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97年，苏凉十岁，我九岁。
那年，任贤齐的一首《心太软》响彻这座城的大街小巷。上学路上，如果自行车骑得够快，往往在上一条街刚刚听到前奏，下一条街正巧接上副歌。虽然我们当时没有随身听，更没钱买磁带，但是学会一首流行歌曲通常不超过三天。
西元1998年，《泰坦尼克号》上映，所有电影院的门前都张贴着杰克和露丝相拥亲吻的巨幅海报。那一年秋初，我和苏凉两个人骑着泄了气的二手自行车穿梭过小半座城，坐在大小、明暗各不相同的电影院里，看过被剪成不同版本的四场后，才终于在一家地下录像厅看到了露丝的裸体。此后一年，我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某种东西开始懵懵懂懂、破土而出，精神跟身体都杂乱不堪。十岁以后，时间就像跨过了一个门槛，日子过得飞快，一个暑假一个寒假，日历就换了新一年的字头。不久后，我跟苏凉根据户口分片制度进入同一所初中。初二以后，苏凉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在区级和市级运动会中蝉联长跑冠军，学校里明恋和暗恋他的女孩子挤破教室门槛。放学后，学校大门口也常有外校女生驻守，只为一睹苏凉真容。可在我的印象中，青春期中的苏凉从没有跟任何女生接触过深，朋友也不多，即使是跟我的交流也日渐稀少。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理解不了深邃和幽暗的、暴露在阳光下的白痴，面对苏凉时总会自卑。我本以为，自从苏凉九岁以后，也就是干妈左娜离开那个家以后，苏凉的身世跟我开始相近，彼此理应更加理解对方。可惜，直到彻底度过青春期后我才醒悟，人与人之间天生就是无法彼此理解的，无论你怎样拼命去表达自己，都像在演一场哑剧。而快乐只有一种，苦痛却有千万种。何况我的心中根本没有称得上苦痛的东西，因为我从一出生就没见过我的父亲母亲，没有被他们或温存或有力的手爱抚过，当然也就无法理解活生生被剥夺走的那种冰冷，有多刺骨。
苏凉的青春期仿佛是向内生长的，可窥见的部分越来越少，他的内心世界悄无声息地隐匿进土壤，躲在阴暗里，滋生出孤独。
从出生到十几岁，我都住在我的姑姑家。据说在我父亲去世一年后，她刚好举家从大连搬回这座城，从此便有了我的寄养地。她是我父亲的亲生姐姐，可我却从未从她的口中听到过任何关于她的弟弟过去的点滴。我的亲生父亲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个隐形的符号，只参与了我的姓氏和容貌。而多年后干爹对我讲述我的父母时，也只是说我长得更像我母亲。姑姑的家，是姑姑、姑父、堂姐一家三口的家，不是我的家，只是我睡觉的床刚好占用了这个家书房的一个角落。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对四人同吃早餐的情景如数家珍，彼时我早已练就吃饭神速的本领，因为我看得出一家三口故意拖慢咀嚼的速度，一定是有些不想被我听到的私房话要聊，而我永远都会在准确无误的时机出门上学。
我想，即便他们不喜欢我，至少也会认为我是懂事的。
初三的暑假，苏凉和我即将进入不同的高中。那时他有了一部CD机，电子市场的二手货，他用初二那年的区运动会冠军的奖金买的。七月的某个周末，干爹叫我回家跟他和苏凉一起吃饭。黄昏，我在楼下院子里碰到苏凉，当时的他，每天耳朵无时无刻不插着耳机，不爱理人，也不爱说话。我总是好奇，他的耳机里究竟都响着怎样的声音，有那么引人入胜。我在楼下撞到苏凉时，天已经半黑了，他说干爹出门买菜还没回家，他又忘记带钥匙。我只好跟他一起坐在楼下的花坛边等。苏凉突然把一只耳机塞给我，一个字也没说，我戴上耳机，歌声模模糊糊，大概因为是盗版，音质差，好在当时老院子里少有地安静，没有平时收废品或剪头发的吆喝声。我用手塞紧耳机，用力地听，声音终于清楚。
那个黄昏的画面，仿佛一本泛黄的老日记本中的一页，每当我把记忆翻看到那里，每一个细节都能准确无误地自动跳出——至今，那首歌的歌词还一字不差地印在我脑海里：
我梦到一个孩子
在路边的花园哭泣
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
你可曾找到
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
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
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有一天爸爸走累了
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
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
这是个旅途
一个叫作命运的茫茫旅途
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
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
我们路过高山
我们路过湖泊
我们路过森林
路过沙漠
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
路过幸福
我们路过痛苦
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
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
那段时间，苏凉的CD机里一直循环播放这首歌，男歌手的声音含蓄又低沉，我只听了一遍就记住，我好奇苏凉在听了上千遍后，又记住了什么。
西元1995年5月8日，一代天籁歌后邓丽君因哮喘突发，在泰国清迈逝世，享年四十二岁。
左娜坐在自家电视机前，哭成了泪人儿。那一年，她三十二岁。
小学以前，我很喜欢去干爹家过周末。多年后回想，也许是因为那时我还太稚嫩，还没有学会读成年人的眉眼高低。起码干爹会准备一桌子解馋的熟食（那时他还不大会做饭），还有足够我和苏凉喝得直打饱嗝儿的八王寺汽水。干妈跟我并不太多说话，她除了敦促苏凉做作业外，基本都是在一首一首地听邓丽君的歌。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甜美的声音是邓丽君，还是在跟同学胡闹时唱起一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才得知。1995年的暑假，我不止一次见到干妈一边跟着邓丽君唱，一边淡淡地流眼泪，看起来让人很难过，可那却是我幼时对“美丽”的定义最初的理解。一年后，干妈离开那个家，至于她为什么会走，究竟去了哪里，我从来也没问起过，干爹和苏凉也一次都不曾提及。自那以后，我对这个家中所有细微的变化都明察秋毫：干爹做得饭菜越来越香，苏凉的话越来越少，再后来，每个月都可以吃到一两次燕子姨的手艺。至于曾经飘荡在那栋老房子里的歌声和琴声，彻底消失。
西元1996年春天，邓丽君逝世近一周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从南吹到北，大量台湾和香港的流行歌曲传入内地。这座城的夜场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派的歌舞厅和夜总会逐渐没落，新兴的酒吧和夜店迅速崛起，消费人群越来越低龄化。左娜想不到在邓丽君逝世后，居然冒出比早年邓丽君在世时更多的中年歌迷，迫切想要重温这个陪伴他们在偷偷摸摸的岁月里一同成长的甜美声音。左娜被一家夜总会邀请出山，专唱邓丽君歌曲。那时的左娜，早在这座城的夜场圈里被冠以“小邓丽君”的称号，是公认的这座城里模仿邓丽君最像的人。邀左娜演出的夜总会名叫“恺撒宫”，是北市场中最着名的一家，老板之一正是当年歌舞团的金团长。几年前，南方娱乐业飞速发展，当地演出团体已经饱和，再没有给大老远从北方过来跑星的演出队伍留下抢饭碗的余地，金团长的歌舞团自然也难逃解散的命运。在全国各地奔波了几年后，金团长带着最后少数甘愿跟着他混饭吃的歌舞演员回到这座城，加入“恺撒宫”，从此过上了当年宋春鸣父亲口中的“守家待地”的日子。
左娜被人重邀出山，又惊又喜。跟这座城绝大多数老厂的命运一样，第一阀门厂的效益日渐低迷，越来越多车间甚至办公室的同事下岗。左娜的钢琴课也早就没有再上，被越来越多音乐学院毕业的钢琴系学生以低廉的授课费在市场上抢走生源。左娜有私心，她当然想要上台唱歌，除此以外，也一心想着多赚外快，补贴家用。自从苏凉上了小学，家里开销越来越大。左娜不但自己爱美，还是个爱面子的妈妈，她不想儿子输给别人家的孩子，从苏凉上学第一天起，吃的、穿的、用的，左娜都给儿子配备最好、最光鲜的。只要儿子上学上得开心，当父亲的苏敬钢也从无怨言。
左娜从未敢想过，苏敬钢居然会同意自己再次上台唱歌。
“只要你喜欢就行。”
苏敬钢在一个天色模糊的清晨对左娜说，当时他正费劲儿地学着为儿子做一顿丰盛的早饭：“谁让我没本事呢。”左娜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她静悄悄地从衣柜最底层收拾出多年前的演出服，在镜子前跟自己的身体比对着，顿时觉得整个人都无比过时、老土。八岁的小苏凉，望着镜中从未见过的妈妈，呆呆地从嘴里冒出两个字：好看。左娜喜上眉梢，搂过儿子，蹲在镜子前，甜甜地笑着问：“真的觉得妈妈漂亮吗？”“嗯。”儿子猛点着头。“真是我的好儿子！”左娜双手架起小苏凉的两个胳肢窝，拼命想要把儿子举起，逗一句“凉凉，笑！”，不料力气根本不足以让儿子的双脚离地。一丝悲凉在左娜眉间掠过，她终于明白，儿子已经长大，自己也不再年轻。
左娜去恺撒宫演出的第一晚，金团长给她提供了时下最流行的演出服——不同于多年前仿照邓丽君演唱会上经典的拖地长裙，而是短到刚刚过大腿根的紧身短裙。起初，左娜不适应，可是看看身边那些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穿着暴露地跳时下最流行的舞曲，为了不输旁人，左娜只好赶鸭子上架。已经三十四岁，唱着老歌的左娜不再是压轴出场，而是被排到整晚演出的中间时段。当左娜深情地模仿起邓丽君甜美婉转的气声时，台下只有少数中年男观众听得投入，曲终时会忘情地拍手。
左娜一周演出三晚，一个月下来能拿到一千八百块钱出场费。每晚，左娜从恺撒宫里出来，都已经是深夜十一二点。苏敬钢会在门外抽烟等着，骑自行车驮左娜回家。某晚，左娜对苏敬钢说，她总觉得最近有人开车在后面跟着她。苏敬钢戒备心强，非要一试究竟，于是嘱咐左娜过两天出门后自己走，他在身后远远跟着。果不其然，没有苏敬钢陪在身边的第一晚，左娜就发现身后有一辆黑色凌志轿车在她身后五十米处，缓缓地跟着，车速比左娜的步速还慢。左娜知道苏敬钢在更远处跟着，心里稍有底气，没想到拐进一条僻静小路时，凌志车突然加速开到左娜身旁，车窗摇下，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探出头和肩膀，左娜觉得似曾相识。“我常来看你演出，”男人面露友好地说，“几年前，我在广州的快活门就看过你的演出。”——“你他妈给我出来！”还没等男人把话说完，他就被从车后冲上来的苏敬钢一把揪住衣领子，半个身子就快被拖出车窗。“你干啥啊？”左娜也被吓了一跳——“干啥？”苏敬钢摸不着头脑了，“收拾他啊！”左娜连忙阻止，强行掰开苏敬钢紧抓不放的手：“人家就是来听歌的，快放开人家！”苏敬钢一脸诧异，闹不清左娜态度转变这么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这是我的电话，”男人从车上下来，递上一张手写的纸条，慢条斯理地调整着刚刚被扯乱的衣领，“我是演出经纪人。”
“电话都是假的！”苏敬钢抢过纸条，看着上面与本地区号完全不同的一串怪异数字。
“我的公司在新加坡。”男人不紧不慢地说。
那一刻，在昏黄的路灯下，苏敬钢捕捉到了左娜眼神中惊现的亮光。
“我觉得左娜小姐很有潜质，”男人的眼神里有一张用真诚与执着编织成的网，轻易地捕获左娜暗暗悸动的心，继续说着，“邓丽君在东南亚也有人数庞大的忠实听众，她去世后，很多人越发强烈地想要看到她的歌曲在舞台上重现，所以我们也在亚洲各地搜寻一流的模仿歌手。我不止一次欣赏过左娜小姐的演唱，毫不夸张地说，你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模仿邓丽君最像的人，也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左娜不说话了，苏敬钢也不说话了，他们和站在面前的男人，各自怀揣着自己的心事。苏敬钢顺手将纸条揣进裤兜，静过片刻，掏出一根烟点上，吸进一大口，吐去轻细的一缕缕烟。
“我希望左娜小姐可以认真考虑，无论你做什么决定，都可以打电话联系我，我下星期就要回新加坡了。”男人最后礼貌地冲二人点点头，坐进车里，开出了阴暗狭窄的小路。
半个月后，某天下班，左娜早早回到家里。
“今天怎么回家这么早？”苏敬钢一进门，看见左娜正将可怜的几件脏衣服塞进盆里准备手洗，“怎么不用洗衣机？”左娜始终低着头，说：“犯不着，就这么几件，机器费水。”
“在我的西裤右边兜里。”苏敬钢在门口一边换鞋一边说。
“你说什么？”左娜拼命压抑着早有准备的惊恐，眉宇间包裹着第一次做贼的心虚。“我知道你要找什么，”苏敬钢平静依旧，“纸条在我西裤右边兜里。”左娜尴尬得失语：“我不是想……”
“如果你想，就去。”苏敬钢终于抬起眼皮，看着左娜。左娜心惊胆战，苏敬钢的这种眼神，她再熟悉不过，只是此刻她无力判断，苏敬钢眼神中刻意压抑的东西究竟是爆发的前奏，还是难以诉说的悲伤。左娜想要说什么，却最终什么都说不出来。苏敬钢走到左娜面前，自己动手从一盆脏衣服里拎出他最常穿的黑色西裤，悄无声息地从裤兜里掏出写着一长串电话的纸条，塞进不知所措的左娜手心里，然后一声不响地走进客厅。左娜跟了出来，她望着苏敬钢宽厚的背影在狭小的房子里渐行渐远。
苏敬钢突然站住，侧过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客厅最宽的那一面墙，左娜追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墙上贴着一张微微泛黄的稿纸，纸上是左娜用娟秀的字体抄写的《约法三章》：
一、无论何时何地，夫妻双方不得跟对方隐瞒任何事情，否则离婚
二、无论何时何地，夫妻双方不得做出损害家庭的事情，否则离婚
三、无论何时何地，不得离婚
夫苏敬钢
妻左娜
1986年8月
苏敬钢启下粘在稿纸四周的透明胶带，几块老旧的墙皮硬生生被撕落。他将稿纸横竖两折叠好，手却在下一秒停留在空中，无处安放。苏敬钢轻轻地撕碎了折好的纸，尽管他的动作已经很轻，“刺啦”的一声锐响还是久久回荡在客厅。
苏敬钢把碎纸片紧紧攥在手里，背对着左娜说，去吧，其他的再也不用多想了。
左娜哭得异常安静，像是当年刚出生的儿子苏凉一样乖，遇到再大的委屈都只会静静地吸自己的拇指，从不惹人厌。所有的泪，都早已静静地融入血液，从此与生命难舍难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