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多年来，只要我知道他来上海的消息，总会找机会去见他。有一次我还是中午时头顶骄阳，骑着破自行车，从虹口区骑到虹桥路去看他，我自认为是我是大陆少数真正理解他的思想的学者之一，也是从他那里得到思想启示与人格感召的受惠者。此后，虽然每次见到他，也还是能谈得很投机，不过他再也不托我做任何事情了。
至于那位美国教授，说了些什么话，我并不清楚，只是我觉得他肯定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思想史不能解释全部历史，这话并没有错，正如经济史不能解释全部历史一样。但这位美国学者却把我的话解释为我对林先生的学问不以为然，而且，他把自己的误解传给林先生，确实也不合适。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由于林先生从来没有主动向我提起这件事，由我再主动向林先生去解释，也太突兀，反而有些不自然了。
后来他来华东师大讲学，我从华师大思勉网上得知他的讲课时间与地点后，特别去听他讲演。不过他的表达仍然令许多人不知其所以然，尽管在座听讲的研究生们估计没有几个人听懂他说什么，但由于他名声实在大，大家仍然认真地听，对他十分敬重，大家都觉得听不懂他讲的微言大义，都是自己的问题。讲演快结束时，有一个学生用一种很自信的口气，问了一个很浅的问题，这说明发问人并没有听懂林先生说的内容，林先生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自信我还是懂了他的意思，于是再问了他另一个问题，他就很认真地投入到回答我的问题中去了，把刚才那个学生忘记了。
中餐时，我自然加入了许纪霖做东的招待林先生的餐会，餐桌上的林先生讲话特别有意思，可以说是妙趣横生，字字玑珠，令人回味无穷，与刚才讲演的枯涩完全不同。
他说，费正清是“帝国主义者”，有白种人的优越感，自以为很了解中国，但对中国并没有深入了解的兴趣，费正清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能力，但学术上不行，总是用自己的一套固定想法来套中国，他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费正清的“文革”与毛泽东现象会做出如此皮毛的错误的判断。
他说到哈佛大学的史华兹教授，说史华兹是真正的中国学大师，谈起话来似乎总是不着边，颇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往往说到一句最重要的话时，只说了一半，再也不说下去了，如同猜谜一样让人回味。
我说，你今天的讲演好像也是这样，你说的有些话，很多人都没有听明白，例如，今天你讲的最重要一句话，也只讲了一半，这句话就是“儒家的道统本身也肯定君权至尊”。如果你再讲下去，就应该得出结论说，“所以在儒家道统中，君统与道统并不是两元的。道统层级低于君统”。但你并没有说。
他还说了一句对我很有启示的话，他说，其实，人们在运用演绎法时，演绎法本身还是受主体固有观念的支配，并没有纯粹的客观的逻辑演绎。他的意思是，人们自以为按客观的形式逻辑在推导，但潜意识里仍然是受自己的主观心态的支配。这也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这样的话他还说了许多。
我对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一般不太有兴致，总觉得洋人讲的不是太肤浅就是不着边际，一般讲演也很少有兴味去听。但林先生的讲演，三十年来，只要我知道，我总会去听，他的思想始终对我有吸引力。
与高人聊天你会时时感到有所收获与启示。林先生身上始终有一种人格魅力。一种夹杂着书生气、率真、自然、睿智、学识，一种北方官话特有的直白质朴，林毓生说话有时似乎很冲人，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你会把这些都当作书生本色，记得就在这次餐桌上，他毫不掩饰对某位台湾知名学者的学术贡献的不以为然，他为台湾“中研院”没有接纳此学者为院士而感觉到很满意，满意到甚至很兴奋的地步。即使他说话很冲，你也会知道这也是他的真性情与魅力所在。
（本文原载2014年7月《读书》杂志）
我们时代最需要本土思想家——读李泽厚的谈话录
思想家需要一些特殊的素质，那就是思辨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触类旁通的联想能力，特殊时代的问题意识、洞察力、悟性，甚至还需要一点浪漫情怀与真性情，而所有这些禀赋要同时结合起来，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是多么罕见。
我最喜欢读思想家的人生谈话录。我总觉得，思想家的传世名着，如同杜鹃啼血，而他的谈话录，却如同山中的清泉，在青石之间，轻松地、不经意地、鲜活地流淌着。我们当年读过《歌德谈话录》就会有这样的体会。李泽厚先生的这本小小的谈话录，也同样如此。
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思想家的对谈录，要比他的学术长篇大论更具吸引力，一个有足够智慧的思想家，只要遇到了能激发他思想的谈话者，他无须在此前有任何准备，他的人生识见、经验、感悟，就会如横放着的瓶子里的水一样，自然而然地通过日常语言而流淌出来。他无须通过刻意的复杂的逻辑与抽象的概念，来包装自己的想法，他也无须如同写论文那样，在桌前正襟危坐，引经据典去考虑周全的理论论证。有时往往是随想而发的几句话，就会引人深思，会让人回味无穷。
在李泽厚这本《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本谈话录里，我特别喜欢这本书中作者以下这些在不经意间说出的内涵丰富，发人深思的话：
——中国道路怎么走，我仍然赞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重要的不是中国应该往哪个方向走，重要的是，“中国不应该往哪里走”。
——中国是讲究经验的合理性，而不是像西方讲先验的理性，先验的理性是绝对的，而中国人则要根据经验合理地改变。
——真正发挥每个人的潜力，也应该包括每个人的片面发展在内，只要身心健康，片面发展，正是一种全面，这种发展才是人生最大的愉快。
——作为一个历史主义者，我不同意“天赋人权”这种非历史的假定，但某些不正确的理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有好作用。如“天赋人权”在启蒙、争取人权与开民智上就是如此。
——我虽然一直赞同改良，但也不能一笔抹杀革命，如平等、社会正义等观念，在有过革命的地方，比没有经过革命的地方，要浓厚得多，这仍是值得珍惜的宝贵遗产。
——宣讲民族主义，在一个国家贫弱的时候，有好处，它可以让人振奋起来，但在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大肆宣扬民族主义，那就很危险，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它容易造成可怕的盲从，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
——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是今天人们羡称的三大家，论读书多，资料多，恐王不如陈，陈不如钱，但论学术业绩，恐恰好相反。
——评论家就是要用理性的文字，把感觉表达出来。
李泽厚是一个思想史学者，但又和一般的思想史学者不同，因为他有很强的史学、史识和史才，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举重若轻的，常常几句话就点到要穴，说到自由主义，他认为“天赋人权”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特定的时代有它的那种特殊功能，对启蒙、对打破迷信有它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分析就非常准确，因为我们很多自由派还在用“天赋人权”套东西来套世界、套中国，认为这套东西就是好的，不拿来就是反动的，反动就要斗争，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谈到民族主义，特别强调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主义，因为现代社会当中，现代世界当中，商品化、世俗化，基本精神是很平庸的，而民族主义恰恰是一种反平庸的时候有一种精神上的补偿，所以我觉得一个后发展国家在一定时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膨胀，他没有用浪漫主义的概念，实际上说的就是浪漫主义。他还提到国家主义的危险性，他说国家主义极其具有煽动人的情感和力量。
提到“新左派”，他又不像我们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那样一棒子打死。他认为“新左派”也有值得同情之处，他们提倡不要把中国美国化，中国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路，才能够找到新的发展的健康的发展方向。但是同时他又指出“新左派”又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新左派”要打中国的“资本主义”，把中国的改革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这是找错了对象，中国现在存在的恰恰不是这样的总理，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发展和进步。
评点了这些以后，中国应该怎么办？他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说中国首先要考虑哪些路是不可以走的，首先不是考虑我们要从理性上认准目标我们去寻找这个目标，因为理性常常犯错误，人的分析能力是有限的，按照理性的原则建构并设计的目标往往是很危险的，怎么办？那就是人类的试错，在尝试和错误当中寻找新的机会，我们要知道哪些路是不可以走的，哪些是死胡同。我们通过经验的办法，在试错中重新寻找出我们的道路来。他主张的是一种合乎常理的经验论的立场，在我看来这里面有着某种保守主义经验论的智慧。
李泽厚提到未来的中国目标的时候提到了几点，二十年以前就提出来了：首先是经济发展，然后是个人自由，再后来才能有真正的宪政民主。这一逻辑有他的常识哲学和理性作为基础的。这不是从乌托邦的原则推导出来的，也不是所谓的理性主义推导出来的。
中国最近十年有一点很明显的问题，国内从思想界到大众，社会共识正在逐渐地消失，左右激进主义思潮的那种情绪化的程度要比十年以前更严重。整个社会正在呈现出一种共识开始逐渐瓦解的危险趋势。当在这种情况下，李泽厚提出的思想和观念，从经验试错这个角度探讨哪些路不可以走，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年以前刘再复先生提出“告别革命”，遗憾的是当时很多人并没有读懂，一看到要告别革命，就以为要和共产党要告别了，其实只要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思维定势来思考问题，就会发现，李泽厚要告别的是激进主义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中的激进主义思潮。这正是执政党努力强调的东西。所以邓小平早就说过了，中国需要明白人，如果不是明白人的话，大家跟着一起倒霉。所以现在我们特别需要明白人，但是要做明白人其实很简单，多读理性的书，使我们的民族能够避免最近可能出现的民族共识的分裂，重新回到一种共识上面来。
我们这个时代曾经缺乏过许多东西，但最缺少的是本土的思想家，在中国，做学问的人不少，但学问家中出思想家者可以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除了政治上的干预、文化气氛的制约、世俗化的影响，更重要的，也许是思想家需要一些特殊的素质，那就是思辨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触类旁通的联想能力，特殊时代的问题意识、洞察力、悟性，甚至还需要一点浪漫情怀与真性情，而所有这些禀赋要同时结合起来，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是多么罕见。李泽厚就是那个缺乏思想家的时代中的罕见的例外。
这里我要谈一下我当年是如何受到李泽厚的影响的。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元史研究生，我的导师韩儒林先生是个学贯中西的考据派大学者，但我的学术志趣与导师的风格差距很大，导师虽然宽容我，但我自己是十分苦闷的，我总觉得元朝这段历史和我们的现实关系太遥远了，考证也并非我的所长，我总想找出一个立脚点，但总是找不到。非常偶然的是，八十年代初，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他的那篇“孔子的再评价”。我读了如获至宝，非常兴奋。因为他第一次用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即我们现在大家很熟悉的结构主义方法，把儒家思想概括为几个关键要素，并对这些要素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结构进行考察，从而能从结构角度来解释儒家思想的意义与内在困境。我就非常冒昧地给他写了封信，谈了他的结构主义方法对我的启示，他来信说，欢迎我到北京来，我们可以见见面，他对年轻人这点非常可贵。说来也巧，正好1981年的时候，元史研究室有个机会，要我这个研究生到北京出差，我就找到李先生家里去了。他就住在煤炭部的宿舍里面，院子里很乱，只记得他家里面还有一个大床，唯一记得那个大床是铜的，其他的都忘掉了。我就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尤其是方法论方面的东西。后来我在研究生阶段就写了《大蒙古国的皇位继承危机研究》，采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多年来，我对思想中的结构的重视，就是深受李泽厚的结构系统论方法的影响。
当然，作为思想家，李泽厚成为那个时代的仅存硕果，也许与他在谈话录中告诉我们的一些偶然事情不无关系：在反右斗争高潮的那三个月，李泽厚正好在敦煌千佛洞研究壁画，幸运地逃过了一劫。后来60年代后期，“左”的思潮起来的时候，又是他的运气，因为他的工资太低，只有64块，在社会科学院那样的大学者云集的地方，人家算来算去也算不上他是学术权威，所以也漏掉了。因为两次漏掉以后，他始终在那么艰苦的环境当中保持着思想者的那种贵在自得的乐趣，他在那个环境中顽强生活下来。成就了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业。
（本文根据《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上海译文出版社图书发布会发言稿修改）
2002年夏，全家摄于女儿读书的瑞士卢森河畔
