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表表明，1995年至2006年，我国城市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从3.91倍增至8.96倍。中国统计年鉴在统计相关数据时将城市数据与农村数据分开处理，考虑到前面已经论述的城乡收入差距，“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显然比这更大。另据有学者指出，至2006年末，我国千万富翁已有近50万人，而农村尚有2 000多万人没有解决水平极低（年人均纯收入668元）的温饱问题，城镇也有2200多万人生活在最低保障线以下，也就是说全国共有4200多万人还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从基尼系数来看，1993年，我国基尼系数首次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水平，2004年，又进一步达到0.47，接近拉美地区水平。个别地区甚至开始出现“仇富”现象。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收入失衡的严重性和它的全球化因素，提示出我们也必须站在全球高度来思考收入分配的失衡问题。
4、劳动关系失衡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全员就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取得很大发展。但在全球性强资本弱劳动格局的影响下，我国的劳动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点：
第一，经济增长与失业增长同时存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国有企业工人大量下岗，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通货紧缩和市场供求失衡导致的企业普遍生产能力闲置，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等多因素迭加，我国就业形势骤然严峻起来。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0年，我国的失业率一致保持在3.1%左右，2001年升至3.6%，2002年继续上升至4.0%，2003年更增至4.3% 。特别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工人下岗，更凸显出全球化要求一国加强效率的刚性制约。
第二，隐形失业变成了显性失业，失业者痛苦增加。失业者往往有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生理上的痛苦主要是由于生活质量下降，甚至不能自主保证基本生活需要，心理上的痛苦则主要在于挫败感。隐性失业时期，虽然效率低下，但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平均的痛苦分担机制，而显性失业时期，却是失业者及其家庭独自承受，在差距拉大的情况下这极大地加大了失业者的心理负担。
第三，劳动者的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仅占 53.70%，15.68%的农民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劳动合同。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参保率，分别为 33.7%、10.3%、21.6%和 5.5%，基本处于无保障的状况。拖欠职工工资、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等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情况更是屡屡见诸报端。
5、全球化还加剧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困难
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可以集中概括为一句话：它将有可能大大增加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成本。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十七大报告指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这是我国新世纪新阶段发展呈现出的一个阶段性重要特征。
事实确实如此，在过去20余年间，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靠要素的大量投入来实现的，特别是资金、资源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这在新一轮经济增长热潮中更加明显，下表反映的是2001—2006年间我国一些重要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状况，以投资推动增长的情势非常明显。
但问题的关键是，由于我国既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与大量投资相并行的是大量的资源消耗。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仅2003年，我国便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以及40%的水泥，而创造的GDP不足全球的4%。还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日本是中国的15.5倍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仍然占据着世界大部分资源消耗份额，控制着大部分国际间资源流动的通道，一些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国也正在加速崛起，势必会加剧对资源的竞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三年来，我国已连续出现几次“油荒”。这就势必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全球的资源约束要求我们尽快实行遵循资源市场定价的价格机制，而恰恰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定价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中至今仍然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搞得不好就会既影响国家稳定又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举个例子，近两年来，国际市场油价的飙升就使得我国石油消费者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简称“中石油”）两头受累。“中石油”所以受损，是因为在目前的价格机制下它只能实行贴价销售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减少经济震荡，这可以看作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市场体制改革过程的新增成本。从长远来看，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要求资源产品实行市场定价，但此例表明，经济的全球化无疑加大了我国在这个过程的改革成本。
6、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失衡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是环境代价过大。如内蒙古由于毁草开荒，沙化面积不断扩大，历史上著名的科尔沁草原正逐步地变为科尔沁沙地。据大兴安岭林管局统计，近年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年生长量只相当于年消耗量的一半，并且整个森林资源呈现出结构性质量下降的局面。随着流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排入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江大河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逐年增加，全国很多地区水荒加重。一般我们认为，这些情况更多地是与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这当然正确，但是否就与全球化因素无关呢？
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定阶段，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由此产生的一个推论是，既然经济全球化加大了落后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压力，它也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段时间内有意无意地造成落后国家经济在发展中相对忽视环境保护的倾向。再就是，多年来流行的国家之间进行经济比较的关键指标GNP或GDP都不能衡量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这同样会给高度重视GDP的我国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也是很多地方政府重GDP而轻环保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发达国家更是借发展中国家大力吸引外资之机，大量转移污染产业，这更是全球化影响一国生态环境的直接表现。由此看来，即便是环境问题，其实也与全球化有重要关联。
综合以上情况表明，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已经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7、全球化与我国经济发展失衡存在密切关联的进一步证明——以中国西部的农村贫困问题为例
以上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6大典型表现，即地区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失衡、劳动关系失衡、经济环境发展失衡，以及加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本等，这些均与全球化因素有重要关联。但上述问题在具体论述时还只是大致地描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里再运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具体分析中国西部的农村贫困问题来进一步印证全球化对上述问题的重大影响。之所以选中中国西部农村贫困问题作为案例，是因为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城乡关系问题，又关系的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与资本与劳动关系问题、经济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也有明显关联，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具有典型意义。
以往研究者多将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形成的原因归诸自然环境恶劣、人口过度增长、文化素质较差、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若干缺失等 。但所有这些因素其实都无法充分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为什么渐集于中西部农村这个区域性特点。因若论自然环境，不仅东部发达地区显然未必尽比西部农村的自然环境更好，而且东部农村脱贫的根本原因也不在于它有相对于西部优越得多的自然环境，更不在于它在脱贫前后是因为发生了自然环境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亚的自然环境比我国西部恶劣得多，却因特殊原因而富裕，南亚大部分地区比我国西部自然条件更好却仍然有高贫困率，充分表明自然条件恶劣其实既非贫困产生的充分条件也非其必要条件。若论人口过度增长，然而不仅何为“过度”不好确定，也不能解释为何中国东部和韩国等地区却都在人口高增长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其他如文化素质较差、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缺失等因素，如果比较起来，也同样会立显出其解释力之不足。比如“二元结构”问题，笔者不解的是，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前也显然存在“二元结构”，且其程度也并不比西部更轻。笔者以为，更关键的原因恰恰在于本章关涉的全球化背景。
首先，全球化放大了西部市场环境较差的缺陷，加大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
我国西部地区市场环境较差、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管理缺陷较多、除个别大城市外交通与东部沿海地区有较大差距等因素，导致了资金在西部的投资效率大大低于东部。而在全球化时代，外资和外贸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据统计，外商投资自1992年开始连续大幅度增长，到1996年已超过400亿美圆。在整个90年代，外商投资的85%都一直集中在东部。这种情势直到2000年也没有因西部大开发而有任何改变。根据武剑的分析，外商投资的地区差异是仅次于国内投资的地区差距的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一个次重要因素 。西部总体经济发展较慢，导致了西部城市化速度较慢。1982年东西部的城镇化率分别是24.1%和16.6%，两者相差7.5个百分点，而2000年，东西部的城镇化率分别为46.1%和28.7%，两者已相差17.4个百分点。城镇化发展较慢，又导致其对西部农村的辐射作用有限，市场机会相对更少。这有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再加上，我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在自身方面，多沿袭了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式，基本属于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即使有剩余产品，由于距离城市较远，交通不便或者费用太高，对市场不熟悉，缴纳市场管理费等问题，多数送与亲朋好友分享，或者与街坊邻居互通有无。在全球化条件下有此先天缺陷，更加重了其市场机会的减少而无法与东部相比。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言：“发展中国家打开全球工业品和服务市场以及移民和资本流动的再次出现，影响了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贫困和收入分配。”“与OECD国家一样，新兴全球化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差异拉大了。……在中国，不平等差距的快速拉大出现在农村地区和不断拉大的城市聚集区之间，出现在拥有工业聚集区的省份与其他省份之间。”
其次，全球化弱化了政府转移支付扶持西部发展的功能。
政府财政资金在各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对于地区发展有重要影响。根据王小鲁、樊纲的计算，在1990—1997年期间，东部地区财政转移付出占东部GDP的比重从1.66%下降到0.89%，但2000年又上升到1.81% 。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收入占西部GDP的比重在1990—1997年间从3.01%降到2.71%，但到2000年上升到4.72%。2000年东、中、西三个地区间的转移支付总量超过了1000亿元，西部的财政转移收入相当于西部财政支出的30%。应该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施行，中央对西部的财政转移力度在逐渐加大，规模不小。
但中央向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是否扭转了资金的流向呢？这种流向是否与全球化有关呢？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有外资一直对东部地区的重点投放和国内民间资金由于趋利性而大量投往东部这两大因素，尽管西部有大量的财政转移收入但仍然是资金净流出地区，而东部仍然是净留入地区。外资本身就是全球化的直接表现，就是国内民间资金的流动其实也和全球化有绝大关系。因为正是东部受经济全球化浸润更深，促进了东部市场更加成熟、获利机会增多，并且，在海洋运输时代东部的大多数企业显然对外经济融通中运输成本更加低廉。凡此种种因素，不能不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效能大打折扣。
再次，全球化在客观上加大了中国区域发展战略转换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