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二大"召开前,陈延年和周恩来等反复研究,决定在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策略。他们计划在大会上开除一批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同时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选举中,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使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陈延年将上述计划及时报告中共中央,待中央批准后,再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当时,出席国民党"二大"实现这一计划是完全可能的。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却不赞成这一主张,反而对国民党右派分子实行退让政策。他们不仅在上海与孙科等进行谈判,将戴季陶、孙科等"请"回广东参加"二大",而且强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中作出让步,形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陈延年对陈独秀等人的右倾妥协退让政策十分不满。国民党"二大"之后,他以广东区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了报告,坚决主张采取向右派进攻的政策。但再次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
国民党"二大"开过不久,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新右派为了反对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在广州密谋策划,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陈延年完全赞同毛泽东由我党团结国民党左派,并联合所有反蒋的军事力量坚决反击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的意见,并立即向中央请示报告,同时,他还要求广东各级党组织和革命群确意见,反而指责"广东工农运动搞得太左",要广东区委"不要轻举妄动,以免破坏联合战线",并提出了"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退让方针。陈延年对此十分气愤。他在一次区委会议上愤慨地说:"苦力主义是要不得的"。"老头子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跟国民党右派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他坚定地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蒋介石为进一步打击、排斥共产党人,又于5月15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所谓的"整理党务案"。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强迫共产党人忍辱接受。"整理党务案"公布后,陈延年召开区委紧急会议,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坚决要求抵制。当时,黄埔军校的党组织请示区委,是否要按"整理党务案"的要党?陈延年明确指示:"一个都不要向所在国民党党部表态,尤其是一向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分的人,更应保持常态,不理睬国民党右派的无理要求。"陈延年还从广东区委抽调得力干部加强黄埔军校党的力量,并指示他们"团结左派,拉拢中间力量,反对极端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军校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配备国民革命军各军的军事政治骨干与后备力量。"在陈延年等人的坚强领导下,广东各级党组织有力地抵制了国民党右派的无理要求。
高风亮节陈延年是一个道德高尚,作风正派,平易近人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同志满腔热情,以诚相待,和大家团结共事,关系十分融洽。对于毛泽东、周恩来、苏兆征、邓中夏、恽代英、彭湃、林伟民等同志,陈延年都十分尊重,经常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与他们磋商工作,互相配合,十分默契。在他的带动和领导下,广东区委的领导核心始终保持着巩固的团结,工作卓有成效,陈延年也获得了同志们的交口称赞。毛泽东曾称赞他"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并说:"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周恩来也曾肯定地指出:"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也曾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陈延年不但善于团结党内同志一道搞好工作,而且对廖仲恺、何香凝、柳亚子、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革命人士也十分尊重,与他们密切联系,积极配合,共同搞好革命工作。特别是他与鲁迅先生的革命情谊,更是十分感人。
1926年秋,原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随军北伐,陈延年便向中山大学的党组织提议,要他们向学校当局提出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任职。在党组织和左派人士的努力下,中山大学聘请鲁迅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陈延年获悉鲁迅接受聘请即将来粤后,立即召集区委和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开会,对欢迎鲁迅的工作作了详细的讨论和周密的安排。他提出:"鲁迅到广东后,要帮助他尽快了解广东情况,了解当前的政治局势"。他亲自指派区委学委副书记、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毕磊负责与鲁迅联系,并一再叮嘱说:"鲁迅是热爱青年的,你要活泼一点,要多陪鲁迅的真诚欢迎和大力支持。通过多次接触和自己的欢察,逐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感情,产生了想与党组织负责人见面的愿望。一天,他问毕磊:"你们的负责人是陈延年吗?延年,我在北京时曾见过他,认识他,他是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鲁迅还亲切地称陈延年为他的"老仁侄"。陈延年得知这一信息后十分高兴,称鲁迅为他的"父执"。1927年3月,陈延年在广东区委办公室会见了鲁迅。他们推心置腹,谈得十分融洽,直至深夜。陈延年对鲁迅关怀备至,在他离开广州去武汉前夕,还特地召集毕磊等人开会,一再叮嘱:"鲁迅是我们党真正的朋友",指示他们继续帮助和支持鲁迅。
1927年3月,陈延年率广东代表团出席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初抵达武汉。
这时,革命形势已发生急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加快了反革命步伐,正阴谋策划一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针对这一形势,中通过了一个以准备反蒋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并决定派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赶赴上海,传达贯彻中央决议案,讨论江浙区委执行中央决议案的具体办法和计划。
陈延年接受任务后,即与同志们从武汉分头奔赴上海。4月13日,陈延年等路过南京,得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于是,他们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经过几番周折,找到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和赵世炎等人。
当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革命者血染十里洋场。目睹反动派的残酷暴行,陈延年怒火满腔,毫无畏惧地投入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4月16日和18日,江浙区委两次召开重要会议,说明了中央派陈延年等来沪的目的和任务,宣布由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李立三、罗亦农等人组成委员会,传达了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了重要发言。他具体分析了当前形势,强调指出,在政治上,应乘资产阶级政权尚未牢固前打击蒋介石,才有胜利的希望,如果再延缓,资产阶级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会议经过讨论,一致推举周恩来起草《致党中央意见书》,由陈延年、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等共同签字署名。《致党中央意见书》科学地分析了"四·一二"以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促使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出师,直指南京",东征讨蒋的正确主张。
4月22日,李立三、罗亦农离开上海去武汉参加党的"五大",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他虽未出席"五大",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极为险恶的形势下,陈延年为恢复和整顿被敌人摧残和破坏的党和工会组织,团结和巩固革命力量,领导上海及江浙地区的民众进行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斗争而日夜奔忙。
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6月26日上午,江苏省委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召开干部会议。会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宣布任命陈延年为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为省委组织部长,韩步先为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会议进行中间,接到报告,说有一名知晓省委机关地址的交通员被捕。陈延年立即与王若飞商量,决定提前散会,与会者纷纷离去。下午3时,陈延年因担心省委机关的安全,便与郭伯和、韩步先等回来观察动静,未见什么异样,便回到屋里继续研究工作。可是,他们刚刚坐下,省委机关便被反动军警包围。陈延年为了掩护其他同志脱险,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奋不顾身与郭伯和等拿起桌椅与反动军警搏斗。结果有两名工作人员在陈延年的示意下迅速从屋顶逃走,而陈延年等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被捕入狱。
陈延年被捕后,与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较量。在敌人审讯他时,他化名陈友生,自称是受皮肤晒得又粗又黑,身穿短衣,而且腿上还扎着草绳,很像干粗活的人,敌人便信以为真。
党组织得悉陈延年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营救。根据他尚未暴露身分的情况,党组织指示济难会中的同志与敌办案人员交涉,准备以八百元将他赎出。与此同时,延年父亲陈独秀的世交、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也在设法营救。恰逢此时胡适来到上海,汪孟邹便求助于他。胡适又辗转求助于老朋友吴稚晖。殊不知此时吴稚晖已成为铁心反共的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得知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但不营救,反而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立即给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去"贺函"。本来,杨虎还不知道已经抓到了陈延年,接到吴稚晖的信后,惊喜万分,立即严加审讯,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韩步先屈节叛变,当堂供认了陈延年。
陈延年身分暴露后,敌人一心要从这位共产党要员身上得到点东西。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美女的引诱难以奏效后,敌人便对他施以酷刑,将他摧残得体无完肤,逼他供出上海的党组织。但是,在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面前,毒刑拷打也算不了什么。陈延年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但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便决定将他杀害。
1927年7月4日深夜,在陈延年被捕九天之后敌人将他秘密押赴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刽子手嚎叫着喝令他跪下,陈延年大义凛然地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能站着死,决不下跪。刽子手们蜂拥而上将他按倒,但当刽子手们刚一松手,挥刀砍来时,陈延年又突然乘势一跃而起,使刽子手的砍刀扑了空。穷凶极恶的敌人恼羞成怒,狂叫着一拥而上,将陈延年乱刀砍死。
陈延年壮烈地牺牲了,时年仅二十九岁。他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的英名和壮丽业绩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