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凭借自身的地位和条件，曾经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这就是一群有后妃身份的特殊女性，而比较突出的又是一群"母以子贵"的太后们。历史上临朝听政的太后代不乏人，但真正有所作为的却不多，北魏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是其中的一个。冯氏（442－490），汉族人，祖父冯弘是北燕末代国君，父亲冯朗等降了北魏。冯氏14岁入宫为文成帝拓跋濬的贵人，四年后，被立为皇后。
北魏前期，由于统治者不断发动战争，黄河流域满目疮痍，土地荒芜、民不聊生。面对如此破败局面，年轻的文成帝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政策，特别注重恢复生产，减缓赋役，惩治贪官污吏等。可惜，他还没来得及采取进一步措施，一场重病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那时他才26岁。文成帝年仅12岁的长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氏被尊为皇太后。
文成帝的不幸早逝给冯氏很大打击，但面对车骑大将军乙浑等妄图颠覆朝廷的野心，她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当乙浑迫不及待地发动叛乱时，冯太后当机立断，捕杀乙浑，稳住了局面，并随之宣布自己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献文帝聪睿机悟，虽然年纪不大，却与太后常常针锋相对。太后最终迫使献文帝退位，传位给才4岁的太子，是为孝文帝，17岁的献文帝当上了太上皇，朝政大权则被太皇太后独揽。
冯太后执政之初，面对的不但是统治者内部的重重争斗，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也异常激化，种种改革已迫在眉睫，在她的主持下，北魏朝廷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北魏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冯太后主持的改革，是从太和八年实行班禄、整顿吏治开始的，并由此为其他改革铺平了道路。自春秋战国以来，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俸禄制度也应运而生。但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族原是个游牧民族，以掠夺战争为事，官吏参与掳掠，瓜分战利品，而没有俸禄。随着战争减少，掠夺来的财富已不能满足鲜卑贵族的需要，各级官吏便利用职权，毫无顾忌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致贪官成群、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太和八年六月，北魏下诏"始班俸禄"，由政府定期按照品位高低发给官吏俸禄，不许官吏自筹。为了杜绝贪赃枉法，发给俸禄的同时，又制定了惩治贪污的措施，规定凡贪污绢一匹，无论犯了多少法，一律处死。经过整顿以后，北魏的吏治有所改善，贪赃枉法之事大大减少，也相应地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从而为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继实行班禄之后不久，开始推行均田制。北魏建国之初，畜牧经济比较发达，国有土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随着北方的统一，特别是占领中原地区以后，地主土地私有化发展迅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自耕农民纷纷破产，再加上繁重的赋役征敛，以及连年的饥馑灾荒，广大农民漂泊异乡，沦为流民。太和九年(485)十月颁布均田诏令，诏令说：如今富强者兼并山泽，而贫弱者无栖身之地，因此土地不能充分利用，百姓没有丝毫积蓄。有的人为争地畔而身死，有的人因饥馑而流亡，这样下去，怎么可能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呢?均田令规定，授予15岁以上男子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人露田20亩，麻田5亩。土地不准买卖，年老或死亡时露田归还国家，桑田和麻田可以传给子孙等等。均田制推行以后，使许多贫苦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促进了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长制是配合实行均田制而推行的基层管理制度。北魏"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还有"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情形，大批农民继续控制在大族豪强的手里，均田推行不下去，国家企图通过均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也会落空。太和十年，内秘书令李冲上疏，建议实行三长制，这一制度规定，五家为一邻，设一邻长；五邻为一里，设一里长；五里为一党，设一党长。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管理农民，征发租税和徭役，用汉族传统的什伍组织，来取代宗主督护制。
除了在政治、经济方面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治的新政之外，冯太后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推行了一系列进步主张。她重视发展教育：先前，北魏只有中央官学，没有郡国乡学，郡国乡学是在冯太后下诏后建立起来的，从而完善了教育制度，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她还在皇宫内开办皇子之学，专门教授和培养皇族子弟，既广泛传播了汉族文化，又为以后推行汉化政策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从而为推动北魏政权向封建化迈进奠定了更广泛的基础。
冯太后还决心改变拓跋族残留的原始落后的婚姻习俗。孝文帝即位之初，拓跋族在婚姻关系上还保留原始遗风，如父死，子可妻其后母；兄死，弟可妻其寡嫂。同姓为婚的现象也很普遍。太和七年，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下诏禁止拓跋族同姓通婚。另外，冯太后还主张恢复礼乐，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封孔子的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废止鲜卑族原始巫术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后来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先声。
冯太后前后执掌北魏政权达二十余年。在这期间，她能够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坚决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对当时北方的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复兴、民族融合，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她去世以后，北魏孝文帝继续推行改革事业，形成了"太和改制"的高潮，推动了北魏社会的繁荣发展。
北宋太宗皇帝曾经对宰相这样说："朕之视妻子，如脫屣耳。"有人上奏说皇帝后宫人太多，请作裁减。太宗皇帝听了不太高兴，对宰相说，在内庭供职的不过三百来人，人人都有要负责的事情，都是不可少的。况且我看待我的老婆，也就像脱掉自己脚上的鞋子一样。太宗这句为自己辩白的话说得很刺耳，明显带有对女性的歧视。南宋罗从彦就对太宗的这句话作了批评，罗从彦认为："夫王化之本，《关雎》之训是也，有《关雎》之德，必有《麟趾》之应，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罗豫章集》卷三《遵尧录二》）儒家看来，《诗经·关雎》篇歌颂的是女子的和美之德，《麟趾》篇描述的是男子的信厚之德，只有男女彼此尊重，夫妻关系才能和谐，所以罗从彦认为太宗的这句话实在欠妥，"非人伦之美也"。
这句话使人想起另外一句俗语"兄弟如手足，妻妾如衣服"，话虽如此，其实在封建时代，夫妻的关系通常要比兄弟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皇后们贵为皇帝之妻，天下之母，凭借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如果她们动点什么手脚，想干预点朝政，这不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某些特殊时期，如皇帝生病，皇帝年幼，或皇帝昏庸糊涂之时，她们更有可能挺身而出，从后宫到朝堂，与大臣们议事决断，政出帘帷，其影响绝非普通宗室以至亲王、太子可比。
封建史家从维护皇权正统的立场出发，往往对后妃干预朝政的记载总是有所保留，并常常更注重夸大其带来的不利后果和影响。而历朝历代，也特别注重防范此类事情的发生，如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三年（222）九月，就下诏规定：
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南朝宋武帝刘裕在永初三年（422）五月，颁布禁令：
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母后不烦临朝。（《宋书·五帝本纪下》）
最为极端的是北魏朝廷，从第一代皇帝道武帝拓跋珪起，便形成了这样一个规定：
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魏书·皇后列传》）
如果后宫女子生了儿子，这儿子又被立为皇位继承人，亲生母亲就要被赐死。这是为了避免儿子成皇帝后，母后干预朝政。
回过头来，北魏文成帝死后，儿子拓跋弘即位为献文帝，献文帝是文成帝的长子，母亲是李贵人，依规定被处死。而皇后冯氏则凭借母后的位置，掌握了朝中的大政，后来甚至还逼迫献文帝退位，立献文帝的幼子为帝，当上了太皇太后，真是造化弄人。尽管这不是封建时代的男权统治者所希望看到的局面，但还是出现了，并且不止一个两个。
4蚕、纺织及天狗吃月亮
轩辕黄帝的正妃是西陵氏嫘祖，嫘祖生育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玄嚣，小儿子名叫昌意，后来的颛顼帝是昌意的儿子，而继颛顼之后拥有天下的帝喾，则是玄嚣的孙子髙辛，而尧帝则又是帝喾的儿子，而夏禹则是颛顼的孙子。嫘祖是远古社会中一位伟大的母亲。不仅如此，嫘祖还是我国的纺织之祖，相传嫘祖发明了养蚕，有了蚕有了丝，才有了后代绚烂的丝帛，也才有了傲然于世界之林的蚕桑种植及其纺织技术。嫘祖因此而成为世世代代妇女崇拜的对象，被尊为蚕神，正如乾隆皇帝在诗中赞叹的"衣被天下，功垂萬古"（《西陵教蠶赞》）。
说到纺织，不得不提历史上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
元代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四记载：
福建、两广等省，多种木棉，人们把棉搓成线，然后织成布，名叫"吉贝"。松江府以东五十里的地方叫"乌泥泾"，土地贫瘠，老百姓吃不饱饭，于是打算种植一些别的东西来帮助生计。于是从福建、两广引来棉籽。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踏车、椎、弓等弹棉花的工具，弄起来非常费事。元代初年，从崖州来了一位叫黄道婆的老妇人，于是教乌泥泾的百姓制造弹织棉花的各种工具，并且还能够让纱线交错，给纱线染色，编成各种图案，织成被子、褥子、带子、头巾，上面有花枝、凤凰、棋局、文字，就像画在上面一样。人们从黄道婆那里学到了技术，都争着做这件事情，织成的布帛四处销售，日子渐渐富足起来。没过多久，黄道婆去世了，当地人都非常伤心，为她立了一个祠来庙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
黄道婆无疑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教习传授生活生产技艺活动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中国社会生产经济的发展，正是有了黄道婆这样的普通劳动者，凭借着他们的勤劳智慧，为人类历史写下了无数辉煌的篇章，使后人享受到了不断的发明创造为人类带来的进步文明。
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清代乾嘉时期，有一个姓王名贞仪的女子也颇有建树。
王贞仪(1768-1797)，字德卿，自号江宁女史，原籍安徽泗州(今安徽泗县)，后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市）。祖父王者辅是一位爱好历算的中下级官吏，曾任丰城知县和宣化知府。父亲王锡琛是个医生，曾汇集自己的临床经验，撰成《医方验钞》四卷。
王贞仪天资聪颖，在祖父的影响下，对天文学有浓厚兴趣，不但坚持观测天象，而且还进行相应的实验。例如，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天狗吃月亮这种"月食"的自然现象，王贞仪就通过反复观测和实验，正确理解了此间的科学原理，写出了《月蚀解》。除此之外，王贞仪还对天文学中若干天象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解释，提出了个人见解。她在《岁差日至辨疑》一文中，对历代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加以概括综述和反复阐明。批驳了当时所谓"天渐差而西，岁渐差而东"的误解妄说，并确定"大抵不过六七十年始差一度"的说法，这和实际情形很接近。其他像《经星辨》《日月五星随天左旋论》等文是对于恒星数字、日月五星的移动方向等方面的论述。另外，王贞仪还把自己的天文知识用到气象预测上，以此来推断晴雨丰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