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育人之道有着穿越时空的魅力，它不仅传递师道、弘扬师道，铸就万世之师表，而且孕育打造时代之精英，培养百年之人才！即使在科技教育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儒家的教育思想也熠熠生辉！
儒家特别注重师道，教师是神圣的职业，他肩负者弘道和树人的历史重任，由此得到了历代人民的尊敬与爱戴，师长可与父亲的地位相比，师徒如父子就是从这方面说的。作为教师首先要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和为了弘道的献身精神。
儒家的教育思想发端于孔子，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孔子的很多教育思想具有世界普适价值。其“有教无类”（不分阶层，人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其“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时习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后生可畏”等思想，以及孔子所推崇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因材施教、举一反三的教、学态度等，堪称古今通用的“师道”、“学道”；儒家追求真理的精神——“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朝闻道，夕死可矣”，“当仁不让于师”，是教育界永远的座右铭。
原文：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论语·述而》
译文：孔子说：“默默地记住所学的知识，学习而不满足，教诲别人不知道疲倦，这对我有什么困难呢？”
教育思想是人类探索的永恒话题之一，古今中外有无数先哲圣人对其进行论述，为人类的进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国则形成了以儒家为代表的教育思想，为人类教育史谱写了辉煌的乐章！教育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之一，它涉及到对人类本身的终极关怀，它的兴衰与发展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荣辱兴衰，教育肩负人类未来的希望，所以卢梭在他的教育学名著《爱弥儿》一书中这样写道：
“不这样做，事情可能更糟糕一些；我们人类不愿意受不完善的教养。在今后的情况下，一个生来就没有别人教养的人，他也许简直就不成样子。偏见、权威、需要、先例以及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将扼杀他的天性，而不会给它添加什么东西。他的天性将象一株偶然生长在大路上的树苗，让行人碰来撞去，东弯西扭，不久就弄死了。我恳求你，慈爱而有先见之明的母亲，最因为你善于避开这条大路，而保护这株正在成长的幼苗，使它不受人类的各种舆论的冲击！你要培育这棵幼树，给它浇浇水，使它不至于死亡；它的果实将有一天会使你感到喜悦。趁早给你的孩子的灵魂周围筑起一道围墙，别人可以画出这道围墙的范围，但是你应当给它安上栅栏。
我们栽培草木，使它长成一定的样子，我们教育人，使他具有一定的才能。如果一个人生来就又高大又强壮，他的身材和气力，在他没有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以前，对他是没有用处的；它们可能对他还有所不利，因为它们将使别人想不到要帮助这个人；于是，他孤孤单单的，还没有明白他需要些什么以前，就悲惨地死了。我们怜悯婴儿的处境，然而我们还不了解，如果人不是从做婴儿开始的话，人类也许是已经灭亡了。
我们生来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力量；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的，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是愚昧的，所以需要判断的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都要由教育赐与我们。
这种教育，我们或是受之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是受之于事物。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
儒家很早就发现教育对人的未来和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方法与原则，其中尤其提出了师道的问题，因为师道关乎教育的成败与兴衰，所以在将儒家育人之道中无法避开对师道的认识。
儒家格外尊重师道，对教师期待极高。古语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世间若无佛，众生永沉沦。”如果没有圣人出兴，众生便永无出苦之日。提倡"师道"。尊师重教，这是儒家的传统，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大教育家，他们阐述并发扬了师道。有学者云：“华夏文化，至重师承。”两汉时期，经学昌明，博士讲学之风极盛，师道保持不堕。到了魏晋乱世，政治分裂、战争频仍、此风始坏，这与当时的士家大族等有相当关系（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隋唐时期"师道"更是堕落，仍然不兴，韩愈作《师说》、《进学解》，抨击当时不重师道的现状，提出"师"的标准应该具有"传道、授业、解惑"三方面的职能；也不应以地位、资历、贵贱、长幼来确定"师"；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韩愈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还提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名言佳句，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等。下面是其传世之作《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於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於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於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焉。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之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子、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後，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儒家重师德。教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优良的师德，如“当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为人师表、教学相长”；“学高为人师、身正为范”；“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等等。子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人要不断学习，不感到厌烦；教育学生要有耐心，不感到疲倦。“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是师道的重要表现。这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但是如果“得不到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又当如何？教育的事有时真使人厌倦不堪。所以有人说：“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必须要有宗教家的精神，爱人爱世，须要有舍身饲虎、入海救人的牺牲精神才行”。
现代教育家陶行知的师德为世人所敬仰，为了教育事业，他甘为孺子牛。1941年，在极端困难和不断遇到迫害的严重情况下，陶行知更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反共的阴霾笼罩下，物价暴涨不停，育才学校开支发生了极大困难，常有断炊之忧。他以至于发出了现在“我不得不和米价赛跑”的感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乘机向他提出，如同意他们派训育主任，即可拨给全部经费，但遭到陶行知断然拒绝。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刻，陶行知不得不忍痛宣布，全校节衣缩食，每天改吃两餐。他甚至提出要像武训那样用“行乞兴学”的精神来度过难关。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在为画家沈淑羊画的《武训画像》题词时，深情地写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陶行知自己节衣缩食，把捐到的涓涓滴滴都拿去哺养儿童。常穿着敝衣奔走于富贵大人和太太之门，他从英国回来之时曾买了一件晴雨夹大衣，穿久了，又脏又破，他便把它翻过来穿。一次去找一位阔大人，通报的人说：“先生，对不起，我们老爷向来不接待这样装束的人，请你回去吧。”陶行知不慌不忙，掏出一张名片来递给他，那人只好恭顺地送进去了。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和大家一起穿草鞋、挑粪、种田、种菜、养鱼，他请唐家洼一位出色的庄稼人唐老头教大家耕种的方法，他自己也做了唐老头的学生。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我们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扫地、抹桌、烧饭……所有生活上的事不用听差、伙夫，陶行知也亲自参与其事。
教师要德才兼备。教师在道德高尚的基础上还要学有所长，教学相长，不断学习，所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是也！在孔子看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作为教师应该具备的两个重要品质。一个是“才”，一个是“德”，通过“学而不厌”获得才能，体现着教师内心的开放、自强不息和不断进取，而通过“诲人不倦”成就高尚的道德，体现着教师的爱心、耐心和敬业精神。学而不厌是诲人不倦的前提、基础和条件。教师只有学而不厌，才能保持内心的开放和鲜活，才能保证过人的才具，才有与人的资格，才会有不断增长的与人分享的内在需要。否则，诲人不倦就只能是无休无止的唠叨，空洞的说教，就只可能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痛苦，就只可能是“教”的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甚至误人子弟、贻害人间。作为教师尤其要做到这一点。教师是学生的示范，我们希望学生做一个终生学习的人，首先教师要做一个终生学习的人。
儒家主张诲人要以德为先。“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孔子以“仁”、“爱人”为教育的核心，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中庸中和、温柔敦厚的君子风范——“君子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君子中庸”，“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无众寡，无大小”（君子无所谓人多人少，官大官小），“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等。孔子极为注重道德、诚信、气节、人格的教育，“道之以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放于利而行，多怨”（放肆地追求利益，会招致很多的怨恨），“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些教育思想在任何时候都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儒家重视身教。“身教重于言传”，“亲其师，信其道”，教师应该是学生很好的榜样。汉代哲学家杨雄说：“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不仅要以其人格的力量，令学生所敬佩，还要以最佳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将言传和身教完美结合起来，以身作则，行为示范，积极地影响和教育学生，使他们“亲其师”，“信其道”，健康成长。孔子还提出了身教重于言教以及君子在言行、修身方面的要求：“其身正，不令而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仁者，其言也韧”，“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正其衣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君子坦荡荡”，“无求备于一人”（对任何人不求全责备），“道不行，乘桴（小木筏）浮于海”（面对挫折，保持达观）。
孔子是人类的精神导师，是人道主义的启蒙者，是世界上公认的伟大的思想家。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并名列榜首。孔子本身就注重和提倡身教，处处为人师表。
孔子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仪表。在待人接物方面，事事处处做到有礼有节，言行适度，举动文雅，在衣食住行方面也养成了一些好习惯。例如，和乡下人一块饮酒时，喝完酒以后总是让年长的先走，然后自己才退出来。吃着饭的时候，不和别人交谈；临睡之前，不高谈阔论。孔子既注重礼貌，又很强调要有真情实感。他很富有同情心。本来孔子好唱歌，但是遇到人家办丧事的时候，这一天他就不再唱歌了。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他不曾吃饱过。他看见盲人、穿孝服的人，即使对方年轻，也一定站起来；路上碰到的也赶快迎上前去。一天，有位盲人乐师来见孔子，孔子赶紧迎上去。乐师走到台阶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台阶”。当走到席子边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这是席子”。等乐师坐下以后，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屋子里的人，说：“某某坐在这里，某某坐在那里”。送走乐师以后，学生子张便问道：“这样不是太麻烦吗？”孔子回答说：“接待盲人就应该这样”。有一次马棚失火，孔子赶紧问：“伤着人了吗？”并不问伤没伤马。孔子的一个学生因事被捕，进了监狱。孔子并没有嫌弃他，认为“他虽然进了监狱，但并不是他的罪过”，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孔子也很爱惜动物。据说孔子养的一条狗死了，便叫子贡给埋起来。他对子贡说：“我听说，破帐子别扔，好埋马；破车盖儿别扔，好埋狗。我连车盖儿也没有，你拿我的破席子把狗盖上吧，别叫他脑袋露着啊！”孔子很喜欢结交朋友。对于朋友之情，他很珍惜，就是和自己作风不同的人也不肯轻易绝交。他和原壤的交往就是如此。原壤是鲁国人，孔子早年的朋友，为人狂放，不拘礼节，思想作风和孔子很不同。可是孔子和他相处得很好，直到老年仍保持着密切交往。孔子给人的印象是谦和的，可是他对于认为应该做的事，便坚决地去做，百折不挠。他说：“看见道义上该做的事而不去做，这就是没有勇气”。他还提出“当仁不让于师”。
反躬现代教育，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似乎再也见不到传承明文、弘扬师道的气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师道在金钱与权势面前低头，不学无术的所谓“教授”充斥校园，道德沦丧的传教者却经常笼罩着“人类精神导师”的光环，误人子弟的悲剧随处可见，在群魔乱舞的时代再也没有人类精神的避难所，洁白的象牙塔已经失去光泽，再也找不到昔日光辉，而塔内还不时散发着铜臭！是该我们对教育经行反躬自省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