为人诚信，品行高尚，竞相前来议婚，但他不愿轻娶平庸之妻，一一谢绝。孟家有一女，体肥面黑，三十不肯出嫁。父母问她何故，答曰：“必得梁鸿寻样的贤士方嫁”。梁闻其言，心中称奇，遂聘娶为妻。孟女深知梁鸿有隐居之志，便穿上布衣，向丈夫表白自己能吃苦，愿与之隐居。梁鸿大喜，说：“能侍奉我于山林，这真是梁鸿之妻也！”于是为她起名孟光。不久，两人隐居山林。不慕荣利，安贫乐道，以耕织为生，空闲时以读书、吟诗、弹琴自娱，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后因得罪官僚，梁鸿只得易姓改名，与妻子避居于齐、鲁一带，最后又逃隐于吴地。夫妻两人一贫如洗，只得寄居于人家堂下的小屋中，梁鸿以为人春米养家活口。即便如此因窘，夫妇二人仍相敬相爱。每当梁鸿收工回来，孟光即刻准备饭菜，并低下头，恭恭敬敬地双手将案（食盘）高高托起，与眉毛齐平，请丈夫进食，以此表示自己的恭顺与尊敬。旁人看见都非常惊异，称：“能得到妻子如此尊敬的，定非凡庸之人。”此后，“举案齐眉”之事便逐渐流传开来，而粱鸿与孟光也被后人奉为恩爱夫妻的典范。
儒家认为夫妻之间的分工，也就是五伦中讲的“男女有别”，也是保证婚姻恒久的重要条件。“男女有别”其真义在于强调丈夫与妻子在家庭中有不同之本分，彼此间要懂得如何对待，才能营造美满幸福之婚姻生活。夫妇有别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重男轻女，也不是男女平等，而是指男女的应该各自有自己的任务，要使双方相辅相成，发挥互补互助之作用。男女有别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保持男女的本色和纯洁性，建立幸福的家庭。即使夫妇恩爱也要相互尊重对方的人格、严格区分各自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爱情长久。客观上讲，男女之间的生理、心理、性情、体格、才能都有差别，男女的结合，使婚姻生活中能藉对方之优点、特性，以弥补本身之软弱、缺点，故彼此间当诚心相待，相敬如宾，相顾相助，恩爱相处，安渡一生。
丈夫的责任首先是齐家，最重要的是要尊敬妻子，然后就是养家糊口，建功立业。孔子特别强丈夫调要尊敬妻子，他说：“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所以儒家规定尊敬妻子是一项丈夫必须遵守的义务。
东汉时期，有位名士，叫樊英。他认为夫妻间讲“礼”，不是单方面的妻子对丈夫的尊敬，丈夫对妻子更要表现出有“礼”。根据后汉书记载：樊英有一次生病，他的妻子派丫鬟来问病：你身体怎么样了，樊英就起来给她还了一个礼。照理说在家里，樊英是老爷，你是丫头。按照古代等级观念，老爷怎么能对丫头行礼呢？结果樊英说，在家庭当中，“妻与夫齐等”，地位是平等的。这个时候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显现出来了。樊英认为，丫鬟来是代表妻子来看我的，我应该还之以礼。他的表现日后被引为美谈。
儒家认为妻子的责任是相夫教子。相夫教子简单说就是辅助丈夫和教育子女。儒家对妇女的德行要求比较严格，不过后来对妇女的要求变得太过严苛。
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长孙皇后知书达礼、贤淑温柔、正直善良。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长孙皇后凭着自己的端庄品性，无言地影响和感化了整个后宫的气氛，唐太宗不受后宫是非的干扰，能专心致志料理军国大事，唐太宗对她十分敬服。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又贵为皇后，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而且还有过人的机智。一次，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犹自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征这个老顽固，才能一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什么事这样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臣妾听说只有明主才会有直臣，魏征是个典型的直臣，由此可见陛下是个明君，故臣妾要来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心顺圣皇后。”
孟子幼时家贫。其父名激，字公宣，并无什么功绩可称道。但据史籍记载，其母仉氏却是一位极有见识又很会教育子女的人。孟子幼年丧父以后，母亲就成了他第一任启蒙老师。孟子的成长深受其母的教诲。孟母教子故事久为世人传诵，已经成为后世教育子女的范例。孟家原在马鞍山下的鬼村，山麓坟莹处处，村中儿童追逐嬉戏，不时看到丧葬的情形，也三五成群地模仿大人们的礼仪，扮演丧葬的过程，孟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既不能老是把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家里，唯一办法就是变更居住环境。经过一番周折，孟家母子从凫村迁到了十里外的庙户营村，这里是一个"日中为市"的交易集市，每逢一、三、五、七单日，远远近近的百姓们，手拎肩挑一些自己的土产来到集市交易，讨价还价，喧嚣热闹，这场面对孩子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耳儒目染，孟子和其他一些孩子也学会了锱铢必较的模样。孟母忐忑不安，住了半年又再次迁居。孟母既不愿儿子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也不屑于儿子沾染唯利是图的市侩气，她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儿子成长的环境，她第三次把家搬到了邹城的学宫附近，虽然房子漱隘不堪，但是孟母带着儿子还是安安心心地定居下来。学宫附近常常有读书人来往，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优雅的举止与循规蹈矩的礼仪行为，都给附近居民不少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初解人事的孩子们，常群集在大树底下，演练学宫中揖让进退的礼仪，有模有样，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使得远远察看的孟母内心深处大为高兴："这才是孩子们最佳的居住环境！"她由衷地发出感叹。做人是要求诚实，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当孟家还在庙户营村市集旁居住时，东邻有人杀猪，孟子不解地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漫应："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食肉，孟母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忍痛在捉襟见时的生活费中，拨出一部分钱买了一块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孟子具有天生的灵性与慧根，但也有一般幼童共有的怠情贪玩习惯。有一天，孟子竟然逃学到外面玩了半天。当儿子回家时，孟母不声不响地拿起一把剪刀，将织成的一段锦绢咔嗒咔嗒，拦腰剪成两段，就在孟子惊愕不解时，孟母说道："你的废学，就像我剪断织绢！一个君子学以成名，问则广知，所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你今天不读书，就不可以离于祸患，今后永远就只做一些萦萦苟苟的小事，中道废而不为，怎么能衣其夫子，而不乏粮食呢？"孟母用"断织"来警喻"辍学"，指出做事半途而废，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断织督学"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既惊且惧的鲜明印象，从此孜孜汲汲，日夜勤学不息。孟子在孟母的谆谆教诲下终于成就大才，被后世尊为“亚圣”。
儒家认为，夫妇和谐，是婚姻恒久的保障，也是婚姻就求的最高境界。“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妻礼义相待，以和为贵：“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要做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尔家室，乐而妻帑。”《诗经》有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这些对古代理想夫妻关系的描述在今天看来，别有一番滋味。
苏轼与第一位妻子王弗就夫妇和睦，琴瑟和谐。这是一桩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王弗是个很贤淑、“敏而静”的女人，她平实精明，一直关爱着自己的丈夫。她内向，与苏东坡的坦直豪放的性格恰好互补共助。她知道苏东坡勤读苦学，就伴他“终日不去”；对于书中记事，东坡偶有遗忘，她都能从旁提醒，东坡问她其他书籍，她也“皆略知之”。在东坡做官之后，她时常提醒着丈夫。东坡往往把与之交往的每个人都当成好人，自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又言“余性不慎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肺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之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于是，就有了王弗“幕后听言”的故事。当东坡在与来访的客人谈话之时，王弗总是躲在屏风的后面屏息静听。有一天，一位客人走后，她问丈夫：“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她说，你呀费那么多工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又有一次，“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王弗待客人走后，立即对丈夫劝诫说：“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有王弗在身边，可以说是苏东坡的大幸运。不幸的是，王弗二十六岁时不幸病逝，葬后，东坡在王弗的墓前悲痛的长叹道：“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一怙！”苏东坡与王弗共同生活了十一年。王弗去世后，东坡一直不能忘怀，妻子提醒他的话语不时在耳边响起。就在王弗死后的第十个周年，正当苏东坡调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的孤寂失意的日子里，在梦中又依稀见到了久别的妻子，于是写下了让后人读了只想落泪的两阕小词，以寄托自己的情思。其词曰：“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那年苏东坡三十九岁。词中写出了一个中年男人对爱妻十年前死别的惨痛回忆，透露出的是在失去幸福后只有在梦中才能追踪的那种凄苦心情，开创了用词来悼念亡妻的先河。
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
原文：“定公问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译文：鲁定公问道：“君主使用臣下，臣下服侍君主，该怎样做？”孔子回答说：“君主应该按照礼来对待臣下，臣下应该尽心尽力去效命君主。”
君臣关系是儒家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之一。在当时的各种社会和人身关系中，君臣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私人性质关系，而且还是一种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社会关系，所以君臣关系得到历代儒学者和统治者重视。儒家在讨论君臣关系时，涉及到君主和臣下的关系如何进行定位、君主和臣子应当共同遵循的原则有哪些、君主如何对待臣子、臣子如何面对君主、还包括当君臣关系发生矛盾是应该如何解决等方面。
儒家认为“天下为公”，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都是为了方便百姓而设立的，所以君主和臣子应该是一种分工关系。
《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意思是说，天下是君主的天下，臣子的天下，更是人民的天下，不时某一个人的天下。王夫之就说：“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读通鉴论》）。意思说土地非王者一个人私有，而是为天人所有。这正是“大同社会”之理想，但儒家思想认为一个掌权的君主不可以置天下于不顾而把国家和社会纯粹视为自己私人财产的。就是孟子所谓“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这个论点也基本能被多数君王和统治者接受。例如明代的樊玉衡就曾上疏万历提醒道：“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一般说来，历代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这些思想，还往往自觉地运用它、利用它来调节政治或变革政治。中国古代的天下为公的讨论，还回答了设君之道、为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它既论证了人类实行君主制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
万民立下君主是为了更有利于人民和维护政治秩序。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和“保民而王”。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左·文公十三年传》中说：“苟利于民，孤（邾文公自称）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在其中）焉。”意思是说，上天之所以为民立君主，是为了让人民更好的生活。《尚书仲虺之诰》中说：“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就是说，人民天生是有其意志和欲望的，那么，不同人在自己意志和欲望下的行为就产生了相互关系中的矛盾和秩序问题，所以，如果没有君主出现那就会混乱。君主的职责是节强扶弱，任贤除奸，尚义兴利，安民怀远，保疆卫土。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儒家看来，君主只是依据天道扮演的一个职务性的政治角色，臣子是辅助君王完成利民惠民职责的，君主和臣下是一种分工关系。孟子认为，君臣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同的社会分工，因此，他把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分工来看待，指出君臣之间应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依赖、相互承认对方的独立人格的基础上，赋予君臣之间以一种崭新的政治关系。君主必须本分地遵守法则下的秩序和规则，遵守为君之道，他不可肆意妄为，否则，他将面临批评和反对。臣子必须以礼来忠君，维护君主的威严，完成君主交给的任务。在君臣关系人格平等的框架下，按照不同的社会分工，为君为臣者都要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职责，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端正自己的品行。孟子站在儒家伦理政治立场上，把君主的行为和臣子责任建立在个人道德的修养与提高上，并以此来实现国治民安！黄宗羲认为，天下之大，事务纷繁复杂，并非一个人能够治理得了，而必须由众多臣工共同治理，于是有君臣的分工。而君臣关系并非像父子那样是不可改变的亲情关系，而是像师友那样可以选择的平等关系。人们出来为臣做官，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即并非为君王一人一姓做奴仆，而是对人民负责，为大众服务。而天下的根本大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所以，君臣之间应合舟共济，共同“以天下万民为事”，忧民之忧，乐民之乐。
儒家认为，处理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应该共同遵循一个原则——“礼”。《论语》中记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段话强调了“礼”的重要作用，“礼”是先王所遵守的原则，“礼”是一种仪范，是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秩序和行为规范，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大至国家事务，小至个人的起居往来言行举止都有一个规矩并且以它为标准，都要遵守礼的规定。“礼”是尽善尽美的，无论家事国事只要照“礼”的精神去处理，做事以礼义为先，做人就不会出问题。有子告诉我们，“礼”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协调和维持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衡。上下左右，亲友邻居，人与人之间言语谦和，举止得体。互相之间相处都彬彬有礼，那是一个人素质和教养的体现，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所以说，要构建和谐的社会氛围，礼仪文化的倡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论语》中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思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仅仅用政令来禁止，用刑法来惩治，百姓会因害怕而避免受罚，却没有廉耻之心；但以德来引导，以礼来规范，百姓会因知廉耻而遵守法规。君臣间的关系的处理和办理其他事情一样，都要遵守“礼”的规定，达到“以睦君臣”的目的。因为“礼”是君臣应该共守的，所以“礼”必须体现“仁”的精神，这样才能保证“礼”的正义性！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样就需要注重在制定和实施中，君臣之礼要发挥“仁”的精神。在“仁”的精神下，君臣之礼包括两方面，一是君如何待臣，一是臣如何待君！
《论语·八佾》记载：“定公问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鲁定公以一个国君的身份请教孔子，问，做为一个君王，应该怎样对待臣下；作为臣下又该如何侍奉君主？孔子从道德修养方面回答了鲁定公的问题。孔圣说，只要领导对下属真诚地礼敬、爱护、礼贤下士，臣下就会对君王尽心尽力、忠贞不二。孔子认为君礼臣忠。君应当以礼使臣，凡事当依国家所定的规矩而行。臣应当以忠事君，要尽其应尽的职责。君臣相遇，各尽其道。儒家认为，君主与臣子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该对等，并不是单方的义务。
在君臣关系上，首先臣下要以礼侍君。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孔孟强调了一种有条件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在常态下，人当然要尊老、自谦、礼让，要下级服从上级。没有这样的秩序，社会就无法运转，也不可能和谐。
《论语》中就详细记载了一则孔子面见君王时的样子：“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意思是：“进入朝廷大门时，曲身鞠躬而入，敬畏似无容身之处。不站在大门中央，因中央为君出入之处，立中门为不尊。行不踩踏门槛，踩门槛则不恪。过位，门之中位即君之出入位，不可穿越。君虽不在，过之必敬，足不可轻入之；同时说话声音低微，好像力气不足的样子。进入朝廷议事大堂，先要提起衣服的下摆，使之离地而不止于绊脚栽倒而失礼。侍立于大堂听君令，静心屏息，不喘粗气。这是近临君身当有的气容肃穆。议事毕出大堂之门，下了一级台阶后，才舒气解颜，恢复平日的怡然愉悦。下完台阶之后，快步走着，像鸟儿。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复其常态的从容，但仍存有敬谨之心。”
《论语》中还一则：“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夫子事君极其敬谨。君主所赐之熟食，必先正坐而尝之，再分赐于他人。正席先尝如面对君食一般敬重。君所赐之生肉，煮熟之后，必先进供于天地祖宗。君王所赐之畜生之类，必念君之惠，念生之怜，不敢杀之，而当精心畜养。周礼有“王日一举，膳夫授祭，品尝食，王乃食”。故服侍于君王，君祭祀前不能食，而己不祭则先食之，似若为君食也。或若有疾，而君来视，则移身于南牅下东首，使君得以南视之。东为生气之方，首向东以受生气。病卧不能着衣束带，又不可以亵服见君，故加朝服于身，又引大带于上，犹如着朝服面君一般，敬之至也。夫子身为大夫，若君有命召见，则即刻赴命，不等驾好车马就先步行走了。
这些当然都是记述孔子对君主的一种礼节，但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孔子对君主的尊敬。这样做是不是一点过分了呢？孔子也曾自己说过：“事君尽礼，人以为诌也。”意思是说，对君主尽忠，人们认为是在谄媚。做人难，做一个忠臣更难。一个人有时候想作一个好臣下，对君主尽忠合礼，而别人会认为你是诌媚拍马。所以孔子告诉学生，做臣子就要有个臣子的样子，与君王相处必须讲究礼仪规矩，不要管别人怎么看，只要你的内心是真诚的，不是故意讨好巴结就行。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儒家还认为臣对君还需要尽忠。何谓忠？查《说文解字》："忠，敬也，尽心曰忠。"《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昭公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这是春秋时代人们对忠的解释。忠，是一种应有品德和行为准则。它是一种对事对人的应有品德和行为准则，因为它必然要通过人事才能表现出来。其对象较为广泛，对自己的份内之事，对亲、师、友、君所交待的事都要忠（尽心）。间接地，也便成了待亲、待师、待友、待君（都应该忠（尽心），当然这忠并非无原则的忠。在孔孟那里，"忠"隶属于"仁"，忠是诚实的表现，它所传示的精深内涵本身便是仁义。《荀子·君子》篇里："忠者，敦慎此者也。"把办事敦慎称为忠。忠是做人的原则，更是侍奉君主的原则。
君主对待臣下也要以礼相待。
当君主与臣子发生矛盾，君王有违天道人伦、发生错误时，臣下应该坚持正义，“从道不从君”。儒家从来不认为忠君就要卑躬屈膝，没有自我。《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回答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意思是当忠君就会陷于不义的时候，就可以与君争，不从君命！
儒家反对无原则的“愚忠”，《左传》是儒家经典教材，儒家对于是不是应该死于“君难”的看法是：“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那么大臣们就可以不为其殉难。
儒家还认为当君主不能善待或者迫害臣下时，不但可以不忠与他，还可以起来反抗他。“亚圣”孟子谈到忠时，和孔子一样，绝没有认为忠是无原则地听从上司、君主之命。《孟子·离娄》篇中，"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思是：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当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当腹心；君主把臣下当狗马，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一般不相干的人；君主把臣下当泥土草芥，臣下就会把君主当仇敌。孟子还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意思是，当君主残暴不仁，就完全没有必要在忠于他，而是应该讨伐他，而不被视为弑君，如果再为暴君效力，则是助纣为虐。君的原意是群，君的职能是维护群的利益，残害仁义的纣王只是独夫民贼而已，没有资格再被视为君。
儒家后学认为，臣子应该“从道不从君”，发展了“道统”思想，为臣子怎样侍君提供行为的原则。韩愈、二程和朱熹等人开创的宋明理学或称道学，演绎出一个“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原道》，《昌黎先生集》卷十一），以后又经韩愈、朱熹传之后世的儒家“道统”。道统思想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臣子可以挺直腰板，不卑不亢以浩然正气面对君主的过错，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道统也体现为古来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