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沉默了好久，面对面地站着，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喘息。我想我该回去了。爹娘还在等着我写批判稿。她盯了我的衣服一下，又转身走到木箱那里，响了一会，她拿着一颗纽扣过来，轻声对我说，你衣服上的第四颗扣子掉了。这颗纽扣颜色和大小正和你的一样，你回去让你妈妈缝上吧。我低头一看，果然，掉了一颗扣子，一定是在火车上拥挤的时候丢掉的。我看着她纤纤小手中的纽扣，心里怦然一动，我娘都没看出来的地方，她却看了出来。这是一个多么细腻而善良的女孩。
从这天开始，我每天都到她的窑洞坐一会。我发现，每当我推门进去，她清瘦的脸上便漾起难得的笑容。她也是很孤独的，她也渴望有可以交谈的伙伴。可是，在这革命的年代，已没有多少同龄孩子愿意与一个“五类分子”的女儿交往。其实，我们在一起，也没有多少话可讲，常常是她练她的字，我看我的书。当时所能看的，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马恩列斯的一些着作。她家的柜子上摆放的也只有抄家时所剩的这几本书了。我那时对马恩列斯着作，还觉得十分深奥，所以粗翻了几遍，便有些兴味索然。终于，有一天，她神秘地看着我，低声对我说，我家还有一些书，我都藏起来了，你想看么？我喜出望外，说，当然想看。她轻笑一声，说，那你可对谁也不要说呀。我拍拍胸脯说，我若说出去，天打五雷轰。她呲着两颗美丽的小虎牙笑了，说，我相信你，只怕你一时说漏了嘴。
她出去了，不多一会用衣服掩着一本书悄没声地又回来了。她把书递给我，说，你先看这本。读完，我再给你拿。书用牛皮纸包着，我轻轻打开，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我的心不由地狂跳起来，这可是苏修的书呢，现在藏有这种书，或者读这种书的人是很可能被造反派视为“阶级异已分子”的。刘阳借给我这样的书，无疑对我充满了信任。我抬起头，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刘阳樱红的小嘴轻声地笑了。很快，她又摇了摇头。
我说，我记得刘叔有很多书。她点点头，悲伤地说，爸爸烧了许多。爸爸本来是要全部烧掉的，我悄悄地留下了几本。爸爸被抓走以后，它们来抄家，可它们都没有发现我藏书的地方。我走到炕桌前，拿起笔在牛皮封面上写了一个书名《毛泽东着作》乙种本。然后得意地让她看。她眼睛蓦然亮了，随即又布满了阴云，摇摇头说，让别人知道了，你可要有麻烦的。我自信地说，不会。随后又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是知道不了的。然而，她还是象一个大姐姐似的，叮嘱了好久。
我很快就把书看完了。这是我平生看到的第一本外国小说。我在本家伯父那里，读到的全是中国的历史小说和一些被人们视为封建糟粕的《麻衣相书》一类的书籍。所以，我很快就被这新奇的故事，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吸引住了。我为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命运流泪，感叹，心灵受到了剧烈的振荡。我陷入了长久的思考和疑虑。那些日子，我愈加变得痴呆，木然，在家里劈柴、涮锅常常走神，手里握着斧子，脑子里却生动浮现着书中的故事。我几次遭到爹娘训斥。她们一致认为我中了邪。当他们看到我常常躲在小屋里看书，便大发雷霆，学着东北人的话，骂我格色。他们觉得象我这个年龄，应该活蹦乱跳，应该去学校刷标语，写大字报，参加轰轰烈烈的运动。他们并不完全喜欢邵解放那样一天也不着家，从早到晚冲杀在街头和校园，但也不愿意看到即将成人的儿子，一天到晚窝在家里，与生动的世界完全隔离。在他们看来，我是最不正常的。他们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因此，也希望自己的儿女也能象他们那样，活跃，热烈。直到我爹也被揪了出来，他们始终对我的索然独居，沉默寡言和与世无争，满腹的牢骚和由衷的担忧。
两天时间，我就把一本厚厚的《复活》看完了，我没有马上还给刘阳。我又重新去读。然而，就在我读第二遍的时候，我的隐秘被人发现了。
我没有想到是外人，我听到布帘掀起的“刷拉”声，我还以为是我娘，要不就是建国，所以，我没有抬头，也没有说话，仍然背靠着墙坐在炕头看书。进来的人看了我好一会，我还是没有搭话，那人就伸过手来，一把从我的手中将书夺了过去。我立刻惊醒过来，扑过去夺书。那人退后几步，将书翻了一下，“嘿嘿”地干笑了几声，说道，好啊，邵合作，你真行，用毛主席着作当幌子，包的却是封资修。
我心里咯登一下，但我很快将书抢了回来。我紧紧地将书夹在胳膊肘，恨恨地盯着他大声说，你告去吧，我不怕。因为我已经认出了他，他是白晓燕的哥，白晓强。是个正不走运的走资派的儿子。
白晓强还涎笑着，说，你真的不怕我去告。我挺起胸大声道，不怕，你别以为你告了我，你就能捞上什么救命的稻草。我看到他马上蔫了下来，脸灰灰的，呲着牙勉强笑了一下。他个子要比我高一头，然而他此时却萎缩得十分矮小。他大概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
对他，我当时还并不熟悉。他比我大三岁，已到县里上中学去了。他在学校也参加了红卫兵，自从他养父白永祥揪了出来，他便灰溜溜的回到了矿上，成了名不符实的“狗崽子。”我很早便知道他不讨白永祥的喜欢。谁都知道他是徐福的儿子。他娘是带着身孕嫁给白永祥的，据说，他刚生下来，白永祥就要送人。他娘以死抗争，才把他留了下来，但白永祥一直待他很冷淡。他上学比我高两级。我那时发现他是个忧郁的少年，一双徐福似的细眯眼睛总是充满了惊悸和忧虑。
我记得，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虽然都作为各年级的“三好学生”，一齐站在主席台上领过奖状，但谁都没有主动找过谁，他忧郁的目光里经常蕴含着拒人千里之外的骄矜，一种和白晓燕共同拥有的干部子女的骄矜。
他是来找白晓燕的。白晓燕已经很多天没在家落一下脚了，她娘惦记她，打发白晓强来我家找她。我告诉他，我也好几天没看到白晓燕了，包括那个自封的司令邵解放。他以为我诓他，说，晓燕不是经常在你家吃饭么？我说，是经常来吃饭，可最近几天没来。他就嘴里很不干净地骂了起来，他骂白晓燕是疯丫头，后来又突然骂了一声小婊子。我对他这样咒骂自己一母同胞的妹妹非常惊诧，便抬起眼睛看了看他。面对我不友好的目光，他脸红了一下，随即又说，你说，她一个姑娘家家的，整天这样在外面疯跑，也不怕人家笑话。我说，人家不是革命哩么。他讥讽地干笑几声，鼻腔里哼了哼。
他指着我夹在胳膊肘的书，用商量的口气和我说，借给我看两天，行吗？这本书我过去只听说过，一直没见到。我没理他，也不准备给他。他向窗外看了看，压低声音又说，我也有不少书，我们学校图书馆封得时候，我悄悄拿了几本。咱们换着看，怎么样。我还是疑心忡忡地看着他，没有答复。他就说，这样吧，我给你去拿。说完，他就出去了。他一走，我就后悔了。我应该明确地拒绝他，不应该用刘阳的书去和他做“交易”。刘阳是冒了很大风险，才借给我的，我怎么能出卖她的隐秘呢。所以，当白晓强鬼鬼祟祟又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已把书藏了起来。
我准备拒绝“交易”。可当他把已用牛皮纸包封的书递给我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动了。对书的渴望使我忘乎所以，我把他的书打开，发现扉面写着《牛氓》。这是一本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书，他微笑地看着我，向我伸过手来说，拿来你的吧。我迟疑着好久才坑哧坑哧地说，那书不是我的，我不能借给你。他马上说，那书是谁的呢？我感觉到自己的脸胀得通红，说，你就别问了。我不能借给你。你的书，你也拿走吧。他的眼睛立刻睁得很大，有一种被戏弄了的愤怒，他说，你这不是玩我么。我的脸红到了耳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为自己感到耻辱。他已把我逼到墙角，我无法再退了，只好丧气地说，那你对谁也不能说，你得发誓，要不我就不借你。他呲着牙冷笑一声，说，发狗屁的誓，你我现在都是“狗崽子”了，是一类人了，还彼此信不过，真是的。他这么一说，我就释然了。我爹昨天也抓走了，我和他都成了反革命子弟，还谁怕谁呢。
我把书找了出来，给他的时候，我告他，后天交换，还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他点点头，我发现我们已象地下工作者一样，这很有一点刺激。我的心“嘭嘭”地跳，感觉一下成熟了许多。
我用一天时间，就把《牛氓》看完了。这一天，我什么都没做，仅仅睡了两三个小时。我娘已顾不上管我，她疯了似的在矿上上下乱窜，找这个造反队申诉，找那个兵团呜冤，以其雄辩的口才，竭力证明我爹的纯洁无辜，是紧跟毛主席的好工人。但没有人理她。邵解放也找不着，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两天前就开到县里，参加兄弟组织的夺权斗争去了。他已宣布同这个家庭断绝了“关系”。
娘已不给我们做饭。她无心做饭，她们“红大嫂战斗队”已开除了她的“队籍”。娘无比伤心无比痛苦，一回到家里便蒙头大睡。做饭的任务顺理成章地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熬了一锅玉米面煮圪瘩，给我那几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弟妹吃。然后我就躲在小屋里看书。我发现，唯有看书可以让我忘记这个混乱和痛苦的世界。
当我准备第二遍再看《牛氓》的时候，我想到了刘阳。我认为应该与她一齐分享这个动人的故事。我心情复杂地来到她家。我把书递给她，很愧疚地把我的“交易”告诉了她。其实，我完全可以不坦白，但我无法向她隐瞒，我不能欺骗她那一双美丽而纯洁的眼睛。我以为她会责备我，至少抱怨我几句，可她只是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如蒙大赦地喘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她翻动着《牛氓》。她只看了一页，便欣喜地说，那我就看了，她又问我，你还有书看么，我摇摇头，她就又很快出去了，一会儿很神秘地掩着一本书，来到了我面前。我接过来看，依旧是一本外国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这本书，我后来也被迫借给了白晓强。他说，这本书他也是听说过，没读过。作为交换，他借给我一本《三国演义》拿去让刘阳分享。遗憾的是，刘阳只将《三国演义》读了三分之一，便还给了我。她说，她不喜欢。
从此，我们三人开始长达两年的换书“交易”。我是“交易”的最大受益者。那两年，是我这一生中，读书量最大的一段时间。我想，我是在这两年里，长大的。这两年读的书，影响了我一生，并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我也是这场读书“交易”的最大受害者，因为是我自己将我未来的“情敌”介绍给了刘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