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性"社会，它所创造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的、最开放的国度之一。唐朝也是妇女约束最少的一个时期，宋氏姐妹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文化素质较高，使她们具备了一般妇女所不具备的远大理想，即以才艺学问扬名显亲。按照传统，妇女应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但宋氏姐妹发誓要以扩大自己和家人的声誉。宋氏姐妹才学出众，受人推荐，征召入宫，在宫中，她们不仅参议奏对，酬唱赋诗，甚至参与了朝政,这既使她们实现了扬名显亲的夙愿，也使她们走上了与《女论语》所倡导的妇女道德完全背离的道路。
作为一部迎合封建统治者的书，在它里面包含了许多封建性的糟粕，从自序就可以看出，其写作目的就是要妇女遵从妇道。不过，《女论语》虽是站在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立场上来要求妇女的，但是里面也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如孝敬老人、培养子女、勤俭持家、结婚不大操办、不铺张浪费，夫妻双方，一方有错，另一方帮助他改过自新。这些都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不应一概否定，应该客观认识和肯定它的历史价值。
4集大成之清代
清代初年，王相编印了《女四书》，将班昭的《女诫》，宋若莘、若昭的《女论语》，明仁孝文皇后徐氏的《内训》及王相母刘氏的《王节妇女范捷录》详加笺注，合为一集，刊印发行，乾隆初年陈宏谋也采集古今女教有关著作十余种编为《教女遗规》。正像各种思想学术到了清代都进入了封建时期最后的发展总结一样，女教、女学也在前人的基础上，展现出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影响的面貌，从朝廷到民间，都出现了不少专题著述。
据《清史稿·后妃传》载，清世祖福临顺治十二年(1656年)承孝庄文太后之训，"搜辑古来嘉言美行统成一编"，为《内则衍义》十六卷。顺治序中详细阐述了该书宗旨及篇章体例，其序云：
臣视政之瑕，尝读《礼记·内则》，夫圣人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又言家正而天下定。齐之、正之，其惟《内则》乎！正位乎外者，不明乎是书，何以总乾纲?正位乎内者，不明乎是书，何以修坤教?
序中认为女教的主旨有八点，第一是孝，体现在侍奉舅姑和父母上；第二是敬，做好丈夫的贤内助；第三是教育，要教导好子女；第四是遵礼，诸如体现在祭祀、家政、守节、节俭等等；第五是要谦让；第六是仁慈；第七是勤劳；第八要好学，认为"学者取法之要也"，要学习才能明事理，才能了解规矩仪范。
《内则衍义》是一部探本清源、颇为严谨的女教专著。全书虽为大学士傅以渐等儒臣代笔，但毕竟冠以御定名义刊行，所反映的统治阶级正统女教思想更具权威。且分类细密、篇幅宏大，其评论部分分量较重、理论色彩颇浓，在整个古代中世纪文教著作中堪称巨篇。
康熙五十一年（1712），蓝鼎元编成《女学》六卷。其《女学自序》云：
天下之治在风俗，风俗之正在齐家，齐家之道当自妇人始。……化而齐之，宜莫如学，古者男女皆有学，《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今其书不传，其详不可得闻矣。秦汉以来惟班氏《女诫》最为亲切，而章句无多，学者少之。刘向《列女传》择焉而不精，郑氏《女孝经》语焉而不详，若华《论语》便初学矣，其词俚，无风雅之致，《女训》、《女史》、《闺范》、《女范》之类补苴杂出，难以枚述，大约简不能该，繁不能尽，鄙陋浅率，难登经史之堂。……窃不自揆，采辑经史诸子百家及列女传女诫诸书，依《周礼》妇学之法开章总括其要，后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分为四篇，又于四篇中分章别类，使读者一见了然，随事矜式。
蓝鼎元根据《周礼·天官·九嫔》"九嫔掌妇学之法"的记载，认为妇女不能不学习。但有关著述除了班昭的《女诫》之外，同类著述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不精到，甚至鄙陋粗率等等，所以蓝鼎元采集传统经典著述中的经典格言，并参考史传材料中的相关内容，分德、言、容、功四篇，在进行分类纂辑的同时加以论断。蓝鼎元少负文名，倜傥有才干，曾官至广州知府。蓝鼎元此书受到后人的盛赞，20世纪30年代，陈东原在他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中称此书集女教"二千余年来的大成"（《中国妇女生活史》第275页，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编），虽不乏溢美，但也可见此书的影响。
乾隆年间李晚芳著有《女学言行纂》三卷。上卷为总论，阐明去私之要、阐明敦礼之要、阐明读书之要、阐明治事之要、事父母之道、事舅姑之道；中卷阐明事夫子之道；下卷阐明教子女之道，等等。全书除包含传统的女教内容之外，突出的一点是，竭力主张女子读书，这是同别的女教著作明显不同的地方。
李晚芳本人"性独乐书史，在阁十数年，自左国秦汉及唐宋大家之文无不遍览，自龙门、扶风以下诸史无不淹贯"。（《女学言行纂》附《先慈行迹录》）并曾著《读史管见》一书，因而很自然在《女学言行纂》中特辟"阐明读书之要"专节，竭力主张女子读书，强调"有志女子自当从经史子传取益，几见哲后圣母贤妻淑媛有一不从读经史子传中来者乎?……读书则是以古为鉴、以人为鉴者也，多读书而过者鲜矣"。（李晚芳《女学言行纂》上卷）
与此同时，有关民间的女教作品也流传甚广，像以《女儿经》命名的通俗读物在社会下层受众更广，如"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学针线，莫懒身""遵三从，行四德，习礼仪，难尽说""看古人，多贤德，宜以之，为法则"等等，应该更具影响。自然，从官方到民间，女教自上而下，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在喋喋不止的说教中，让女性感到的是阵阵窒息。
5关于贞操观念
《周易·恒》曰：
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
《礼记·郊特牲》曰：
"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客观来说，虽然儒生们很早就宣传女子"从一而终"的思想，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从一而终"起初并没有成为人们遵循的唯一准则。西汉朱买臣没有做官的时候，家里很穷，靠卖柴度日，妻子嫌他没有本事，便离他而去，迫使他奋发，最终出人头地。而东汉时，当光武帝得知新寡的姐姐对大司空宋弘另眼相看时，便极力从中撮合，尽管后来因为宋弘坚持"糟糠之妻不下堂"，公主再嫁大司空的打算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改嫁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丢人。
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先嫁给了卫仲道，卫仲道死去以后，回到娘家，后来父亲被害，流落他方，作了匈奴左贤王的妻子，并育有一双儿女。曹操与蔡邕是好朋友，在他当政以后，便派人将蔡文姬从匈奴赎了回来，并改嫁陈留董祀。当为官屯田都尉的董祀犯法被判了死罪，蔡文姬"蓬首徒行"，亲自去见曹操，"叩头请罪"，以她的真情至性打动了曹操，使曹操收回了成命，保住了董祀的性命。蔡文姬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才女，作为"才行高秀"者之一。她的事迹及诗文在《后汉书·列女传》中都有记载。
自汉以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战乱频频，加上释、道的冲击，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常常发生动摇，"从一而终"的观念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强调。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不乏守节而死的女性，但再嫁者也为数不少，如唐代的公主许多就曾改嫁。
直至11世纪以后，宋代的程颐和朱熹等人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发展，于是，妇女再嫁便被看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并渐渐不能被社会所接受。
程颐（1033－1107），人称伊川先生，哲宗初，曾任崇政殿说书，为皇帝讲经，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在他一系列的论著中，特别强调"去人欲，存天理"，因此，他认为寡妇再嫁是大逆不道，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说法。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载：
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